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變了一個人

    1967年27歲男T市某小學教師
    我非常注意"安全係數"——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鑰匙鏈兒上的小手槍——我快成"核武器"了——裡邊與外邊的一切剛好相反——後天的一對兒
    每個人一生中,都有一個日於永遠記著。生日不算,那是必然會記住的,沒生日就沒有你呀。我說的是另外一種——比如初戀、結婚、離婚、爹媽故去的日子等等。這日子,與你的生命緊緊相關。我也有個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個倒霉的日於。拿破侖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絞死是四月四日,張志新被槍斃是四月四日。我被逮進監獄也是四月四日。七0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滿到期應該是九0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釋放出來的日子都比抓進去的早一天,否則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現在,一到這天,就像我的死期來臨,渾身不舒服,發冷,心裡什麼也不敢想。
    這日子就像-個釘子,曾經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來,可這釘子還在。深深的,死死的,釘在我心裡。
    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為什麼入獄,也不知為什麼判刑。當法院念過我的"判決書"後,我驚訝地問:"這是我的嗎?"直到我被放出來後才明白。不明白還好,不明白還覺得人家總有點什麼道理,哪怕因為我踩死過一隻螞蟻。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無邊無際寒冷的宇宙裡。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兩半。一半過去,一半將來,永遠連不成一個整體。這感覺你不會體味得到——攔腰兩段,還活著呀。
    我過去像個傻子。活著好比做夢。
    我本人的歷史再簡單不過。你寫吧——四一年生的。小學、中學,中學畢業那年十八歲,沒考大學,服從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一條小溪沒拐彎兒就流進社會。這小溪,清澈見底兒。我活得真誠和認真。可是,上帝事先給我製造點麻煩,叫我投生在一個狗肚子裡。
    我父親是個大資本家,鹽業公司總經理。但他解放後就不做事了。他喜歡書畫古籍,整天在家唸書,玩字畫,很少出門露面。由於他名氣太大,當上政協委員,便做了一身嚴肅的中山裝,逢到開會來車接他,就換上中山裝,拄根枴杖去開開會。他收藏的字畫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輩子嫌的錢大多用在這上邊了。很多大書畫家,比如張大干、齊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時張大千還為我畫過一幅畫——一塊硃砂畫的紅石頭上,趴著一條石綠色的小蛇,因為我是屬蛇的。解放後他把這些珍藏一批批捐獻給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驚世之作,四十四尺長的《墨荷圖卷》,惲南田二十四開的《沒骨花卉冊》,都是極精的精品呀!還有文徵明的《橫渡春江圖》,上面有吳門十八學士一人一段題跋。祝枝山以楷書名天下,但在這幅面後邊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書跋款——這些畫全叫我父親捐獻了。他這樣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買一點政治資本吧。那時資本家都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也遺傳到我身上,就給我的真誠加進點複雜性。一方面,我虔誠地進行自我改造。"血統"裡有問題,便決心給自己"換血",時時事事都爭取好的表現。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係數"。吾日三省吾身,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已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係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係數猛增,心裡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感。我這樣做,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學時入了團,工作後當上團組織委員,工會主席,核心組成員。被領導視為"核心",真叫我受寵若驚,報答之心就異常強烈,更加積極表現。我喜歡歷史,對書畫也著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書,學書法,這事也主動先向組織匯報,爭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裝,淡藍色的,只穿過一次。那次是元宵節,家裡來了許多親友,我穿上它對鏡於一照,也覺得挺好看,可事後就覺察這是潛伏在血液裡的資產階級意識露頭,必需防微杜漸,消滅它在萌芽中,這套西裝便一直掛在櫃裡,再沒動過,直到文革抄家時被抄走。
    我找到一種適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單位積極工作爭取領導表揚+盡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裝+謹言慎行=安全係數。
    再用這安全係數+業餘時間潛心詩文書畫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樂是唸書、背誦古詩、習字、作畫。打開一個大漆黑櫃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來,沉醉那筆精墨妙之中……現在年輕人恐怕會認為我活得可憐,是可憐!可憐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憐的,是我當時覺得這麼活得蠻不錯,平靜,自足,你看,這是我那時寫的字:恬靜、清雅、謹慎,這就是我。這是我的照片,很文氣吧,還有點拘謹,嘿,就這傻樣兒。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紅衛兵抄家開始。我正在學校寫標語,宣傳毛澤東思想。當時我還是"核心組"成員。忽然一個老同學騎車來告我:"你們家抄了。"說完轉身就走。我只覺得天旋地轉。跟著就被放在一幫有問題的人裡去了,交待家庭問題,挨批判。家裡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畫珍品,石濤、高風瀚、任伯年、任阜長的名畫全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沒有了"是種什麼滋味嗎?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沒有了,好像一條魚忽然給從水裡拉出來,到空氣裡,就這感覺。什麼安全係數?都是自己騙自己!安全係數——零!我就抱著這個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麼,一點意義都不存在了。
    一無所有的家。家裡只剩下幾個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語錄,做檢查,一遍遍重複地交持問題,大宇報上常出現我的名字,開頭我總怕看見我的名字,可是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經相當習慣了。包括那些沒有問題的同事對我沒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時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聲調兒,我都習慣,這世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了。當親眼看見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殺,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說很具體、很實在的自由,就是平安無事。
    我獲得這"自由"大概沒問題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來。
    事情弄明白後,我並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亂的時候,我弟弟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中學的黨委書記。他被做為走資派鬥得死去活來受不了,逃出北京來躲躲。我見他困難,留他在我家暫住。我會燒菜,有時來幾個老同學一起吃吃聊聊。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南下去揚州的親戚家。運動高xdx潮過後他回到北京的學校。他比較有經驗,為了爭取群眾團結他,就告發我,說我家有個黑組織。什麼?忘思負義,不不,忘思負義在那時候是常事兒。
    我想,這事我有根,因為叫我組織什麼我也不敢。折騰一段時間,內查外調弄不出證據,就給我下了結論,說我屬於那種"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剝削階級子女",應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我放了。還發給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這是一種由市革委頒發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屬於"革命群眾"的人才發給一枚,相當於一種公民權,或者是現在的身份證。我就戴著這枚像章高高興興和一個姑娘結婚了。
    結婚那天,望著我愛人,我還在想,從今天起,我喘口氣兒也得想想別犯著什麼,要不就會對不起這個肯跟我這個窮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沒想到四月四日這個倒霉的日子正等著我呢,我連這口氣也沒喘過來,結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會突然來人把我抓走,關進監獄。這回我怕了,我沒犯任何罪,怎麼會抓我入獄?我想是不是他們抓錯人了?我也不敢問,因為那時抓人是沒錯的。人好比養的小雞小貓,抓起來,怎麼能是錯?
    一進監獄,就必需穿監獄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裡,我摘一雙大小合腳的穿。穿鞋時發現鞋幫上用紅漆寫著171號。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壞了,我的犯人編號恰好也是171號。命中注定我進來。這叫命運的暗示。
    當然,我還存在僥倖。因為我知道自己沒犯過任何罪。誰知生活嚴峻得連僥倖也不給你。
    我一連接受六次審訊,提審都是在深更半夜,問的問題極其奇怪。始終追問我一個問題——叫我交出手槍來。我想,這事肯定搞錯了,不是我。我說,你們就是現在叫我出去弄一支來;我都不知道到哪兒去弄。我從小在學校,出來工作還是在學校,除去在電影上,見都沒見過這東西。
    六次審訊後,不再問我任何問題,好像只這一件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獄裡,天天學習。這種監獄的設備挺特別,屋中間擺著一條條矮長凳,白天犯人們一徘排坐在上邊讀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傳材料;晚上把一塊塊大木板往上一鋪,睡覺。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門,是看守的監視孔,只要小門一動,犯人們立刻正襟危坐。後來小門改成-塊水銀鏡子,上邊劃上道兒,鏡面朝裡。看守夜外邊看得見裡邊,裡邊只能看見亮光光的水銀鏡面,看不到外邊,挺妙吧!這一來,犯人們誰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門前一照鏡於,嚇了一跳,我的臉色好難看,慘白,腮也凹進去,左右兩個明顯的坑,胡於老長,不像人樣兒了。後來才知道,我傳染上結核病。
    我想只要他們查出我根本沒手槍,就該放我出去了。一準是弄錯了人,除非有人誣陷,誰呢?我是從來不會也不敢得罪人的。誰會忍心將我置於死地?再說北京的中學黨委書記那件事已經結案了。
    一天,忽然提審我,還是這手槍。
    我有點急了,說:"這事沒什麼可考慮的。"
    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敢冒犯官方。誰料這預審員沒發火,反而態度溫和下來,他說:"你別過早關門。我給你提個醒,你從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這種生死攸關嚴肅的事,怎麼扯到玩具上去?我說:"玩具手槍我倒是見過,可您想想,我是當老師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帶個玩具手槍呀!"
    預審員今天真有耐性,他說,"別急,你再想想,能帶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鑰匙鏈兒上那個小裝飾物,兩厘米大小,一個朋友送我的,是法國貨。紫銅上嵌有銀絲,很好看。我說:"有一個,是鑰匙鏈上的小墜兒。"
    預審員說:"對呀,你怎麼不早交待呢?"
    我聽傻了。難道為個鑰匙鏈抓我人獄嗎?難道我能用這小玩意兒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關進監獄?我衝著他張著嘴,說不出話來。
    他說:"你就把這問題寫下來吧!"
    問題?滿天烏雲了,腦襲裡也糊塗一團。我就把這小鑰匙鏈誰送我的,哪年帶在身上的,哪時抄家被抄定購,全寫了。他還叫我照原樣畫個圖。他看看我這份"問題交待",點點頭誇獎我說:"你這態度多好!"
    從我被捕到判刑,只問過這麼一件事,再沒問過別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個月。
    開頭我覺得這事弄清就該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納悶,再久就覺得不對勁兒。有種災難感。好像我被一種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鉗住。這手是誰的不知道。只是一種感覺。我逃脫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號!"我一出屋,許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就上來,使繩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輛大卡車,車上還有別的犯人,弄到一個大戲院去公判。到了大戲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頭一個,那時頭一個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槍斃。我想,我完了,沒意思了。說什麼,喊什麼,也沒用。我是一隻該宰的雞。那天有兩個小細節很特別,在捆綁我時,一個小警察捏著我的手腕在袖筒裡轉了轉,說:"勒得太緊,你就說話。"車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樹枝,又是這個小警察對我說:"低頭,小心樹枝。"那時是決不允許同情犯人的,但他說這些話並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槍斃了,按常規,槍斃前總要對犯人客氣一點兒。事後我才知道,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當時那心情,已經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記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總共三條:
    一、思想極端反動。
    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項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為據點,收聽敵台廣播,為劉少奇鳴冤叫屈,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
    這三條,哪一條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虛無時,只聽台上叫著:"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聽,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沒事了,那時並不覺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後,我校送到××監獄服刑。先要對我進行服法教育。他們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就感覺,這張判決書是我的嗎?這些事我一樣也沒有,你們怎麼也從來沒問過我呀?"
    我總這麼說,就是頑抗,給送到監獄裡一個非同尋常的學習班,叫做"血肉橫飛學習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橫飛,就這意思,凶吧?
    可是老實說,我並沒挨過打。因為我的結核病已經開始大口吐血,天天帶兩個口罩,手拿一個密封的塑料痰杯-個多鐘頭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時都想,這大概是最後一口了。
    關了我四個月,我還是沒法認罪。一天軍代表和管教科長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襖,手捧痰杯坐在一張凳子上。
    管教科長說:"今天你有什麼只管說,想說什麼說什麼,都可以。"
    我說:"為什麼預審時從來投問過我的事兒,都寫在判決書上了?說我偷聽敵台廣播,可文革時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兒去找無線電聽敵台?要寫上這條,還得叫我現在去聽才能算一條呀!我怎麼認罪?您說。"說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嚨就發癢,要吐血。
    管教科長給我一杯熱水喝。他"嘩嘩"翻我的材料,然後一推給軍代表,也不避我,說,"看,又是這個!"
    軍代表看了,沒吭聲,兩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長說:"判刑有出入,我們解決不了,現在也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必需要過認罪這個關,怎麼辦?我說個辦法,從今天起不再提這個問題好不好?"
    我說,"不是我提,是天天總對我提這個。"
    管教科長說:"好,今後我們也不提了。我問你,你有沒有資產階級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說:"這有,能批。"
    管教科長說,"好,你回去準備準備,抓緊點兒。"
    轉天,監獄召集所有犯人,聽我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什麼家庭問題呀,白專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後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長就表態說:"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們給他提提意見,說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長已經說深刻了,誰還敢說不深刻。這就算我認罪服法了,從"血肉橫飛學習斑"回到監號裡。從監獄裡的監獄解放出來,雖然沒出鐵牢,究竟大不一樣。好像從十八層地獄上升到第十五層地獄。
    我挺感謝這位管教科長的。在那時,那個地方,人性就這麼表現。沒多久,他調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來,還有他幫忙。那是後話了。
    一個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著出來的一天。何況我的結核病已經擴展到全身。肺結核、淋巴結核,腹結核,附睪結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監獄裡的大夫倒是給我認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為什麼,我也說不清,既不是為了積極表現爭取早出來,也不是為了毀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裡相當平靜了。你問我靠什麼為精神支柱,我沒支柱。雖然我是政治犯,我卻根本不懂政治,那時的政治犯,都不是為政治而去"犯"什麼,而是政治需要的犧牲品。我連自己為什麼坐牢都不明白,哪來的精神支柱?死活聽憑自然罷了。
    老婆跟我離婚,媽媽來探監,我從來沒掉過淚,不動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動,奇怪,沒了。這倒挺好。在那裡邊,有什麼感情、希望、信念,都會成為自我折磨。我什麼都不相信了,人活成這個樣子,有什麼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寫寫字,把自己能背誦的詩文默寫出來。我叫家裡人送些雪蓮紙,打成線裝書那樣的八行格,用真草隸篆各種字體一張張寫,自稱《古調陶然錄》。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樂。無所謂樂,有樂必有苦。想樂,也是追求;無追求,一片自然。這是種以生為死、以死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沒有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邊多少人瘋了,傻了,病死或自殺!歎,我這些話,你聽得懂嗎?
    坐牢近十年,唯一給我印象深的是一個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預審員。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處理一樁很特別的案子,是件輪姦案。被告都是文革群眾組織的一派要人,其中一個還是市革委會委員。
    預審過程中,他發現原告訴說被害事實時,一次一個樣兒,前後對不上,他就以"證據不確鑿,不能立案",向上報了。沒過幾天,上級一位大人物找他談話說,根據形勢需要,哪個人定什麼罪,哪個死刑,哪個死緩,都已經定了。上邊有要求,要他執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談話過後,他回家對老婆說:"我可能要出門很久,你別問我去哪兒,也別找任何人打聽我。"然後就帶著被褥到辦公室,打開那案卷,在上邊寫了四個大字"刀下留人"。然後坐在被褥卷兒上等著。馬上他就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抓起來。在那個所謂"輪姦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還總覺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總猜想到底怎麼回事,聽過他的話,我連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謂之冤?
    連冤都不覺冤,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過得順溜了。以至感到"獄中才一日,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覺,文革就過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裡放風,貪婪地曬太陽,掐虱子,拔鬍子。那扇上邊架著機槍的大鐵門旁有個小門房,有人在裡邊隔著窗子叫我名字。我過去,他走出來,原來是當年把我從"血肉橫飛學習班"救出來的管教科長。他看左右沒人,就說咱們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沒吭聲,只是用手不斷搓著他肌肉沉重的一張臉,搓得胡茬嚓嚓直響。待離人群遠了,他低聲說了一句:"你趕緊寫份申訴,我明早來取,還在這地方。"說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這事兒,有意思吧。我寫了張申訴,轉天塞在他手裡。
    我呢,遇到這事並沒有多大震動。石落古井,波瀾不起了。
    那申訴給了他一年多,沒動靜。如果我要是從那天起就滿心歡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折磨自已嗎?
    這時我已經不干力氣活了。在監獄的建築設計室給一位當過建築師的犯人當助手。我會畫畫,幫他描圖。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員來對我說:"你把東西收拾收拾,你們家裡來人接你來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兒,見我就樂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書》,就幾句話,說我"在文革的言行,構不成反革命罪,通過申訴和複查,宣告無罪釋放。"然後把《裁定書》恩賜一般遞給我,又給了我十幾塊錢,一些糧票;一疊證明信,用於到派出所報戶口,到糧店登記糧食配額,到工作單位報到等等。別的什麼都沒有,人就出來了。簡單得和當初進去的情況一樣,而且一樣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來久別的人間,熟悉又陌生,親切又奇怪。宇宙飛人回到地球上也是這種感覺吧。到了家中,親人的氣息,一切舊時舊物,所有眼見的細節一下子都勾起回憶,忘掉了的又都喚醒,我心裡可有點騷動。我終究還是凡人,沒成仙。可我沒掉淚,不是我心硬,面確確實實是心淡了。我的平靜,大概叫家裡的人吃驚不小。也許正因為我這從外到內整個一個人全變了,才使得家裡人嘩嘩流淚呢!
    一周左右,法院來人給我一張傳票,藍色的,叫我去一趟,並告我:"你可以請公假,可千萬別誤會,是我們領導想找你談談。"
    我一進法院,這位領導異乎尋常的熱情,他上來樓著我的肩膀說:"來了,來了,這回頭次見面,咱們得好好談談,要是不談,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著他說。他說:"文革中有個二.二一講話,你知道不知道?"
    "不記得了。"我說。文革初期我對社會上誰斗誰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關心。
    他說:"二.二一講話後,江青批判這裡的軍管會說,-你們的階級鬥爭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資本家子女都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的,都及時抓了。你們城市有那麼多資本家子女,怎麼會一個反革命集團沒有?-於是,這裡的軍管會就趕緊抓一批資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個,因為你不是在這之前看過北京一個中學黨委書記揭發過你的事嗎?可是在調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間的任何聯繫,沒法打成集團,也不能放,總得搞出一兩個來往上報,所以判決書上說你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既算集團,又不是真正的集團。所以你沒有同案犯,是不是?這就是你真實的情況。"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著說:"我是從北京來的,我比你更慘,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過,比你早放出來幾個月。中央派我來查這裡的冤假錯案,我調查時發現有兩個奇怪的案子,其中一個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沒一點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寫的申訴,所以我很快著手把你的案子平反處理了。算了,都是過去的事了,你還年輕,前邊的路還長著呢,對吧!對於你們單位,千萬別怪怨他們,連他們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再說句老實話,縣官不如現管,聰明點兒,別再找麻煩了,我對你說的全是肺腑之言。願意聽我的這些話嗎?"
    他的熱情帶一股衝動。要是十年前,我會擁抱他,可是此刻不過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巳聽其自然了。
    人在監獄裡和在外邊,正好相反。
    在外邊,盼好不盼壞;可在裡邊,盼壞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換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嗎?壞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媽病危了,老婆怎麼樣了。要是反過來對你特別凶,鬥你,沒事兒,很正常,監獄裡還能請你喝啤酒嗎?可是如果你在外邊挨斗不正好是壞事?
    再說,監獄裡的大門,鎖著的時候,裡邊准有人,開著的時候,裡邊準沒人。外邊不正好是,開著時有人,鎖著時沒人?要不小偷為什麼都會撬鎖呢?還有,監獄外邊的鎖全在門裡,監獄裡的鎖全在門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監獄裡,要認為你管教的好,睡通鋪。人多時,一個擠一個,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寬的地方,夜裡撤泡尿回來就會找不著自己的舖位。但要是認為你不老實,危險性大,反而叫你睡單間。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飯,在裡邊是永遠吃不飽的,飢餓感特別強。我一頓吃四個窩頭還不覺飽。每天分飯時,眼睛都瞪綠了,可是如果今天讓你盡情吃飽,這一下不知出什麼事,照顧照顧你,這一照顧准槍斃。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來後,總做夢被關在監獄裡出不來,撞籠呵,可是在獄裡,從來沒做過一次困在牢中的夢。夢裡哪兒都能去,名山勝景,世界各地,哪兒好去哪兒。有的夢現在還清楚極了。比方一次做夢,在曙光電影院門口,乘一輛大汽車,車上都是熟人,是誰不知道。車開了,兩邊全是花園洋房,講究,漂亮,哎喲,像童話裡那樣一幢幢尖頂小樓,各式各樣,亮著燈,好看極了。我走進一個小拐角,青草小道兒,挺黑,模模糊糊有個中國式亭子,式樣挺特別,是兩個半個的亭子連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裡邊賣吃的,都是我最喜歡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這種夢,我放出來後,想做也做不出來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壞事。人家告訴我說,要把我的書法送到全國展覽,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來,不知有什麼壞事,麻煩,跟在後邊。
    我並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別激動。你激動是為了什麼好事吧,可你怎麼知道它一定是好事?你激動是為了壞事吧,但它真是壞事又該如何,又能把你怎麼樣?你看我,那些年在外邊費勁掙"安全係數",好像係數挺高,其實屁用不管。人家對你真的怎麼樣,等到揪你時才能看出來。當把你放回來,落實政策了,人人對你笑,挺好嗎?假的。因此……因此什麼呢?因此我的老同學說我現在比較任性、放肆。做事說話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慮別人。這看法我承認。任由別人的結果我嘗到頭兒了,現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經另跟別人結婚了。她有個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結婚四十天被捕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說是她抱來的,不是我的。孩子的模樣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時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樣來往。這孩子和我有種異樣的親近。當然,親近並不能說明什麼,我也不要求說明什麼,親近就足可以了。事該如此,就是命該如此。
    我自從在監獄裡得了附睪結核,性功能完全喪失。監獄裡的犯人鬧滑精、手淫,我全沒有。出來後也不想再結婚成家,當一輩子人間高僧吧。後來碰到一個離了婚的女人。我公開說,我這方面不行了,沒料到她說,她以前生孩子難產,腹腔發炎,動手術把女同志爛七八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沒這方面要求。我們就結合了。兩人都沒這種需要,誰也不惹誰,相安無事,互相照顧,反而更是誰也離不開誰。這才真正進入了無慾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對兒,不,認真點說,應該叫做後天的一對兒。
    有-天,翻騰落實政策後發還的舊東西時,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寫的一幅字,很令我驚訝。好像我寫的,又像另一個人寫的。我才意識到,我完全變了,變了一個人。無論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氣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卻並不傷感。我很清楚,傷感是幫助命運害自己。幹什麼再跟自己過不去,就照自己現在這樣活吧。別害別人,也別害自己。
    我只相信,誰也無法把我再度變回去。
    ***創造了人的上帝,曾經被"文革"戰敗。***

《一百個人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