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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间开始了

1. 观念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历史学。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可以说是基本要求。所以,学历史的,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是什么”,而不愿意回答“为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没错,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某种所谓“范式”去进行撰述,是危险的。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历史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历史学。

因此,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观念,或者说,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观念的更新或坚守,则构成历史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家),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观念,就是尼罗河。

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河床的,则是逻辑。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是“真历史”。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就叫“思辨说史”。这样一种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显然,这需要史观,需要史识,需要史胆,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

也许,还需要天赋。

当然,也需要启迪。

2. 启迪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便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补结构。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这样的说法: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 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也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仍然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 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 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4]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 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5]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6]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 细节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5]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