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又稱書生。這固然是個可以驕傲的名字，如說一介書生，書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為清高，和現實脫了節，所以書生也是嘲諷的對象。人們常說書獃子、迂夫子、腐儒、學究等，都是嘲諷書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繞大彎兒，腐是頑固守舊，學究是指一孔之見。總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書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讀死書或死讀書，所以在現實生活裡老是吃虧、誤事、鬧笑話。總之，書生的被嘲笑是在他們對於書的過分的執著上；過分的執著書，書就成了話柄了。
但是還有寒酸一個話語，也是形容書生的。寒是寒素，對膏粱而言。是魏晉南北朝分別門第的用語。寒門或寒人並不限於書生，武人也在裡頭；寒士才指書生。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並不關涉到書；單這個字也不含嘲諷的意味。加上酸字成為連語，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憐相活現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韓愈《薦士》詩，酸寒溧陽尉，指的是孟郊。後來說郊寒島瘦，孟郊和賈島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詩。寒和瘦映襯起來，夠可憐相的，但是韓愈說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憐別人說酸寒，可憐自己也說酸寒，所以蘇軾有故人留飲慰酸寒的詩句。陸游有書生老瘦轉酸寒的詩句。老瘦固然可憐相，感激故人留飲也不免有點兒。范成大說酸是書生氣味，但是他要洗盡書生氣味酸，那大概是所謂大丈夫不受人憐罷？
為什麼酸是書生氣味呢？怎麼樣才是酸呢？話柄似乎還是在書上。我想這個酸原是指讀書的聲調說的。晉以來的清談很注重說話的聲調和讀書的聲調。說話注重音調和辭氣，以朗暢為好。讀書注重聲調，從《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記殷仲堪的話可見；他說，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說到舌頭，可見注重發音，注重發音也就是注重聲調。《任誕》篇又記王孝伯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熟讀《離騷》該也是高聲朗誦，更可見當時風氣。《豪爽》篇記王司州（胡之）在謝公（安）坐，詠《離騷》、《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正是這種名士氣的好例。讀古人的書注重聲調，讀自己的詩自然更注重聲調。《文學》篇記著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從此袁宏名譽大盛，可見朗誦關係之大。此外《世說新語》裡記著吟嘯，嘯詠，諷詠，諷誦的還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誦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罷。
這裡最可注意的是所謂洛下書生詠或簡稱洛生詠。《晉書·謝安傳》說：
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說新語·輕詆》篇卻記著：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劉孝標注，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雲老嬋聲。所謂重濁，似乎就是過分悲涼的意思。當時誦讀的聲調似乎以悲涼為主。王孝伯說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胡之在謝安坐上詠的也是《離騷》、《九歌》，都是《楚辭》。當時誦讀《楚辭》，大概還知道用楚聲楚調，樂府曲調裡也正有楚調。而楚聲楚調向來是以悲涼為主的。當時的誦讀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誦或梵唱的影響很大，梵誦或梵唱主要的是長吟，就是所謂詠。《楚辭》本多長句，楚聲楚調配合那長吟的梵調，相得益彰，更可以詠出悲涼的情致來。袁宏的詠史詩現存兩首，第一首開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種書生本色。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舉的五言詩名句，鍾嶸《詩品·序》裡所舉的五言詩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晉書》裡還有一個故事。晉朝曹攄的《感舊》詩有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兩句。後來殷浩被廢為老百姓，送他的心愛的外甥回朝，朗誦這兩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覺淚下。這是悲涼的朗誦的確例。但是自己若是並無真實的悲哀，只去學時髦，捏著鼻子學那悲哀的老婢聲的洛生詠，那就過了分，那也就是趙宋以來所謂酸了。
唐朝韓愈有《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開頭是：
纖雲四卷天無河，
清風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聲影絕，
一杯相屬君當歌。
接著說：
君歌聲酸辭且苦，
不能聽終淚如雨。
接著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辭：
洞庭連天九疑高，
蛟龍出沒猩鼯號。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藥，
海氣濕蟄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繼聖登夔皋。
赦書一日行萬里，
罪從大辟皆除死。
遷者追回流者還，
滌瑕蕩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荊蠻。
判司卑官不堪說，
未名捶楚塵埃間。
同時輩流多上道，
天路幽險難追攀！
張功曹是張署，和韓愈同被貶到邊遠的南方，順宗即位。只奉命調到近一些的江陵做個小官兒，還不得回到長安去，因此有了這一番冤苦的話。這是張署的話，也是韓愈的話。但是詩裡卻接著說：
君歌且休聽我歌，
我歌今與君殊科。
韓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飲奈明何！
他說認命算了，還是喝酒賞月罷。這種達觀其實只是苦情的偽裝而已。前一段歌雖然辭苦聲酸，倒是貨真價實，並無過分之處，由那聲酸知道吟詩的確有一種悲涼的聲調，而所謂歌其實只是諷詠。大概漢朝以來不像春秋時代一樣，士大夫已經不會唱歌，他們大多數是書生出身，就用諷詠或吟誦來代替唱歌。他們--尤其是失意的書生--
的苦情就發洩在這種吟誦或朗誦裡。
戰國以來，唱歌似乎就以悲哀為主，這反映著動亂的時代。《列子·湯問》篇記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又引秦青的話，說韓娥在齊國雍門地方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後來又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捨瑁蘢越薄Ｕ飫鎪島茲淙荒幽歌 *也能唱快樂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獨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還是悲歌為主。再加上齊國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現在還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悲歌更為動人，是顯然的。書生吟誦，聲酸辭苦，正和悲歌一脈相傳。但是聲酸必須辭苦，辭苦又必須情苦；若是並無苦情，只有苦辭，甚至連苦辭也沒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聲調，那就過了分，不但不能動人，反要遭人嘲弄了。書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卻只是少數，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總是歎老嗟卑，長歌當哭，哭喪著臉一副可憐相。朱子在《楚辭辨證》裡說漢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詩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就是所謂無病呻吟。後來的歎老嗟卑也正是無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緊張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無病呻吟，病是裝的，假的，呻吟也是裝的，假的，假裝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醜角扮戲，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蘇東坡有《贈詩僧道通》的詩：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聰與蜜殊。
語帶煙霞從古少，
氣含蔬筍到公無。......
查慎行注引葉夢得《石林詩話》說：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俗，謂之酸餡氣。子瞻......嘗語人云，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失笑。
東坡說道通的詩沒有蔬筍氣，也就沒有酸餡氣，和尚修苦行，吃素，沒有油水，可能比書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這種生活的詩，好像酸了的菜饅頭的餡兒，干酸，吃不得，聞也聞不得，東坡好像是說，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點兒油水，就不至於那麼撲鼻酸了。這酸氣的酸還是從聲酸來的。而所謂書生氣味酸該就是指的這種酸餡氣。和尚雖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卻要學吟詩，就染上書生的酸氣了。書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歎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窮苦就無聊，無聊就作成他們的無病呻吟了。宋初西昆體的領袖楊億譏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歎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竊比稷與契，嗟歎的其實是天下之大，決不止於自己的雞蟲得失。楊億是個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說出這樣不公道的話。可是像陳師道的詩，歎老嗟卑，吟來吟去，只關一己，的確叫人膩味。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無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學的興起表示書生的地位加高，責任加重，他們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歎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學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賣弄那背得的幾句死書，來嗟歎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讀書人的空架子。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似乎是個更破落的讀書人，然而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說他偷書，他卻爭辯著，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孩子們看著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著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下腰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裡走散了。
破落到這個地步，卻還只能滿口之乎者也，和現實的人民隔得老遠的，酸到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憐了。書生本色雖然有時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氣總是可笑又可憐的。最足以表現這種酸氣的典型，似乎是戲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裡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搖搖擺擺的調調兒，真夠酸的！這種典型自然不免誇張些，可是許差不離兒罷。
向來說寒酸、窮酸，似乎酸氣老聚在失意的書生身上。得意之後，見多識廣，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那時就會不再執著在書上，至少不至於過分的執著在書上，那酸氣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書生也並非都有酸氣。他們可以看得開些，所謂達觀，但是達觀也不易，往往只是偽裝。他們可以看遠大些，梗概而多氣是雄風豪氣，不是酸氣。至於近代的知識分子，讓時代逼得不能讀死書或死讀書，因此也就不再執著那些古書。文言漸漸改了白話，吟誦用不上了；代替吟誦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誦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們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們雖然還有些閒，可是要常得無事卻也不易。他們漸漸丟了那空架子，腳踏實地向前走去。早些時還不免帶著感傷的氣氛，自愛自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這也算是酸氣，雖然念誦的不是古書而是洋書。可是這幾年時代逼得更緊了，大家只得抹乾了鼻涕眼淚走上前去。這才真是洗盡書生氣味酸了。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作。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世紀評論》第２卷第２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