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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菊与刀》出版后在日本反响很大。1949年4月,《知性》杂志组织五位学者进行座谈(鹤见和子、川岛武宜、幼方直吉、矶田进、饭塚浩二)。1950年5月,《民族学研究》发表了五位学者的长篇评论(川岛武宜、南博、有贺喜左卫门、和辻哲郎、柳田国男)。1951年5月,《展望》杂志又发表了津田左右吉长达20页的评论。有些学者评价很高(当然也有批评和质疑),以川岛武宜①为代表。有些学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商榷,以和辻哲郎②、津田左右吉③为代表。下面简介这三位学者评论文章的要点。

川岛武宜文章的标题是《评价与批判》④。文章一再指出:此书著者从未到过日本,却搜集了如此大量平凡而又重要的事实材料,生动地描绘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引导出基本的、总体来看又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各种特征,尽管观察难免有误解,分析难免不充分,总的来说,其学识能力“令人叹服”。他反问:“日本学者对美国写出过这样的书吗?”他认为: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战争期间的日本,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传统等等,像放在显微镜下一样,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本书和一些外国人研究日本的书更能刺到“痛处”。“希望所有日本人都阅读一下这本书”,“与任何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恐怕都更加盲目接受自己的传统和思维方式,并以之为准来判断事物。这就是我们所受过的教育。这本书会使我们的反省受到莫大的刺激。”

川岛还指出:鲁思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分不开。当时日本是美国的敌国,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占领、统治日本。即使如此,美国和那些徒知强迫研究人员像小孩子一样、以谩骂敌国为能事的国家不同,对战时的敌国也切实进行科学的、原汁原味的分析。

川岛认为:此书第1章是方法论。第3、第5-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各章分论等级制(Hierarchy)、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儿童教育。第2、第4、第13章不太重要。

在方法论方面,川岛认为:一般地说,英美两国社会科学偏重实证,日本则思辨倾向较重、不太重视实证和资料。然而,鲁思这本书不仅资料丰富,其优点更在于理论分析。社会学论著往往重视各种现象的量的分析,这本书则重视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重视文化的整体及其各种内在联系。川岛认为:“这正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于研究“异质的、充满未知数的文化现象”来说,正如鲁思所强调的,尤其要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川岛还认为,日本人研究日本也应当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亦即,与“量的分析”相比,要更加重视“质的研究”。

唯其如此,川岛赞赏此书首重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按:原著是Hierarchy,通译“等级制”。日译本译作“阶层制”。川岛未采用日译,用的是Hierarchy)。此书细致分析了支撑等级制的一整套烦琐的社会规则,并指明:日本的等级制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终规定人们行动和思维方式的则是等级制。对这种分析,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一些误解:一,日本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佃农、日工、渔民以及城市小市民的家族制度并不那么威严。二,说“邻组”在当时农村已不发挥作用,这与事实不符。邻保组织一直是“日本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三,说日本军队内部废除了“敬语”,以及军队不讲门第、发挥了平等作用等等也与事实不符。

川岛认为:关于“恩”的第5、第6两章最下工夫、写得最好。日本的社会结合,本质上是人身依附或统治服从关系,这已是公认的常识。问题在于:这种关系是靠什么样的规范体系和意识来确立和维持的?对此,以往论述不多。川岛认为是靠两个原理:其一是“恩”的原理,其二是“家”的原理。此书既讲了“家”,更抓住“恩”(第5、第6章)和“义理”(第7章),深入论述。对“这种敏锐的分析”,川岛认为“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

对其他各章(关于“人情”、“道德的困境”、“修养”、“儿童学习”等),川岛也都加以赞许,认为日本人会“很感兴趣”,“足以发人深省”。(例如,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教育,要求终生拳拳服膺,视之为“最高的道德”、“道德的最高理想”的“诚”,在美国或其他民族心目中竟只是“宗教狂对自身教义的狂热”!)同时也都指出某些误解或分析不充分、不确切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全书的方法论上,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指出两个重要缺点:一,缺乏历史的分析。日本是变化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封建性的和市民社会性的、日本式的和西洋式的,往往叠现在一张照片上,相互影响、相互放射。此书著者好几处提到日本人行为、思考方式或“模式”的“矛盾”,感到难以索解。其实,如果能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二,著者这本书把“日本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这是必要的。但不可忽视,日本人中有阶层、职业、地区、知识水平等各种具体差异。美国人研究日本,先把日本人看做一个整体,从研究顺序来说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这里。应当进一步深入分析。从当前日本来说,尤其应当重视研究日本内部各种“力”,特别是保守的“力”和要求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力”的“力学关系”。川岛说,他曾指盼本尼迪克特夫人亲身前来日本,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和重建日本进行研究,但令人遗憾,她已离开人间。

和辻哲郎的评论采取写信商榷的方式。信是写给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⑤的。发表时的标题是:《对科学价值的疑问》。信中说:他年事已高(按:时年60岁),本无意阅读此书。石田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细节虽有谬误,总的来说颇有足以促使我等反省的卓见”。但他读后,感觉此书不像一本学术性著作,希望石田先生告诉他:此书学术价值何在?

他说:他这种感觉不仅在于此书所用资料有不少谬误或误解(这虽然也是问题,但对外国人研究日本理应宽容),而是认为:书中所据资料难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结论。著者应该考虑到:别人可以举出同样多的资料做出相反的结论。他说:如果把考察、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为“日本军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俘虏的思考方式”,也许还有些学术价值。但著者却说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文化的模式”,这就成了以局部概括全体,根据局部事实做出总体结论。

例如,此书开篇写道:“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作为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或信念的资料。和辻认为:这里的所谓“日本人”,都应改为“部分日本军人”。此书所论只是“日本军人的模式”、“日本国粹军人的模式”,不能说是“日本文化的模式”。他还说:日本军人中违犯战争惯例者也是少数暴虐不法分子,这类行为也被视为暴虐不法行为。对于这类行为,不论是南京大屠杀或虐待俘虏,军部都极力隐瞒,不让国民知道真相。这就证明:大多数日本人,乃至军部自身,是把这类行为看做违犯战争惯例,怕引起国民非难,否则何必隐瞒?至于日本人不敢批判军部,这是另外的重大问题。不能因此就认为大多数日本人是容许暴虐行为,是共犯者。日俄战争中日军统帅乃木希典对投降的俄军统帅待之以礼,这件事成为美谈,被编入教科书。和辻本人当时是中学生,曾与同学自发地慰问俄军俘虏。这说明,虐待俘虏是不符合当时日本人的道德观念的。

又如,不投降主义,他指出:日本历史上并没有这种传统观念。明治时期军歌中,士兵们赞美有“智勇兼备之风”的熊谷直实,就是一名降将(先参加讨伐、后投降源赖朝)。投降不是好事,日本人这样看,西洋人也如此。这里的问题是:一部分军人狂热鼓吹“不投降主义”、强令部下不准投降,这能否说成“日本人的人生观”或“日本人的信念”?战场上宁死不降的亢奋心理是有的,但不能把这类心理夸张地说成“人生观”或“关乎道义的信念”。武士当中,“即使有把这种心理当做人生观的武士,也被鄙视为‘猪武士’(鲁莽蛮勇的武士)。十几年来(指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这类猪武士把持了(当时的历史)舞台,即便如此,由此就说这是‘日本文化的模式’,这种独断恐怕和猪武士的独断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再如,“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这类标语口号,能把这类标语口号看做日本人的特性吗?查查“满洲事变”(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几年前的日本报刊,这类标语是看不到的,反而是“唯物史观”几乎占主导地位。这类标语口号是军部势力支持青年军官夺取支配权之后出现的,是“军部的思考模式”。军部专制时代,到处流行这类强制性标语口号。武器弹药不足,就鼓吹精神战胜物质。粮食、燃料不足,就动员民众做体操以忍耐饥寒。如果据此就说“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认为体操可以代替暖房和粮食,这种说法只能令人愕然。

关于“八紘一宇”、“各得其所”,和辻指出:日本的战争领导者用这种标语口号推行侵略主义,这是事实。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懂得这类古语,有的校长甚至因为读错了“紘”字而受到批评。人们大都把这类标语口号当做军部的压力来对待。说这类标语口号是“日本文化模式”的核心、日本“阶层制”的体现,这种说法是非常独断的。“八紘一宇”,我这样的人最初也不懂,查了《日本书纪》的注,原意是指日本国内一家,“四海同胞”,与国外毫无关系。“各得其所”,大概出自《论语》中的“雅颂各得其所”,原意无非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价值。军部用这些话作标语口号,推行侵略主义。但不能说“四海同胞”就是侵略主义。这里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类标语口号能够如此猖狂流行?日本人为什么不能抑制这些右翼暴乱者?这些右翼暴乱者为什么会使议会软弱无力,并占领了报道机构?这样研究才是重要的。

关于“阶层制”(指Hierarchy),和辻认为:现代日本保存了很多古代的东西,这就是“日本文化的重层性”。把这些东西作为“封建时代的遗习”来研究,还有些学术价值。但此书反复强调“日本人”“对阶层制的信赖”,说日本人“在阶层制中安于自己的适当位置”。和辻认为:这种观念已是遥远的过去。一百年前出生的他祖父那一代人,确实抱有这种观念。他父辈一代就很少有人这样了。他本人这一代,从青少年就矢志追求成功、追求更高的地位。

关于日本的“家”,和辻认为,此书所描绘的那种日本“旧式家庭”,在他接触以外的各处可能不少,但这类家庭早在明治时代已经被打上“旧式”的烙印。把这种旧式家庭当做“现代日本的家庭”,让他这个在日本生活了六十年的人只能目瞪口呆。他所接触到的是,青年们大都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职业和婚姻,如果出现矛盾,多半是父母让步。

关于“义理”、“人情”,石田先生曾希望他给予评论。和辻则认为:这个问题和以上各点密不可分,难以置评。

津田左右吉文章的标题是:《菊与刀之国——关于外国人的日本研究》。他首先对著者的意图和方法论表示理解。概括地说,此书认为:“日本人在什么场合会如何行动、性格如何表现、心理状况如何以及成为这些之基础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等等,都可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来了解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看法或观察生活焦点时的聚焦方式,各个民族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这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对日本人,要研究其特性。“同属某个民族的各个人、各种行动之间具有某些体系性的关系,由此形成某些‘模式’。”津田说: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此书作为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和“根本的假定”。

津田首先提出的是资料问题。他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虽可“一言概之”,实则“包含各种异质的东西”。全体而言,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几经变化,明治以后变化之巨更是前所未有。具体而言,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因地位、职业、教育、知识水平等等,诸多差异,不容忽视。就思想而言,或儒,或佛,或近代西洋各种思想。如此复杂,如何考察?其难度恐难以克服。津田认为:“文化人类学总要求对各式各样的生活上的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这种研究方法用之于历史不长,例如太平洋诸岛未开化民族尚可,用之于研究历史悠久、高度文明、文化复杂的现代日本,就出现了困难。

津田对此书著者在美国研究日本表示尊重,认为著者的心地是诚实的,对日本这个敌国国民的观察是力求公平的。书中颇有一些确切的观察,例如,说日本人不指盼革命、认为所谓“革命”不过是权力更替;说日本的“百姓一揆”(日本农民斗争)、阶级斗争也不是要求变革制度;说日本的天皇虽然被当做“神”,但实际这种意义不大等等。然而,由于时间短促(集中研究时间不过两年)、有特殊目的(要完成任务)、有关日本的知识相当缺乏等等,结果做出相当性急的判断。又由于著者身在彼岸,所用资料局限于英文论著或英译的日本著作、小说、传说故事、战时宣传的电影。即使直接接触在美国的日本人,也应当考虑这些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知识的性质、思想倾向、记载的真实程度。总之,津田认为:学术著作对于所收集的资料,不能没有审查和批判。

津田针对此书所论阐述了许多自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天皇和日本的“阶层制”(Hierarchy)问题。认为此书:“把天皇置于阶层的顶端,这种看法不妥。”“阶层制”并不能确切说明江户时代的身份制,更难以概括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各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诸如天皇、华族、官僚、军队、议会、企业、民众、知识阶层,以及其中的上下级、官阶、地位、主仆、师徒、特殊社会的头领和弟兄等等。认为:“日本的天皇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圣存在”,“从来就不是权力把持者,而是作为国家、国民的、精神的统一象征保持其地位、发挥其作用的”,“‘象征’这个词,过去虽然没有,却最能表达天皇地位的本质”等等。

他也认为,把“万邦各得其所”说成在全世界建立以日本为最高统治的“阶层制”秩序,这是军部势力在战时的夸大宣传。把这种说法看做“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是滑稽的。他也否认“日本人眼中没有战时惯例”的说法。

他认为,此书把“恩”比做债务是奇怪的。他承认日本人的道德观确实有缺点,但认为此书说日本人道德的根本只是出自“耻感”和迫于外力、日本人没有与“恶”作斗争的观念等等,恐怕是出自基督教立场。用“荒魂”、“和魂”的古代思想来证明日本人没有“恶”的观念,认为现代日本人也具有“四十七士物语”中的思想,都是不妥的。他还认为:此书是在战时所写,容易把战时日本“军部的行动或宣传看做是日本人的要求或日本人的思想”,把日本人说成好战民族。

此书把日本俚谚和日常用语作为资料,津田表示首肯,但也指出其解释未必都确切。关于“菊与刀”这个书名,津田说:明治以后,“刀”也被作为一种艺术品,此书则仍看做“好战的象征”;至于“菊”之美,远不止于此书所描述的栽培技术,尤在于日本人对自然、秋色、菊姿、菊香的深度美感,这也是著者未能体会的。

津田所论,篇幅既长,也比较复杂,仅略示头绪如上。

近年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研究和评论,已知目录有:C. 道格拉斯·拉米斯(C. Douglas Lummis)著、加地永都子译:《内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察》(《内なる外国 菊と刀再考》),时事通信社,1992年第8版(1981年第1版);南博《日本人论—明治から今日まで》,岩波书店,1994年初版、1997年第7版;森贞彦:《〈菊与刀〉再发见》,东京图书出版会,2002年初版等。⑥

综观各种评论,大体可以说: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评论者对此书评价很高,从哲学、历史学角度评论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困惑。撇开具体问题不说,就根本性质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人类学这个新兴学科的看法问题。实际情况表明:随着全球代的进展,民族、文化问题日益突出,文化人类学日益发展。《菊与刀》这本书也一直畅销。在日本,有统计说:这本书的日译本自1948年出版后至1996年,四十八年间重印超过100次,印数超过230万册⑦,如按日本人口平均,四十多人就拥有一册。在美国,《领袖周刊》有文章把这本书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读读《菊与刀》,了解一下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日本,乃至提高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应该有好处吧。

注释:

①川岛武宜(1909-1992):日本法学者,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学奠基人。著有《日本社会的家族性构成》、《日本人的法意识》、《现代化与法》、《法律社会学讲座》等。有《著作集》11卷。

②和辻哲郎(1889-1962):日本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京都帝大、东京帝大教授。著有《日本古代文化》、《日本精神史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作为人学的伦理学》、《伦理学》、《日本伦理思想史》、《风土》等。有《全集》20卷。

③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多年师事白鸟库吉并在其主持的满铁“满鲜史地调查部”研究中国和朝鲜的历史地理。1939年后在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日本神代史等。1940—1942年以“冒犯皇室尊严”被起诉并判处有罪,1944年被免诉。著有《朝鲜历史地理》(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古代满鲜关系研究》、《中国道家思想研究》、《儒教的研究》、《古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即出)、《神代史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研究》、《日本国民思想研究》、《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等。有《全集》3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