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一樹菩提一煙霞(3)
道教是中國唯一土生土長的宗教，起源於上古時期，創立於漢朝。道教海納百川，包羅萬象，以道學、仙學、神學和教學為主旨，融入醫學、巫術、數理、文學、天文、地理、陰陽五行等學問。道教講求度世救人、長生成仙，奉老子為教祖和最高天。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是一個文化的盛世。這段時間，百花齊放，各自郁馥，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留於後世太多深邃的文化。直到達摩祖師一葦渡江，經歷朝歷代，流傳最廣的儒道思想，與之融合，相互依存。許多人受歲月浸染，歷史沉澱，成了亦道亦儒亦佛之人。
自然之韻，超脫於文化藝術，而又蘊含其靈性與精髓。一株草木，可以了悟人世的代謝；一抹斜陽，可以讀懂垂暮的心情。河山常在，故人已改，混沌於天地間的靈光紫氣，亦自寥落無痕。
老子著《道德經》，提出“無為而治”的主張。“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據說，寫完《道德經》的老子，騎一頭黃牛，踏過函谷關如珠的朝露，後不知所終。
道家倡導“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論、物有物性”之法則。老子曾說：“人生天地之間，乃與天地一體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人有幼、少、壯、老之變化，猶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於自然、死於自然，任其自然，則本性不亂；不任自然，奔忙於仁義之間，則本性羈伴。功名存於心，創焦慮之情生；利慾留於心，創煩惱之情增。”
“文景之治”為中國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漢初，社會經濟衰弱，朝廷推崇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此番道家思想，於治民上，為最輝煌的一筆。漢武帝時期，“獨尊儒家罷黜百家”，道家受到壓制。直至魏晉，談玄之風興起，老莊思想，成了道家的正統。
莊周順應天地萬物，遵循真實的內心，在亂世持有獨立的人格，追求逍遙不羈的精神自由。莊子不爭，他退隱塵世，清修守靜，淡看生死，寵辱不驚。他的作品浪漫詩意，文筆如風，恣意流淌，變幻無端。莊子順從天道，摒棄人為，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
葛洪將道教神仙方術和儒家綱常名教相融，為上層士族找到了一些長生成仙的修煉理論，亦奠定道教基礎。唐代尊老子為祖先，奉道教為國教。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皆極度推崇道教，規定“道大佛小”。唐玄宗時期道教最為鼎盛，並編纂了歷史上首部道藏《開元道藏》。
道風盛行的唐代，道士和道姑，地位極高。身在廟堂，可以過上十分優裕的生活，自由結交天下友朋。著名才女魚玄機曾出家為道姑，在清幽的咸宜觀修行。她在觀裡品茶悟道，煮酒論詩，當時長安城內，無數文人雅士、風流才子皆去觀中拜訪，縱情尋歡。
溫庭筠有一首詞作《女冠子》，描寫一位女道士美麗的容顏。“含嬌含笑，宿翠殘紅窈窕，鬢如蟬。寒玉簪秋水，輕紗卷碧煙。雪胸鸞鏡裡，琪樹鳳樓前。寄語青娥伴，早求仙。”
北宋承襲了唐朝奉道的風氣，宋真宗和宋徽宗曾掀起了兩次崇道熱潮，編修道藏，大建宮觀，冊封神仙。王重陽創立了全真教，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認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靜定、心地清靜即是真的修行。
明朝皇帝對道教亦有所尊崇，明成祖自詡為真武大帝的化身，對張三豐及其武當派極為崇尚。明世宗以道教為信仰，他熱衷方術，愛好青詞，寵信道士，而道教的興盛亦隨著帝王的鍾愛，抵達登峰造極的境界。
清代帝王信奉佛教，乾隆認為道教為漢人的宗教，而奉藏傳佛教為國教。之後的道教亦隨之江河日下，失去了過往數千年的不老傳說。
直至當下，佛教依舊盛行，禪的境界為紅塵中人所嚮往。但道教文化，亦百折不撓。其實於這世俗，眾生所求的是在喧囂中獲得寧靜。不為浮華所累，願同自然修行，若清風白雲那般，來去自如，去留無意。武當山、三清山、泰山成為眾生絡繹朝拜之所，香火鼎盛之地。
道教的自然情懷、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從古至今都為世人追求。南北朝以來的《搜神記》、《聊齋誌異》等志怪小說與道教相關，唐宋傳奇《枕中記》、《太平廣記》，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都蘊含豐富的道教神學。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眾生不得真道，是有妄心。心靜則澄，心澄而神自清。這世上唯有靈魂可以不死，自然得以永恆。紅塵碌碌，誰又是那唯一的清醒者。道禪原本相通，不過是為了給漂萍人生，找一個自由安逸的歸宿。
放舟野渡、獨釣寒江，或臥醉凡塵、坐禪浮世，皆是修行。悟道並非要在蓬萊仙島，亦無需素食持齋。崇尚自然，返璞歸真，白雲溪水，如影相隨。
儒風
世間風物，流傳千載，走過歲月無歇的風雨，零落於大江南北的每個角落。無論是青石鋪就的老巷，還是殘存河畔的城牆，或是久埋塵泥的甲骨，散落雲煙的聖人，都隱藏著古拙的意象。水光山色，花香月影，四時節令，萬物生滅，皆無可名狀，無可言說，無可執著。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詩書令人清靜，詞曲令人風雅。人間萬物，皆有其定數與規律，哪怕從一株古樹，一塊山石間，亦可會得歷朝歷代的興衰沉浮。一切風物，皆有可會之境，可覓之思，雖留存於數千年文明中，卻未必見文得句。方能體會的，就是連綿延續，可謂傳統文化主題的儒家思想。
儒學乃中國文化之主脈，是為國人，不可不察。《說文解字》云：“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儒學之起源，史無定論。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等，為儒家所推崇的歷代聖人，在緯書中被裝扮成與眾不同的神。直至到了孔子手中，集三百篇，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他與門人的言論，亦被錄在《論語》，此時的儒家才算有了真實的開始。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之忠；己之不欲，勿施於人為之恕。”翻開墨香流淌的書冊，感悟那些飽含哲理，得以修身齊家的句語，令人心存敬仰，靜止如蓮。正是它的高深絕妙，才有了“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故事。古道上碎草翩躚，塵埃飛揚，那個棲棲遑遑、奔走一生的孔子，至今仍周遊於列國之間，為著他的信仰，勞碌奔忙著。
於孔子之後的另一位大家，即是孟子。孟子繼承了儒學的精髓，提出了“性善”之說。“孟子以心釋仁，斷言心仁必性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惡之心，人皆有之，義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禮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
若非富貴熏心，名利威逼，世人亦不會有太多浮躁和執著。物慾橫流、車馬紛呈的時代，如何能於浮華中守住純淨，心存善念，定然需要入世的修為。人心本善，只因受了俗世煙火浸染，而迷離悵惘，在善惡之間徘徊。倘若有花鳥相陪，受山水供養，懷秋水姿態，含詩詞情懷，心如玉石，又何來污濁？
性偽之分乃荀子理論之支柱。他認為，人性原本就不夠美好，若順應其自然發展，必然造成紛亂爭議。他重視自身修養、禮義道德，亦強調政法制度的懲罰。唯有循規蹈矩，各盡其職，方可成為良才。
儒學在風華時期，亦經歷了坎坷。秦始皇“焚書坑儒”，令本已興盛的儒學，瞬間成灰。一點火苗，焚滅了聖人思想。當時志士仁人，心惶意恐。直到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復昌盛。此後，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斂敏慧，禮義從善，莫不遵從，為標榜也。
除了修身，儒家思想有太多的禮教規範，它的衰弱，成了必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些本是金石之言，卻成了鑲嵌於歷史城牆的珠石，隨著退去的王朝，被人棄置。
漢末的玄學之風盛起，儘管儒學在政治制度上依舊保持它的地位，但思想修養之境界，則被玄學所取代。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流俗，不同於任何時代的言談舉止。飲酒、玄談、為文、作書，以狂放不羈，率真灑脫而著稱，形成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魏晉風度。他們嚮往自然情感流露，飄逸瀟灑，卻亦是一個迷惘惆悵的年代。
東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佛教思想又超越了玄學。佛道在修養性情之上，遠勝過儒學。世人常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學已成為一種傳統禮教的形式，像背著一個政治包袱，無法體味大自然靈動曼妙的意趣，更不能飄然出塵，與世無爭。
迨至宋明，儒學復興，史稱新儒學。宋明理學之祖師周敦頤，熔鑄老子之無極、易傳之太極、中庸之誠意、五行之克生、陰陽之調和為一爐，創製了無極而太極之本體論。而程顥、程頤受業於周敦頤，他們最高哲學範疇是“理”。《二程全書》寫道：“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人心為私慾，道心為天理，存天理而滅人欲。”
朱熹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繼承二程理學，融入北宋思想家張載之氣學說，構建了一個完整獨特的朱子學。宋明理學之所以尋回往日的風華，是因了他融合玄學、佛教和道教之精髓。理學強調“天理當然”、“自然合理”與玄學和佛教追求的境界，有相互合流之處。儒學卸下了它以往規範的律條，讓世人對其有了重新的感知和認可。
記得《三國演義》裡有一回，諸葛亮舌戰群儒。他說：“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彫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儒有君子，有小人；有曠達，有狹隘；有風雅，亦有晦澀。方寸之間，若小靈台，亦可載今承古，得雲會境。不往青山，亦可得山明之思，不臨水岸，亦得水秀之想。心藏丘壑，紅塵有如山林；興寄煙霞，浮世仿若蓬島。
一切有情眾生，都有其生滅榮枯理則，萬物唯有順應自然，方能永恆持久。人生在世，刪繁留簡，去偽存真，終不負天地庇佑，山水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