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作家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張煒的《古船》，哥倫比亞的馬爾科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意大利的莫拉亞的《羅馬女人》以及美國的謝爾頓的幾部長篇……比如說上述兩位中國當代作家的兩部作品，一本寫舊北京，一本寫農村，都對我當時正在思考著的關於這個民族的昨天有過啟迪。”
這段文字是我1995年早春和《小說評論》主編李星對話時寫的。時間過去十年多了，《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竟然還記著，約我為她新辟的《重讀經典》專欄《活動變人形》專集寫篇短文，正為我回味一次難忘的閱讀提供了機緣。想來整整二十年過去了。我在籌謀《白鹿原》寫作伊始，一直關注我寫作的西北大學教授蒙萬夫老師不止一次提醒我：長篇小說是一個結構的藝術。他把結構得不好的小說類比為剔除了骨頭的肉，提起來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攤子——撐立不起來。這使頭一回寫作長篇的我對於結構產生了慌恐，於是就選擇了上述一批經典和名著來閱讀。且不贅述這次閱讀對我關於長篇小說結構的啟示，只說我對兩位中國作家作品閱讀前後的變化。《活動變人形》和《古船》，既是朋友推薦給我讀的，也是我意識裡擬定的目標。這兩部小說發表伊始，就引起巨大反響，成為文學朋友聚會或見面議論的一個興奮點，普遍認為是截止到當時80年代末最具標誌性的兩部長篇。我開始也是把它們當做當代中國文學的名著去讀的，結果讀完之後我產生了另一種想法：它們同時也應該是世界名著。這種意識產生的原因，在於我把它們和那幾部在中國享有盛名和高評的世界名著集中在一起閱讀，很自然地就有了參照和對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讓我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成就引發起甚為踏實的自豪感。
單說《活動變人形》。我是側重於從“結構”方面來閱讀的。這是一部結構得最隨意最自如的長篇小說。它的敘事流程呈開放型，既有現在時倪藻的歐洲足跡，又有倪吾誠等半個多世紀的生命折騰。我幾乎看不出作家刻意結構的痕跡。這種隨意自如的敘事，說它駕輕就熟、揮灑自如，似乎還不得寫作操作意義上的要領。細細體察，主要在於作家把他筆下的人物以及人物生存的生活背景已嚼爛如泥爛熟於心，從生活體驗進入一種生命體驗的層面；已經不是通常寫作的“隨物婉轉”，而是達到“於心徘徊”的自由狀態了。常識告訴我，任何一種寫作流派寫作方法包括長篇小說的結構方式，都可以由作家的藝術興趣作出選擇，進而借鑒，進而創新，然而，最致命的“於心徘徊”的生命體驗的層面和狀態，上帝也幫不上忙，非得自己完成和抵達。有了這樣的體會，我踏實下來，專注於自己已經醞釀著的白嘉軒們的心理結構。只有把這些人物的心理世界體驗深入一層，才可能找到負載他們生命歷程的一個合理結構。
王蒙筆下的倪吾誠，變幻著各種臉譜。用我們慣常的性格說解讀不透。我看到一種心理結構被顛覆心理秩序被打亂的典型人物形態。這個人接受新的政治理念以及洋的生活理念，把原有的舊的理念所結構的平衡和穩定顛覆了，卻無法實現和達到新的結構的平衡和穩定。這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家庭和社會的封堵和抵抗。他相對平衡和穩定的心理秩序都是短暫的，而失衡和紊亂乃至七零八落的結構卻是絕對的伴其終生的。王蒙把握著這個人物和他周圍有關係的人的心理脈相，而且總是切中短暫的平衡和遭遇顛覆時的脈相跌變，呈給讀者的就是一個反覆經歷著心理折騰的痛苦的靈魂。這個倪吾誠和他身邊的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和我正在醞釀的那一群原上的人物經歷的生活時空和背景是同一歷史時段的。一個是舊北京，一個是偏於一隅的關中鄉村，在剪掉了腦袋後邊那根豬尾巴之後所傷及的心理秩序的紊亂，都類同於魯迅先生《風波》裡被剪了辮子的那個慌惶不可終日的七斤的症狀。
為了張燕玲女士的邀約，我又讀了一遍《活動變人形》。我讀得津津有味。我發覺這是一本可以隨意打開閱讀的小說。隨便翻開到任何一頁，就可以讀下去，隨之就可以進入人物，就可以感知到人物逼近眼前的生動和真切。前後情節的連貫不成為閱讀障礙。在我的閱讀經驗裡，這是很少有的作品所能達到的閱讀效果。我覺得倒不在於作家不倚重故事和情節，而是在於小說緊切著人物心理脈相所發生的獨特的細節的新鮮和真實，一種無可置疑的真實。倪吾誠和他身邊的幾個人物連續不斷地衝突時，每個人物截然不同的反應，一個動作一種語氣一片臉色一句對白，不看人物名字就能辨出這是誰來，個性化也典型化了。閱讀中絲毫感覺不到某個細節的游離或多餘，這是我在現在的閱讀中常常遇見的事。我覺得根本區別在於，作家是在寫他的人物，還是在寫他自己。
再一次閱讀《活動變人形》，那本在中國一版再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覺間浮出。倪吾誠們生命中承受的，無論從重的或輕的意義而言，在我的感受裡，遠遠超出也超越了那個捷克人。
2006.9.29於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