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大躍是城關鎮的，秦石峰和魏長青不是。秦石峰是上河口的，聶大躍是稀土礦的。上河口在城關鎮的西北方，稀土礦在城關鎮的西南方，三個地方離得蠻遠，所以他們在岳洲互不相識。好在聶大躍的老婆胡婭沁也是稀土礦的，所以聶大躍跟魏長青說起來還有一些共同的熟人。但是秦石峰不一樣，秦石峰住在上河口，上河口離縣城有幾十里地，離稀土礦更遠，並且秦石峰比聶大躍和魏長青他們要小一輪，所以無論是聶大躍還是魏長青，他們在岳洲與秦石峰幾乎一點關係都沒有。
上河口離縣城不但遠，而且非常偏僻，過去除了販運毛竹木材和其他山貨的人，城關鎮的人一般很少去上河口。
岳洲人說去上河口也不叫「到上河口去」，而是叫「上去」。在岳洲，「上河口」是官方語言，真正的岳洲人不這麼叫。他們叫上河口為「高頭」。至於為什麼叫「高頭」，已經無法考證，反正岳洲人一直都是這麼叫。現在我們只能推斷，大約是上河口那個地方的地勢比岳洲縣城海拔高的緣故吧。
上河口的海拔確實比縣城高。從縣城到上河口，現在有汽車，但是過去沒有，過去上河口的人要是來縣城，乘一葉竹筏，順流而下，兩個時辰就到了。但是回去的時候比較麻煩，必須請縴夫拉縴。那時候還沒有流行歌曲《縴夫的愛》，所以，拉縴過程並不如歌曲裡面描寫的那般輕鬆與浪漫。現實中的縴夫是非常辛苦的，無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能穿鞋，必須光著腳，光腳才能踩穩，不打滑。事實上，那時候小溪的兩邊根本就沒有正經的「路」，縴夫在拉縴的時候，必須一會兒在岸上走，一會兒又到水裡面走，一會兒從東岸走，一會兒從西岸走。當縴夫從東岸跨到西岸或是從西岸跨到東岸，或者遇上一段兩邊都是峭壁，沒路可走，而必須直接在小溪中趟水前進時，穿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夏天還好一些，大冬天光著腳走在河水裡的滋味好受嗎？還有心事想著妹妹坐船頭嗎？
聶大躍在城關鎮住了那麼多年，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高頭」的人下來，「高頭」的人要想對外發生聯繫就必須下來。但是聶大躍自己卻一次也沒有「上去」過。聶大躍的老婆胡婭沁倒是「上去」過的。據胡婭沁自己說，那也是她很小的時候的事情。那時候他們家剛從長沙礦冶研究所搬到稀土礦來，有一年暑假，她姑媽帶著表妹從長沙來岳洲稀土礦看望他們，父親覺得岳洲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好招待姑媽的，就帶著全家去上河口一次，玩玩，也順便買一些土特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旅遊」一番。但當時他們並沒有這麼說，而只是說「玩玩」。許多年之後，當胡婭沁對聶大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也並沒有顯得很開心，更沒有什麼浪漫。聶大躍問為什麼，胡婭沁說她覺得那些拉縴的人怪可憐的。光著個腳，打著赤膊，褲腿都圈到了大腿根，頭頂著烈日，勾了腰，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走。胡婭沁說，她當時坐在竹筏上面非常不安心，覺得自己像電影裡面舊社會的壞蛋，在欺壓窮苦人，心裡不是個滋味。
隨著經濟的發展，胡婭沁當年描述的那種情況已經消失很多年了，但是聶大躍最近一次回岳洲，卻發現這種景象又恢復了。不過如今人們乘竹筏「上去」的目的與當年完全不是一回事。當年的竹筏是交通工具，人們乘竹筏「上去」是為了趕路。今天的竹筏是旅遊工具，人們乘坐竹筏純粹是為了開心。聶大躍由此就想到了電視大學課程裡學到的黑格爾的那個關於否定之否定的理論，理解了歷史的重複總是呈螺旋上升式的。
現在交通發達了。如今的岳洲人要想買「高頭」的土特產，再也不用像當年胡婭沁父親那樣「上去」了。不用出城關鎮，就在岳洲火車站對面，就有一個很大的農貿市場。市場裡不僅有上河口的土特產，還有一些岳洲其他鄉鎮甚至來自全國的各種各樣的土特產。有真土特產，也有假的土特產。上河口的土特產主要與毛竹有關，包括各種竹器、竹筍和用毛竹做成的各式各樣的工藝品。儘管每個店舖門口都掛著一個招牌，上面寫著「上河口特產」。但這個招牌是專門掛給外地人看的，如果是本地人，或者是由本地人陪著外來的客人逛農貿市場，那個本地人肯定用地道的岳洲土語問：「哪裡貨？」店主要是回答「高頭的」，本地人還要加上一句「個是真個？」店主就會說：「你是麼人？我批別個依不敢批你。」這裡的「批」就是「騙」的意思。可見，上河口的竹器是有名的。
上河口不但竹器有名，上河口中學的教學質量也有名。那個地方山清水秀人傑地靈。大約是青山綠水遠離塵世的緣故，人也清心寡慾，自古就有注重教育的民風。相傳，當年吳子婿過韶關，最後得到高人的指點，這個高人就是岳洲上河口人。當然，這只是傳說，沒有人去認真考證。但是自打恢復高考以來，上河口中學的升學率每年都保持較高的水平，以至於後來有些望子成龍或望女成鳳的父母，專門托關係把子女從縣城送到「高頭」讀中學，卻是不爭的事實。
秦石峰就是上河口人，不需要托關係走後門，直接就在上河口讀的小學，讀的初中，讀的高中，並且果然從上河口中學考上了大學。
秦石峰上的是湖南大學土木工程專業，據說高考的時候分數很高，說考上清華北大可能有點玄，但是考上同濟復旦問題是不會太大的，然而作為小地方人，填寫志願的時候他沒有敢填得那麼高，想著只要能上湖大就很不錯了，於是就真的上了岳麓山下的土木工程系。
湖大的土木工程系確實不錯。在秦石峰看起來，既然是重點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將來肯定就是工程師。在秦石峰和他的父母甚至是他的老師們的眼睛裡，「工程師」是非常神聖的三個字，當他們家住茅草屋的時候，電影裡面的工程師已經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出門小氣車，進門木地板，過的簡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比他們鎮長家強多了。然而等到1993年秦石峰大學畢業的時候，才發現工程師遍地都是，而且就是他們系裡面這些工程師的老師們，上班下班也只是騎個破自行車，沒有一個是坐小車的。住的也是筒子樓，公共走廊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小廚房，平常走路都很困難，到中午燒飯的時候，更是水洩不通，熱鬧非凡。廁所當然也是公用的，並不比上河口的農家茅房衛生，以至於不少教師都提前上班，以便趕在上課之前佔用學生衛生間。既然老師都不過如此，那麼怎敢指望他們的學生過天堂般的生活呢？於是，大學畢業前，秦石峰先是在心裡把編劇、導演、演員統統臭罵一頓，然後認真思考，反覆的調研，最後決定不當什麼工程師了，而應當改行搞金融，直接與金錢打交道。不是一切向前看嗎？秦石峰想，政府說是「向前看」，老百姓就是「向錢看」。既然向錢看，不如直接學金融。秦石峰是工科學士，知道任何一次的能量轉換多少都要做些無用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所以，做什麼都不如直接做金錢的生意效率高。
秦石峰的轉行很簡單，考研究生。秦石峰本以為跨專業考研究生很難，準備拿出當年參加高考的勁頭出來，從頭學習，一年不成兩年，兩年不成三年，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但是，一深入之後才發現，在總共五門課程當中，三門基礎課英語、政治、高等數學是完全不用重新學習的，另一門專業基礎課可以從三個學科當中選一門，秦石峰的大學課程包括三十多門課，哪一門都不比金融專業的課程簡單，從中湊合一門專業基礎課並不困難，所以，真正需要重新學習的其實就是一門專業課，而專業課聯繫實際，秦石峰既然早已經打算將來轉行搞金融，平常看書讀報自然非常注意這方面的新聞我知識背景，所以，關於金融方面的最新知識瞭解得並不比本專業的學生少，學習起來也並不吃力。
在畢業論文的階段，秦石峰將主要精力放到考研上，結果就果然考上了，而且考上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生班。雖然內行的人知道這個「班」字大有講究，但是只要最後順利地通過論文答辯，取得碩士學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碩士學位研究生並沒有本質區別。好比他在湖大上學的時候，班上也有走讀生，但只要走讀生最後能通過畢業答辯，獲得學士學位，畢業之後，與他們這些非走讀生是看不出任何區別的。這就很討巧，如果秦石峰不是報考研究生班，而是直接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那麼按照他的考研分數，可能就進不了人大。秦石峰認為，同樣是碩士，人大的金融碩士比普通大學的還是要金貴一些，起碼校友資源要豐厚一些。所以，秦石峰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本他們班走讀生上湖大那批同學一樣討巧了。
「討巧」也是岳洲土話，「佔了便宜」的意思。岳洲人都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會討巧的。
1996年，取得國際金融碩士學位的秦石峰自己聯繫了總部設在深圳的一家綜合類證券公司。剛開始在研究發展部搞研究工作，後來，秦石峰不滿足僅僅為別人的決策提供研究參考，他希望自己能參與決策，於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證券公司。新公司見秦石峰是人大的金融碩士，根本沒有想起來問他當年上的是研究生班還是碩士研究生，又看他有綜合類證券公司的實際工作經驗，於是就滿足了秦石峰的願望，錄用公司資產管理部。
秦石峰發現，跳槽有時候是實現自己跨越性發展的最佳途徑。如果不跳槽，而是在原來那個證券公司從研發部調到資產管理部，雖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困難重重，不如跳槽來得快。如此，為了取得更大的決策權，秦石峰後來又一次跳槽，當聶大躍和魏長青認識他的時候，秦石峰已經是一家綜合類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部的總經理了。
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在外行人聽起來就是證券公司的一個部門經理，但是內行的人知道，證券公司所謂的資產管理部，事實上就是管理證券公司內部的自營盤的，說白了，就是坐莊的。作為一個綜合類證券公司資產管理部總經理，手上掌握的資金通常都是以億作為單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風喚雨，一個字：牛！所以，聶大躍、秦石峰、魏長青三人在一起，雖然聶大躍和魏長青都是老闆，而秦石峰只是一個高級白領，並且他的年齡最小，來深圳的時間也最晚，但秦石峰在深圳的影響力並不亞於他的兩位同鄉老大哥。聶小雨剛才懷疑在「岳洲稀土」上做手腳的人與秦石峰有關，也並非空穴來風。古話講知夫莫過妻，聶小雨與秦石峰現在雖然還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間的相互交往和瞭解程度並不比舊時的正式夫妻淺，所以，這句話現在用在聶小雨與秦石峰之間也適用。
聶大躍、秦石峰、魏長青三個同鄉能走到一起並且成為兄弟般的好朋友，還得益於杜治洪。
杜治洪本不是岳洲人，他是在岳洲縣改市之後才到岳洲的。到岳洲擔任市長。
杜治洪甚至不是湖南人。杜治洪跟聶大躍年齡差不多，也是從農村打了一個晃晃又回到城裡的。但是杜治洪的回城跟聶大躍不一樣，杜治洪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榮。杜治洪是恢復高考以後第一批直接從上山下鄉的廣闊天地考上大學的。那時候的大學教育是精英教育，大學培養的不是普通勞動者，而是精英，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精英，所以，那時候考上大學比現在光榮。至於像杜治洪他們這樣文革之後第一批參加全國統一的高考走進大學校園的，更是光榮無比，被稱為時代轎子。想也是，整整十年沒有統一高考了，突然恢復高考，十年的人才往一條比現在更加狹窄的獨木橋上擠，能順利通過的，確實不能與今天的大學生相提並論。前不久，中央電視台搞了一個節目，請當年他們中的那一批佼佼者談當初的感受，其中的一個說：感覺很光榮，在當時，感覺跟今天航天英雄楊利偉一樣光榮。
當年那批考上大學的是不是真的能和今天的航天英雄相提並論不敢說，但光榮是肯定的，對於杜治洪來說，光榮不僅體現在他自己身上，還體現在他父親身上。用杜治洪自己的話說，這輩子他感到最對得起老父親的，就是那一年順利地考上了大學。
杜治洪是湖北洪湖人，上的是武漢大學中文專業。有人說武漢大學中文系是專門培養官員的，並說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漢市委市政府差不多有一半的官員是武大畢業的，這一點不管別人信不信，但是杜治洪的父親相信。父親杜鈞儒是洪湖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幹部，大約正是「小」的緣故，所以杜鈞儒最能體會到做官的重要。杜治洪上中學的那一年，正趕上批判孔老二的「讀書做官論」。父親在單位批判，杜治洪在學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來了。父親說：「什麼讀書做官論，不想做官讀書做什麼？做官的人不讀書怎麼行？」說者或許無意，但是聽者肯定有心，當時這話在杜治洪聽起來，完全就是反動話，為此還擔驚受怕好長一段時間，但畢竟還是聽到心裡去了。那時候，彷彿越是「反動話」越是容易聽到心裡去。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杜治洪躊躇滿志，受著省城武漢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歌德巴赫猜想》的影響，準備報考中國科技大學高能物理專業，父親說：「那個姓徐的讓別人搞技術，他自己學文當官，你上他的當？」杜治洪一打聽，寫那個報告文學的徐遲果然是官，好像還是什麼主席，快趕上毛主席了，於是覺得還是父親說得對，趕快懸崖勒馬，改報文科，就報武漢大學中文系，將來畢業之後就回到洪湖做官，專門管一管那些多年來壓在自己父親頭上的這些狗官！這麼想著，杜治洪的學習就異常的刻苦，在大學裡連續三年獲得三好學生稱號。反正當時所謂的「三好」已經蛻變成了「一好」，就是看學習成績好不好。杜治洪的學習成績好，每門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所以每年都是三好學生。按照當時的規定，只要連續四年獲得三好學生，就可以免試讀研究生。誰知等到最後一年，各個大學突然取消畢業班的三好學生評選，武漢大學自然不能例外。杜治洪和一批已經連續三年獲得三好學生稱號的同學義憤填膺，質問學校這不是騙人嗎？！準備鬧事。學校為了平息事態，馬上做出補救：授予杜治洪他們優秀畢業生證書，並且鼓勵入黨。杜治洪們仍然不服，覺得任何單位都可以說話不算話，但作為培養社會精英的高等學府不能說話不算話，所以，還打算繼續鬧。這時候，恰好父親杜鈞儒來武漢公幹，順便看望兒子，獲知這一情況之後，說：這說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優秀畢業生證書和黨員身份對將來進步更有利。」杜鈞儒指點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親說的所謂「進步」就是陞官。
父親還告訴杜治洪：學歷太高了對進步不利，將來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學老師，沒出息，不如當領導。
正像大學四年級突然取消三好學生評比一樣，杜治洪他們這代人經歷的「計劃趕不上變化」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舉不勝舉。等到一九八二年他們畢業時，武漢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竟然沒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標。這對其他同學或許是好消息，因為這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分配到省直單位，比如省直機關或大專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這個消息對杜治洪並不好，因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寧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這時候，系裡找杜治洪談話，說有兩個外地指標，很多同學不願意去，你是預備黨員，是不是可以考慮去？杜治洪問：外地是哪裡？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說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樣，他就真不知道是該去還是不該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虛驚一場，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彷彿賺了便宜。帶著這種好心情，杜治洪說：我考慮三天。
這三天裡，杜治洪從武漢跑回洪湖跟老父親商量。父親在單位雖然是小官，但是在他們家卻是「一把手」，這麼大的事，沒有「一把手」的認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親說：「只要能進步，哪裡都一樣。如果去湖南，可以進省委，而如果留武漢，則不一定能進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學校把鑒定寫得好一點。」
杜治洪把父親的意見用自己的語言跟系主任一說，主任滿口答應，恨不能說「鑒定你自己寫，我們負責蓋章就是」。其實主任真要是這麼說倒反而是實事求是了，別看大學裡面平常吝嗇的很，到了畢業鑒定的時候特別大方，反正是不花錢的禮物，送的再多也不心疼。
杜治洪就是這樣從湖北來到湖南，直接進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雖然學校的鑒定確實無可挑剔，雖然是優秀畢業生，雖然是預備黨員，起點可謂不低，但是不知道是官運不佳還是上頭無人，熬了十幾年，熬到老父親都光榮退休了，熬到杜治洪都四十歲了，眼看著一批批三十幾歲的後生都後來者居上了，他還是在處級的位置上徘徊。前兩年岳洲縣搞縣改市，方案恰好是杜治洪做的，於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堅決要求下去任職。剛開始組織部並沒有考慮他，因為地委幾個頭頭早就有所考慮，說實話，各級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省委並不打算為一個小小的縣級市的人選問題跟地委去爭，但是杜治洪在省委大院畢竟泡了將近二十年了，方方面面的盤根錯節多少也有一點，最後通過他自己的關係對地委放風：他只當市長，不當書記。作為一級政權機構，班子架構跟企業不一樣，企業的行政領導是一把手，書記是二把手甚至是三把手，但是地方政權書記是一把手，行政領導是二把手。杜治洪主動提出只當市長不當書記，等於是甘當二把手而放棄一把手，也算是做出一點讓步吧，所以，最後好歹得到了這個位置。
大約是等待的時間實在太久的緣故，杜治洪上任之後就立志要大幹一場，直接目標就是爭取早日將縣級市中的這個「縣」字拿掉。
杜市長很坦誠，在班子的見面會上將這個意思委婉地表露了，表露的非常誠懇，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讚許。書記說：你是外地人，沒有那麼多顧慮，大膽地幹，出了問題我們一起擔著。杜治洪握住書記的手，一句話沒有說，只是將自己的左手又疊加在書記的右手上，一切盡在不言中。
杜治洪當上市長後，父親杜鈞儒並沒有聲張，表現出只有在機關磨了幾十年才能練就的寵辱不驚的大家風範。要說有什麼變化，就是添置了一個手機，可如今下崗職工都配手機了，他一個退休幹部又是市長的父親，配一個手機也說不上是根本變化。但手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杜鈞儒配上手機後，心情彷彿頓時開朗了許多，本來他最不願意去的地方是老幹部活動中心，因為一去那裡，感覺誰的級別都比他高，而如今他最願意去的地方就是這個老幹部活動中心，幾乎每天下午都就去那裡溜躂溜躂。更為難得的是，杜鈞儒居然偶爾也跟那些過去級別比自己高的老領導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無妨。下著下著，杜鈞儒時不時掏出手機，撥了一串號碼，「喂，找杜市長，我呀，我是他老子。」於是，對方誠惶誠恐地轉到杜治洪那裡。杜鈞儒對著手機發脾氣：「別以為當了市長就上天了，老子沒煙抽了，趕緊差人給老子送兩條回來。」於是，整個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鈞儒的兒子在外面幹大事了。當杜鈞儒再次來到活動中心的時候，無論以前職務比他高的還是職務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級的，都熱情主動地上來打招呼套近乎。其實這些人也根本不會有什麼事情會求到杜鈞儒遠在湖南嶽洲的兒子那裡，但是與領導或領導的親屬套近乎已經成了習慣，習慣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習慣了。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機關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樣的仔細排查。父子兩代在官場上的經驗告訴杜治洪，做什麼事情都要講究一個關係，做官是這樣，搞經濟建設也是這樣。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於是他當上市長之後給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達一個硬性任務：排查整個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闆做學問的大人物。看看有沒有可以利用的資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鄭，叫鄭天澤。其實是個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務直接下在鄭天澤頭上。鄭天澤雖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鄭，無論是用起來還是聽起來與正主任並沒有多大區別，但他一直想為自己摘帽子，想把壓在自己頭上的「副」字摘掉，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正主任。本來鄭天澤離這個希望已經非常接近了，沒想到突然來了一個市改縣，水漲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畢竟，他自己心裡清楚，對於一個縣級市來說，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機會，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擺設，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圍繞改革的，但他們自己知道，對政府機關來說，所謂的改革可以歸納成兩個字——精簡，跟企業裡裁員差不多，考慮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類開刀，這樣不僅可以避嫌，趁機樹立自身的威信，還可以防止這些人因為知道自己的底細而對自己不能足夠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鄭天澤在內的幾個二吊子雖然夠不上與杜治洪屬於同類，但在找不到正宗同類的情況下，拿他們開刀也未見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後，鄭天澤及其手下的幾個閒人成天提心吊膽，生怕該機構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長不但沒有把他們精簡掉，反而直接給他們下達了任務，鄭天澤及其部下像是已經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獲得重用一般，受寵若驚，自然不敢怠慢，任勞任怨，格外賣力。同時馬上就推斷出一個與前面的邏輯截然相反的邏輯：既然市長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麼對於搞政策研究的人應該格外重視，一上任馬上就直接給我們佈置任務正好說明這一點，說不定我們的機會來了！帶著這樣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沒用多長時間，排查結果就出來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岳洲縣，居然有這麼多有價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報告還專門對這些人物進行了分類。從區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價值人物主要分佈在深圳、長沙和北京，還有少數在國外。從行業類別上分，主要分為從政的、經商的和做學問的。根據這項調查結果，杜治洪重操舊業，親自動手進行了案頭分析研究。
研究發現，從政的主要在長沙和北京，可惜沒有什麼大官。根據杜治洪的經驗，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烏紗帽看的比親娘老子都重要，讓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並且是屬於錦上添花的事情還差不多，如果讓他們為著岳洲的發展而承擔一些責任和風險，可能性幾乎沒有。杜治洪還將心比心，自己現在也算是個人物了，難道自己會為家鄉洪湖市的發展去冒政治上的風險嗎？所以，這些人可以暫時放在一邊，時間緊迫，必須急用先選。先考慮經商的和做學問的。
做學問的人主要分佈在長沙、北京和國外。但是在國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國外也沒有什麼大名氣，並不掌握定單權，對岳洲的經濟發展和由縣級市改地級市轉變的工作暫時不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倒是在北京和長沙的一些人文學科的學者，或許可以對改善岳洲市的軟環境做點貢獻，比如呼籲呼籲這類的事情。於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單上面畫了圈圈，指示秘書處以他的名義給這些人寫慰問信，並且要求所有的慰問信全部由他過目，經他簽字之後再寄出去。
至於經商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岳洲這些年去深圳的人多達數萬，儘管良莠不齊，真正事業有成的人比例也非常低，但是由於基數很大，所以如今岳洲人在深圳做老闆的並不在少數，如果這些人齊心協力為岳洲的發展做貢獻，說不定還真能成氣候。特別是有一個叫聶大躍的，據說個人資產上億，即使在深圳也算是個人物。於是，杜治洪決定藉著在深圳開招商會的機會，打算好好會會這些人，說不定還就逮著一兩條大魚。
不知道是因為排查有功的原因還是格外重視的原因，此次杜治洪去深圳，還特意帶上鄭天澤，並派他去打前站，配合岳洲市駐深圳辦事處做做準備，市長是不能在深圳耽擱很長時間的。
招商會之前，他們先搞了一個「岳洲在深人士聯宜會」。聯宜會在芙蓉賓館舉行。根據杜市長要求，規模宜大不宜小，盡可能把岳洲在深圳稍微有頭有臉的人士全部都網羅進來。廣告打出去之後，鄭天澤又擔心來的人太多，怕接待不了，但是杜市長明確指示：岳洲再小，一頓飯還是請得起的。
「這些人都是我們岳洲的財富，」杜治洪說，「他們中的有些人可能今天只是一個小老闆或一般的白領，但是誰知道明天他們中的有些人會不會成為大老闆？即便不能成為大老闆，也不能否認他們對岳洲的貢獻。」
杜市長講的是實話，他已經掌握到一個最新情況：每年從深圳往岳洲的匯款已經構成岳洲的一個重要經濟來源。這些匯款絕大部分不是「老闆」匯的。相反，還聽說有老闆回家鄉集資的。所以，對岳洲在深圳的普通勞動者也不能忽視。
鄭副主任還是擔心地提醒：要是那些農民工也來怎麼辦？
「照接待。」杜市長說，「不過我的擔心正好相反，我怕沒有那麼多人來。」
杜治洪這種擔心同樣不是沒有根據的。那一年他們搞畢業十週年活動，因為各種各樣理由沒有到場的恰好正是那些自認為並不得志的，而本來最讓他們擔心因路途太遠不能趕回來的，居然從太平洋彼岸飛回來，所以，根據杜治洪的實際經驗，他相信不是在深圳混得很好的人是不願意來見家鄉父母官的。
市長大人果然有先見之明，等到聯宜會召開的那一天，在深圳的十幾萬岳洲人只來了幾十人。鄭天澤有點失望，但是杜治洪還蠻高興，不知道是因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高興還是覺得來的都是精英而高興。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反正市長蠻高興，既然市長蠻高興，鄭副主任也就開心了。
聯宜會在芙蓉賓館中央大廳舉行。本來在側廳還準備了一些席位，由於沒有來那麼多的人，於是全部都集中在中央大廳，擠是擠一點，但是氣氛反而更好。
市長坐在緊靠主席台那邊第一張桌子上。如今深圳許多酒店的大廳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的做法，都設有一個主席台，儘管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席上去過，但是有了這個主席台彷彿大廳就上檔次了。至少，能夠區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這個「主要席位」桌子很大，總共大約能坐十幾個人。市長背靠主席台，面朝大家。這樣，市長就能夠看到整個聯宜會的會場，到會的來賓也都能從各個角度看見市長熱烈的臉。而緊靠市長旁邊的就是聶大躍。
聯宜會開始的時候，杜治洪首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杜市長的講話沒有講話稿，但是風趣幽默，生動熱情，不斷地被一陣陣掌聲和笑聲打斷。
市長在講話的時候還自然而然地將他這一桌的來賓向大家做了簡單的介紹。儘管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今天跟市長第一次見面，甚至有幾個是幾分鐘之前剛剛認識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紹的時候卻像是推薦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數語就能畫龍點睛。於是，一個年輕、高素質、有理想、善於溝通的新市長的形象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腦海中確立起來了。
杜市長在介紹聶大躍的時候多佔用了一些時間，由於來深圳之前他就仔細研究過聶大躍的資料，所以介紹起來更加得心應手。
杜治洪說：「我來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視』這個品牌，我知道她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創造這個品牌的卻是我們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驕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機關評為標兵，省工委要獎勵我，讓我自己選一個獎品。我問工委書記：有沒有價格限制？他說沒有。我說那我就選『安視』牌VCD。書記問為什麼？我說這個品牌是我們湖南人創造的。書記問是不是？我說是。書記這時候走過去把門關上，小聲對我說：那我獎勵你兩台，但是你必須給我一台做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