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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走投無路時臉皮會變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給蔣大哥打電話就屬於臉皮厚。
現在回頭想想，其實我當時並不是走投無路。當時身上還有錢。不算多，但足可以給自己找一家旅店或買一張回程車票。但是，我還是感到自己走投無路。
走投無路有時就是一種感覺，而並不代表一種真實的處境。
我是來深圳出差的。準確地說是來深圳開會的。本來審稿會是在武漢開的。出版社就在武漢，再說從哪裡到武漢都近，在武漢開審稿會天經地義。但是，我想來深圳，所以，就鼓動南方新型建材廠的謝廠長為會議提供方便，並反覆講解了此舉對他們廠及他本人的意義。最後，謝廠長終於被我說動心了，表示願意出錢出力，這才最終促成了會議的南遷。
我這樣做不是想節省一趟路費，而是想得到一張"邊防證"。在當時，邊防證還絕對神聖，如果沒有邊防證，我進不了深圳，而辦理邊防證必須要經過單位保衛處，要不是因為開會，保衛處決不會給我行這個方便的。在設計院，保衛處的人平常沒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個能顯示自己權力的機會，哪能輕易放過？所以，為了能順利地進入深圳，我策動了這次來深圳開會。
其實，說來深圳開會並不確切，確切地說是到東莞開會，因為謝廠長的南方新型建材廠並不是在深圳，而是在東莞。但是，會議結束後，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去深圳參觀"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我鼓動會議在東莞召開最後之所以能成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對大多數與會者起了作用，如果當時只安排在東莞開會，而不安排到深圳參觀，就不會得到那麼多人的一致響應了。
既然開完會之後要到深圳參觀，所以乾脆就說是到深圳開會。這就是人們習慣的"往大說"。
"往大說"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馬鞍山市，但是為了"往大說"，院裡硬是多次向上打報告要求更名為"冶金部華東鋼鐵設計研究院"，因為一旦改成"華東"，就很容易讓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而不會想到馬鞍山這樣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說易，往大做難。事實上，直到目前，單位的名稱並沒有改變，況且，在我看來，即便名稱改變了也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每次出差，照樣都是一大早出門，趕到南京買車票，然後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說實話，如果我們設計院不是在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我就不會一天到晚想著離開那裡了。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人想離開那裡。當時，我們那裡流傳著一個順口溜，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於是，在單位年輕人當中似乎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國就是去深圳，只有實在沒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單位。年輕人當中哪個願意承認自己是"實在沒有本事"的？而出國畢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去深圳就成為當時我們單位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凡是思想有些激進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有這個想法。
我還不是思想最激進的。最激進的早已經來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係不錯。鬧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裡住了整整三個月。後來由於上山下鄉我們各奔東西，恢復高考後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後，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係自然又進了一層。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進行的，好像院裡沒幾個人知道。我偷偷地幫他搞到機票，又用自行車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電影《地道戰》裡鬼子偷偷進村，又像電影《戴手銬的旅客》中送戰友。臨別時，章一民說：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過心理學，但這句話說得很到位，確實是我當時最最想聽的話。
那時候我也想過漂洋過海去當一等公民，於是在英語上狠下了點功夫。我發現學英語的過程，實際上也是瞭解英美文化的過程。當時《美國之音》向中國學習英語的年輕人灌輸的一個思想就是"美國是個大熔爐"。美國是不是一個大熔爐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個小熔爐，因為她首先就將章一民給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你"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讓我懷疑自己掉進了冰窟。竟然連頓飯都沒請我吃！當我提出要章一民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嚇傻了，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還算是做事情比較心細的人，當初決定來深圳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在章一民這一棵樹上吊死，我還留有退路。這個"退路"就是周正平。
我並不認識周正平。不過，我的同事鄭工認識。鄭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進的設計院，但我們之間這十年是個斷層，所以，我們相距並不遙遠。鄭工脾氣不太好，並且他認為脾氣不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所以經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賞，但自我欣賞多了，別人就不怎麼欣賞，如此一來，鄭工在院裡總體上說就表現為不得志。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兩年我就不幹了，去深圳，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深圳當大老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為那時候我高度關注著有關深圳這邊的一切情況。
我開始與鄭工套近乎。鄭工以前曾搞過一個三相電弧爐改造項目。項目是搞成了，但並沒有引起院裡的重視，這自然又引發鄭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時候我要靠稿費補貼家用，正好寫一篇關於鋼鐵行業節能方面的文章，於是就把他這個項目重點宣揚了一番。捧著散發著油墨香的《冶金節能》，鄭工的"耿直"發揮到了極點，大聲說："這就叫牆裡開花牆外香！"
"耿直"夠了之後，才發現作者並不在牆外，也在牆裡。鄭工拉著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鄭工說，周正平夫婦是他大學的同班同學，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海外關係複雜，"文革"中被整得夠嗆，連女朋友都差一點兒吹了。鄭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幹部，並且很講義氣，在周正平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很大幫助與鼓勵。改革開放後，周正平的海外關係反而成了資本，現在由他舅舅投資，在深圳搞了一家鋼格板公司，周正平出任總經理，當老闆了。成為老闆的周正平沒有忘記鄭工，多次寫信或打電話邀請鄭工來深圳共謀發展。鄭工一直沒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翹"，他對我說了真心話：等混上高級職稱就去。
我等不及高級職稱了，我願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確實很義氣，鄭工拍了拍胸脯，說：別的人不敢說，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鄭某人包了。話雖然這麼說，為了萬無一失，我還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鋪墊。具體做法就是在《冶金參考》上趕發了一篇《鋼格板佔據工程材料新領域》的文章，一方面為周正平做一次免費的廣告宣傳，賣個人情給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將來以我對鋼格板一竅不通來拒絕我。這時候，江蘇一個鄉鎮企業恰好孝敬給我一條紅塔山香煙，我立刻充當二傳手，借花獻佛，拿去孝敬鄭工。鄭工的老婆看著有人送來高級香煙，頓時覺得自己的丈夫在設計院出人頭地了，對他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帶著這個好心情，藉著紅塔山的天高雲淡，鄭工認認真真地寫了三張紙，把我說得無可挑剔。有了這三張紙做尚方寶劍，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門磚，我有理由躊躇滿志。
離開章一民，我去見周正平。左手拿著"敲門磚"，右手握住"尚方寶劍"。但不知是周正平怕"敲門磚"還是怕"尚方寶劍"，反正他是嚇得不敢見我。我只好坐在小廳裡面等。一直等到下午兩點，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勁來，趁人不注意，直接闖進去。
周正平確實很忙，我闖進去時他正在做百忙之後的短暫睡眠。
"周總您好！"我說。
周正平醒了，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的鄭工讓我來看看您。"我繼續說，同時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鄭呀，鄭慶生。"
我很高興，周總果然記得鄭工，說明鄭工沒吹牛。
"這是鄭工讓我帶給你的信。"我雙手遞上那封信，並且又敬上一套宜興紫砂茶具，說這也是鄭工讓我帶給他的。
周正平對茶具似乎不感興趣，接過去，嘴裡說了聲謝謝，隨便擺在了一邊。
他對茶具是不是感興趣我無所謂，關鍵是對信，周正平對鄭工的信也不感興趣，連拆都沒拆就丟到了旁邊。我急了，說周總您還是看看信吧。我只能這麼說，我跟這個周正平初次見面，不能自己誇自己，在可能的情況下，由別人誇自己總好過自己誇自己。
周正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強地掃了幾眼鄭工花了很大力氣寫的那封信，然後又把它丟在一邊，說以後再看吧。
"您最好現在看。"我雖然強忍著氣憤，但還是有點急了。
"為什麼？"周正平不解地問。
"因為這是一份關於我的推薦信。"
"推薦信？推薦什麼？"
"推薦我到您這裡工作呀。"我說。
"到我這來工作？誰說我這裡要人了？"
這下好了，既然是推薦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委屈，幾乎就要發作了。心裡想，我這麼遠趕來，等了幾個小時，拿了你同學的推薦信，還自己搭上一份禮品，連杯水都沒喝，客氣話都沒說一句。
"這麼說是連考慮的餘地都沒有了？"我問。
"我這裡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還要炒掉幾個人呢！"
"那好，"我說，"把紫砂茶具還給我，這不是鄭工給你的，是我買的。"
"好好，"他說，"拿去，趕緊拿走。"
我懷著悲憤的心情從周正平那裡出來。心裡想：章一民、周正平，你們等著！
但是，悲憤沒有用，賭狠也沒有用，眼下最要緊的是要找一個地方落腳，否則，就真要打道回府了。我顯然不甘心這麼快就打道回府。這麼快就打道回府，不等於承認自己確實是屬於"實在沒有本事"的那一類嗎？我想再搏一下，實在混不下去了，再考慮打道回府也不遲。
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想到給蔣大哥打電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