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畫卷延展到距今一千八百多年的東漢王朝，突然出現了這麼一幅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簇擁在皇帝身邊的人」居然清一色都成了把蛋給騸割了的人，史稱「宦官」。所謂「宦官專權」，通俗地說就是一群沒蛋的人掌握了朝廷大權，在那裡搖唇鼓舌，呼風喚雨，興風作浪。
《後漢書？宦者列傳？序》用如下文字形容那些兩腿間空空蕩蕩的傢伙們享用之奢，威勢之猛，荼毒之烈：「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佈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鄃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單、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葩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敗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
簡直是烏煙瘴氣！
朝廷和「少數人」怎麼就成了這麼一副樣子了呢？
我們從頭說起。
被學者無限驕傲和自豪的秦王朝呼啦啦似大廈傾，被農民起義軍推翻，巍峨壯麗的宮殿被一把火燒得精光，公元前202年，劉邦統一中國，建立了西漢王朝。
西漢王朝面臨的是一個百業凋零的中國。
「秦王懷卑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世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賈誼：《過秦論》）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食禍志》高祖劉邦十分英明地採取懷柔政策，率軍進入咸陽時，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父老苦秦苛法之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世。吾與諸侯曰，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秦法。」（《漢書？高帝紀》）
我們固然可以說「約法三章」是戰爭狀態下的策略性措施，然而也正是這種針對秦王朝暴政而制定的懷柔政策，反映出漢初統治者將要採取的治國思路——歷史證明，劉邦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和他的繼任者採取的措施也是正確的。
從公元前202年劉邦關中稱帝，到公元前140年劉徹即位為漢武帝，經過高帝（劉邦）、惠帝（劉盈）、呂後（呂雉）、文帝（劉恆）、景帝（劉啟），基本上都實行「無為而治」，盡可能減輕人民的徭役賦稅，恢復和發展生產，法律也盡可能簡易（《漢書？循吏傳》：「漢興，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這就是說，新的統治者暫時拋卻了秦帝國「重刑主義」主張，給人民以喘息之機——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決心「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構建和諧社會。
在此期間，政府先後下令廢除了《挾書律》、《三族律》、《妖言令》、《肉刑》等很多秦代酷法，「蠲削煩苛，兆民大悅」，結果，「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社會發展了，統治集團對待人民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就像餓狼突然發現肥羊一樣開始對社會財富垂涎欲滴。漢武帝劉徹自公元前140年即位之後，徹底改變漢初「省刑減賦」的國策，加強了對國民財富的掠奪，作為這種掠奪的保證，開始了大規模立法活動（只有在這種時候，我們才能夠更直觀地瞭解到法律的本質），到漢成帝時（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7年），漢律已多至「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益以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漢書？刑法志》）與秦帝國相比有過之而不及，強大的國家機器利用法律維持著對社會的嚴酷統治——這句話的另外一個說法是，「歷史週期率」開始加速運轉，準備迎接它又一個輪迴的結局……還可以把這句話延伸一下：歷史又回到了起點，歷史不斷回到起點，歷史總是處在起點，所以，我們看到、聽到和經歷到的事情也就總是驚人的相似。
果然就發生了王莽亂政事件，果然就發生了王莽被農民起義軍推翻的事件，果然就改朝換代，果然另一個皇帝劉秀登上統治者寶座，建立起東漢王朝（公元25年-220年）。好在我們遇到了一個很不錯的皇帝——劉秀同志兢兢業業，勤於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雖身濟大業，競競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司馬光：《資治通鑒》）對苛刻的法律也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刪減，發佈了一些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的法令，但漢律仍舊像秦律一樣「密如凝脂」，沒有什麼實質性改變，有論者甚至認為，漢律較之秦律更加緻密，中國的政治制度沿襲的並不是秦制，而是漢制……話題很高深，這裡不做細究。
為了不脫離我們的話題，需要注意的倒是劉秀對宮廷政治的清理。
劉秀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簡直可以說是殫精竭慮，他先是讓舊朝軍隊勢力和功臣貴戚在帝國政治中邊緣化，「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退功臣而進文吏。」為了避免反彈，劉秀對有戰功的人採取了特別優待政策，他還讓他們有機會通過聯姻、宴會、朝請、賞賜的方式與皇室保持密切聯繫，獲得各種身份經濟特權，「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劉秀這種「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優以寬科，完其封祿」（《後漢書？朱景等列傳》）的策略發揮了作用，軍隊和舊朝官員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很快就被消解了。與此同時，劉秀還抓緊進行了新的國家領導人選拔工作，「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後漢書？申屠剛等列傳》）為防止政府官員任意行使行政裁量權，劉秀規定了具體嚴密的規章制度，選拔國家及各級政府領導人時特別注重應選者政治素養（執政能力）乃至於公文程式的熟悉程度。
有了這些舉措，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把社會治理的還是不錯的，國家穩定，社會和諧，人民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休養生息，出現了所謂的「光武中興」。
然而「光武中興」猶如曇花一現，很快就被另一幅景象替代了。
自章帝劉炟（公元75－88年在位）以後，出了很多少年（包括幼兒）皇帝，「兒皇帝」完全不懂國家政務，圍繞在他身邊的政治勢力卻都想染指權力，因此造成了東漢時期外戚與宦官勢力殘酷爭鬥，輪番掌握國家政權的局面。
最開始，外戚「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鬧得不亦樂乎：和帝（公元88年—105年在位，即位時只有10歲，27歲病死）時，竇太后臨朝稱制，其兄竇憲當政，「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後漢書？竇憲傳》）。沖帝劉炳（143年-145年，在位僅半年，3歲病死）時，外戚勢力進一步強大，功高蓋主；到了質帝劉纘（138年-146年，在位不到1年）時，皇帝的廢立甚至於也要取決於一個叫梁冀的宦官，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劉纘很不滿意梁冀的驕橫跋扈，輕輕罵了一句「跋扈將軍」，這個「非議」宦官的皇帝竟立即被梁冀毒死了！
為了打擊日益猖獗的外戚勢力，軟弱無能的皇帝舉目四望而無助，不得不把身邊沒蛋的宦官作為政治力量來使用，和帝、安帝、順帝和桓帝在反對外戚專權的鬥爭中，宦官都得到了信任和重用。例如，宦官鄭眾因翦除竇氏外戚有功，就被和帝封為鄛鄉侯，參與政事，鄭眾死後，其養子繼任，從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襲爵位的舊制；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後死，桓帝把宦官單超偷偷叫到廁所密謀，聯合徐璜等四人利用宮中衛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勢力，桓帝為了酬謝宦官，斷然敕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稱「五侯」。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別看宦官沒蛋，做起事來卻強硬而絕不含糊，他們像外戚一樣到處安插親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結構完美的強有力的政治集團，最終成為我們前面說過的左右朝廷政治的決定性力量，這就是說，宦官擅權的局面終於形成，「少數人」接管了「少數人」的權力，再次證實了中國歷史數千年不衰的鐵律。
宦官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取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知識分子的仕途。當時民間流傳著嘲諷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見在宦官把持下選拔出來的領導幹部並非完全符合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任用標準，無能而昏庸。
歷史通例：無能而昏庸的領導幹部往往極為貪婪。在這種通例下，宦官們似乎只有一件事好幹，這就是全心全意搶掠兼併土地，利用權力鞠躬盡瘁地向社會和民眾攫取巨額財富——中常侍侯覽「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奪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頃；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後漢書？宦者列傳？侯覽傳》）。宦官在朝廷「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後漢書？宦者列傳？朱穆傳》）；在地方「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後漢書？宦者列傳？單超傳》）。
真的與盜賊無異，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不僅僅是盜賊，簡直就是殺人越貨的土匪，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為什麼越是「改革」老百姓失去的越多，為什麼越是「改革」越是官民對立，為什麼越是「改革」社會越難以和諧。
在宦官無止境掠奪下，作為一個農民社會，東漢王朝的「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民紛紛破產，連可憐的幾分宅基地都讓人強行征占搞房地產開發去了，國庫收入也不見有什麼增加，「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淒慘景象。
一個社會到了這種境況，也就很難穩定了。社會不穩定從來都緣於權力者為非作歹，跟老百姓是不是「刁民」（就像我朝一個官員前些日子所言）沒有任何關係。結果，一向馴順溫良的農民因走投無路不斷爆發「群體性事件」，到政府門前做「俯臥撐」，各級政府疲於奔命應對。質帝、桓帝時期，個別群體性事件竟然發展成為有組織的暴動，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煽惑下，「不明真相」的農民襲擊公安機關，推翻警車，衝擊、打砸、焚燒政府辦公機構，搶掠毀壞宦官家族地產財富，政府動用武警才鎮壓下去。
政治腐敗，經濟凋敝，東漢王朝的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政權呈現搖搖欲墜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