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
    大姐把我叫出去,說今天你別去上學,陪我。我也不願去學校,我不想見到歷史老師,他讓我等了個空,他誘騙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來拐去,大姐停在糧食倉庫旁的一個院子門前,讓我一人進去,叫她的一個老同學出來。她這次回重慶,心神不定,老在找什麼人似的,像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敗的婚姻。我說,你沒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幫個忙。
    「是個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點進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門就是一大坡石階,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幾戶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個老太婆在剪干紅辣椒,她聽我重複好幾遍話才說,「不在。」
    我問,「啥子時候在呢?」
    「不曉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階,對站在院門口的大姐說了情況,大姐說,那老太婆是她同學的媽,即使女兒在,也不肯讓女兒出來。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咕噥了幾句,說這個女同學和她一起下鄉到巫山,在同一個公社,以前關係不錯,為一點小事彼此就斷了聯繫。
    大姐說1964年她到農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個女知青,便再清楚不過苦日子開始了:一個母親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個是反革命子女;第三個,父親解放前隨部隊去台灣,屬敵特子女;第四個,災荒年父母雙亡。全是家庭成份有問題的,被哄騙下鄉,都成為響應黨的號召的英雄。夜裡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樣,知青夜裡不敢單獨出門。這個原先樹木成林的地方,大辦公社大煉鋼鐵大饑荒時,把樹砍毀了。知青住的村子還獨剩一棵很大的黃桷樹,知青沒柴燒,要砍樹。
    農民說,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個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墳還在那兒。沒多久另一個女知青被區裡幹部霸佔姦淫,一直忍氣吞聲,最後和當地農民結婚,難產而死。當地風俗,產後死的只能夜裡12點後出葬。那是一個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屍體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懸崖。
    二個男知青受不了當地政府對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來個知青要進深山打游擊,準備了大刀、長茅。大姐沒參加,是因為覺得躲進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隊伍還沒拉進山,就被全部抓獲,兩個頭頭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們平反沒有?」我問,「現在每天報紙都在說糾正錯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進去,人就會整垮了。」大姐把話又繞到剛才那個女同學身上,說看來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個男知青。當年他對大姐有情有意,大姐沒當一回事,現在她後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個縣煤礦當小幹部,夫妻吵鬧無一日安寧,丈夫怨恨得跑去黨委控告,說自己和妻子階級路線不同,將大姐的生父養父的事全部抖了出來。第二天全礦貼滿了大字報,揪斗黑五類翻天,他就在台下看著她被鬥。
    「不提他了,我本來就不應該和這種人結婚。」大姐說。
    「我還是覺得那個姐夫好,起碼比你第二個丈夫好。」
    「一個比一個差,再找一個也不會好。結婚不是為了找好男人。」她說著把頭往旁邊一揚,先我兩步台階在前了。
    纜車道上,麻袋裝的糧食堆得齊整的車往山上,已被卸掉貨的空車往山下。一隊搬運工,底端下船裝車。另一隊搬運工在纜車頂端——倉庫大黑鐵門裡卸貨。與四周房子相比,那片倉庫區的房子,是南岸最結實的,處處是紅字警告「閒人免進」、「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語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我們走到纜車道下的橋洞旁,我對大姐說,「你還沒有告訴全部事,你上次說時間太晚,答應一有時間就告訴我。」
    「我已說了好多不該說的事。」但大姐嘴邊馬上掛了一絲笑容:「你命還是比我好,你看那年這纜車壓的就是五弟。當時你還沒讀小學,還不到六歲,就曉得一個人跑去坐船,到從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廠找母親。誰也沒想到你能。」
    「你記錯了,我是走了二個多小時的路。當時我身上哪來坐船的錢?」我說。
    「好吧算我記錯,不管怎麼說,一個五歲半的小孩能走那麼遠的路,沒迷方向。看來你還是這個家裡的人。」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突然警覺起來。「為什麼我『還是』這家裡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氣一點沒變,「看你為五弟的事能吃這麼大的苦,你還沒懂事,我那時二十二歲了,從巫山農村回家生大女兒沒有多久,就明白你不會像我,你是這家裡的人。」
    「為什麼我在這個家裡不會『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說漏了嘴,還是有意賣個破綻引我上路。
    五哥拿著小竹箕,裡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綠豆,都是我和他從纜車上的鐵軌和石縫中一粒一粒撿的。纜車上貨卸貨間總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裡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像災荒年搶得那麼凶。饑荒算是結束了,糧食還是不夠吃,大人還是讓孩子去拾,拾一點算一點,幾天積下就是半土碗,頂一頓飯的糧食。1968年初夏,我記得我在纜車道外的沙灘,發現草裡有幾根香蔥,很興奮。但我聽到纜車啟動的鈴響,就警覺地站起身來讓開,手裡滿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開的纜車是空車,向下滑的纜車裝貨,從倉庫運糧食到江邊的船上。空車上坐著四五個男孩,五哥也在其中。開纜車和裝卸工人,沒管這些幾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個孩子從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從不與人爭鬥的五哥,從那孩子的竹箕裡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勁,就把坐在前邊的五哥推下車,纜車的後輪壓住了他的左大腿,開纜車的師傅馬上停車。
    我隔得不遠,看得真切,跟著五哥慘叫聲哭喊。家中幾個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對我最好:他從不欺負我,還教我識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讓我吃。他因為嘴有殘疾,愛躲著人,被家裡人呵斥,也不吵不鬧。
    聞訊趕來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灑下來。二姐扯下五哥的褲腰帶,紮在他鮮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過神,跟在他們的後面。
    武鬥最凶的時候剛剛過去,兩派繼續上繳武器,但同時還在使用大炮、輕重機槍和坦克,市區水陸交通時而中斷,電、自來水供應緊張。石橋廣場診所和區一院那天都沒開門,怕醫治武鬥一派受傷者,另一派知道了來砸來打。
    二姐敲開醫院的門,在那兒大鬧起來,說小孩被纜車壓了,與派仗有什麼關係?醫生被二姐那股拚命的氣勢洶洶嚇住了,正在猶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個人奔出醫院,沒有回家,而是對直朝江邊跑。天上烏雲騰騰,連雷也未響一個,立即下起雨來。雨把遠的山巒拉近,把近的山巒推遠。
    我沿著江邊不知走了多少小時,等我在造船廠找到母親時,雨已變小,輕輕渺渺地飄灑,陰鬱的天色,暗如傍晚。母親戴著草帽正在和聯手從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扔下扁擔就奔了過來。
    大姐在我有前面了走出了好遠,我趕了下去。她剛才說的話,我怎麼想都不對勁,我得抓住這個機會,不想讓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沒象上次那麼推來推去,爽爽快快地說:「我還沒講到在新社會,我是什麼樣的身世。」
    2
    袍哥頭子被捕了。1950年,共產黨決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擊隊。大鎮反大肅反延續了好幾年。重慶逮捕了所有袍哥頭目,各種道會門的頭子。城裡的幾個刑場每天槍斃人,斃掉的人大多沒人敢去認領,就地挖坑埋了。南岸的刑場在柿子溝,被槍斃的還有寺廟主持法師,好多老頭老太、虔誠的佛門信徒,為法師之死暗暗悲泣。但這一帶的老百姓,卻興奮得天天茶館客滿,也許是重慶人喜歡吃辣椒,吃出來的好事性格。
    母親挺著大肚子,抱著女兒在家裡戰戰兢兢。
    有人悄悄給她捎來口信,袍哥頭子在監獄裡,要她帶女兒去監獄看望他。母親猶豫不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清晨,母親雙眼紅腫,出了家門,她沒有帶大姐。
    母親大著肚子在監獄門口小房間裡,報了名字,登了記,卻沒能被允許見面。反落了個記錄在案,坐在回南岸的過江輪渡上,她氣惱萬分,但一點也不後悔。
    母親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幾個月,袍哥頭早被綁赴刑常那天是大鎮壓,據說,赴刑場的途中死刑犯們在車上暴動,一群死囚跳車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機槍只能就地掃射。
    擁擠的船艙裡十分悶熱,母親抹去臉上的淚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應當為這個男人哭了,可還是沒能止祝船舷外洶湧的江水,一浪一浪,搖晃著她的身體。
    還是多年前,有一次母親和袍哥頭子在街上坐人力車,遇到敲敲打打長長的隊伍,扎斷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孫舉著哭喪棒在前頭,棺木後面,身穿素衣的人抬著紙糊的轎、馬,抬著綢緞制的禮服、官服,薄絲絹掛在靈幡上。奏樂嗚炮,燈綵搖紅。
    他對正觀望出殯得發楞的母親說,別羨慕別人,等你媽百年後,我一定為她大辦,請和尚道士作法事,超度亡魂,擇吉日吉地下葬,祖墳風水好,後人才會發跡。他摸準了母親想對鄉下的外婆盡孝的心事,這一招很準,她是心領了。
    外婆死在重慶,死在母親家裡。鄉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桿,把病倒的外婆往重慶抬,靠張嘴問路和半乞討,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捱到重慶的江北,搭乘船才過了江到南岸。母親一見他們就哭了,說,為啥子不寫信來?我就是借錢也要讓你們坐船來!兩個舅舅頭上按照鄉下走親戚習俗,纏了根洗白淨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裡的人說,是抬來一個死人,頭上纏的啥子裹屍布?兩個舅舅急著要回去。母親湊了二十元路費,叫他們坐船。
    大舅說不坐船,二妹,你這些錢我們回去能做大事。
    母親送外婆上醫院,醫生說治不好。母親去抓草藥熬,那段時間我家的房子裡全是草藥味。外婆臉和身體瘦得只剩下一把,肚子裡全是蟲,拉下的蟲象花電線一樣顏色,扁的。外婆按住肚子縮在床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只過了一個冬,小年剛過,大年未過,直到那個寒冷的半夜,外婆一聲尖銳的呻吟後,就痛昏死在家裡尿罐上。母親把外婆扶上床,外婆醒過來說的唯一的話,就是要求她把還在鄉下挨餓最小的弟弟弄到重慶來,讓他有口飯吃,讓他識幾個字。看著母親點頭,外婆才嚥了氣。
    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母親打來一盆溫熱的水,用毛巾給外婆擦臉、脖脛和身子,把外婆冰冷的手貼在自己的胸口。外婆穿著母親手縫的衣鞋停在一塊舊木板上,在堂屋緊靠我家房門邊。沒有人號陶大哭,沒有請人來做道場,沒有花圈祭帳,也沒設靈堂,一盞燈芯草點的菜油燈,一閃一閃照到天亮。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塊石山坳的野墳堆中。
    一年後母親的小弟弟從忠縣鄉下拿著地址,一人問路來到重慶。這個十一歲的少年到我家時,穿件老藍布長衣,一條爛褲,從頭到腳又髒又臭。大姐還以為是農村叫花子,叫他滾開。母親從屋裡出來,止住大姐,告訴她:「這是你么舅。」
    么舅只上了四年學,就私自逃學去挑河沙掙錢。母親知道時,他已在一家機械廠找到一份零時工,他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好,認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母親要他別去廠裡當抬工,回學校,念不走,就降一年二年級讀。
    么舅不肯,說他得養活自己。
    母親說你不聽話,我就當沒你這個弟弟。
    么舅給母親跪下,磕了個響頭,就住進廠裡集體宿舍。
    么舅偶爾也來我家,二人話頭總轉到外婆身上。么舅說:以為解放了打倒地主,日子會變好些,沒想到還是差吃的。媽為節省,只喝井水。
    母親說:媽死了,我後悔沒給她留張照片,現在想看媽,都想不起她是啥樣兒?只記得媽梳了個髻。
    么舅說:媽和姐姐樣子象。媽被哥哥他們抬走時,媽拉著我的手不肯放,我追她追了好幾匹山。
    母親說:那陣只想到媽病,盼她病好,哪想到她死?
    外婆嚥氣時也未諒解母親當年逃婚的事,這也是母親的心玻母親一次次夢見外婆到她床前來找她,倒也未提逃婚的事,這是外婆驕傲,不願提。外婆只是埋怨母親,說母親不管她,說她依然餓肚子,孤孤單單,遭人欺。外婆還說她找三姨——她的親外侄女,卻怎麼也找不到。母親也從未找到三姨的墳,三姨1961年餓死後據說是被埋在長江大橋南橋頭的山坡上。那時還未興建大橋,野樹野草亂石成堆,沒立個碑,就等於消失了。修建大橋時,早被推土機鏟得一根白骨也不剩。
    母親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後,夢見她十七年之久,才把外婆的墳打開,用一塊白布裝儉屍骨,放好在一個小木箱裡,讓么舅送回家鄉,葬在老房子後山坡外公的墳旁。之後,母親再也未夢見外婆。家鄉來重慶的人說,外婆的墳前一下雨,總生出一片地木耳,黑黑的,在有月亮的夜裡去摘,回家不洗就能吃,不沾沙土。
    3
    未到晚年,母親的眼睛就總是不乾淨,每隔一會兒就得用手絹擦,不然,就被綠綠的沾液堵住眼角,又痛又癢。「這是懷孩子時惹上的,」她對我們說,「不管有天大的事發生,在懷孕時,別哭,別像我,落上這種病醫都醫不好。」
    我現在明白了,母親是指她懷孕時,去探監,路上哭得太傷心。
    大姐不太相信母親敢去監獄探望。在這件事上,大姐對母親的懷疑或許真有道理,她做女兒的,對這點應當最敏感。
    「你父親就這麼死啦?」我拉著大姐的手,這個男人,與我沒有太大相干,卻讓我心裡一陣難過。我與大姐握在一起的手,從來沒這麼緊。
    不料過了一會兒,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話:「他就那樣死,就好了。」
    她挑了塊石頭坐下,背對著江面,不待我問,就說起來。
    那是一個星期天,許久沒有走船的父親的消息,母親抱著三歲的三哥,帶著大姐過江去輪船公司打聽。走到朝天門,母親換了下手,把三哥抱在右手邊。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車相混的馬路,不下雨也陡而滑。心事重重的母親沒注意一輛板車急滑而下,等她發現,板車已近在咫尺,她抱緊三哥往路沿一讓,朝嚇呆的大姐喊:「跑開呀!快點跑開!」她閉上眼睛,大姐不被撞死,也會被撞個大傷,那板車翻掉,拉板車的男人不死也會受重傷。但板車奇跡般剎住了,雙方都嚇了個半死,一張口,卻都楞住了。
    是袍哥頭的舅爺,他直呼母親的姓名,連連叫道:「是你啊,你們母女倆讓我找得好苦!」他雙鬢已開始發白,袖子和褲腿挽著,穿著一雙沾滿泥灰的膠鞋。
    這個場面很戲劇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無關要旨。總之,母親知道了袍哥頭並未死,未處決他,他陪了殺場,嚇了個尿滾尿流,答應交待。他全招了,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關係。交待交待,就痛恨起國民黨來了,他那麼拚了性命,也不過是一個被玩於股掌的小卒。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命運:小卒就是被棄在前沿的,當犧牲品給收拾掉。為啥子不吐,吐個痛快?
    他呆在牢裡,一點也沒內疚。由於他的坦白,受他牽連的人全部抓獲,他以為自己會被許諾的那樣,放出來。沒過多久,他就明白自己上當了,不僅未放他,而且還要他繼續交待。
    「我已交待完了,」他掏心捶胸地說。
    「沒有,你還得老老實實全部招出來。」
    他聽到這話還是不明白,他的確不明白共產黨的政策。
    他先被關在緊靠著白公館的一幢房子裡。白公館和渣滓洞,是國民黨關押黨內反對派人士和共產黨地下人員的兩所監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報培訓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設在那兒。解放後這地方作為活教材:這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這是國民黨蔣匪幫屠殺我們烈士的鐵證!每年的11.27死難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結隊的少先隊員,為他們胸前的鮮艷的五星紅旗握緊拳頭,誓言錚錚。這地方的烈士名單經常改變,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來是叛徒,民主黨派的人不算烈士,後來說沒有叛徒,全是烈士,審查死人比活人還難。取材於此的小說《紅巖》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說是叛徒,他跳樓自殺,頭顱著地,當即死亡。砸在地面上的一隻眼睛緊閉,另外半邊臉上的一隻眼睛撐大了一倍,幾乎蹦出眼眶,是我從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懼的一張。
    袍哥頭一到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歷史最樂於開玩笑,監獄總是輪流坐。白天被槍逼著去挖煤干苦力,只有夜裡才想到命運顛來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當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規距,也不符合他做人的準則,他一開始後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親不可能再去探過袍哥頭子,因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孫家花園——關押重犯的省二監獄。
    在朝天門碰見舅爺,使母親和久未有聯繫的舅爺家有了往來,災荒年快結束時,母親才讓大姐去認舅爺一家,當時她在衛校讀書。袍哥頭後來娶了那個姑娘,生了一女一兒,和袍哥頭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慶。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媽,管袍哥頭的弟弟叫力光麼爸。他們住的吊腳樓爛朽,從樓板的漏縫中能看見輕緩流動著的嘉陵江。
    大姐說,那家人日子過得也很難,為了生存,她的同父異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會上那種女人一樣,跟不認識的男人睡覺。
    我說,當妓女。
    「不准說這個詞」大姐聲音大得吼了起來。
    「一直這樣?」我問。
    大姐說:當然是那些年,現在她不知道。那個妹妹也不願見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沒了往來。
    大姐的生父作為一個沒骨頭的好漢,苟延殘喘活了下來。但沒有多久。1960年,由於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岳勞動農場,本想可以在那兒熬到自由的日子,卻不行了。沒吃的,農場裡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頭人,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腫病,終於支撐不住,再也不能幹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凍,不幹活就沒吃的,連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後嚥氣時雙手全是血抓剜土牆,嘴裡也是牆土,眼睛大睜著,才三十六歲。沒人收屍,丟在大墳坑裡了。死了好久之後,從那兒逃災荒出來的好心人,路經重慶才把這噩耗轉告。
    同一年,在母親的家鄉忠縣關口寨,附近能吃的關音土都被挖淨,吃在肚子裡,都發脹了,解不出大便,死時肚子象大皮球一樣。大舅媽是村子裡頭一個餓死的,大表哥從讀書的煤校趕回去弔孝。到忠縣前的豐都縣,飢餓的慘狀便不忍目睹,插著稻草賣兒賣女的,舉家奔逃的,路邊餓死的人連張破草蓆也沒搭一塊。過路人對他說,小同志,別往下走了,你有錢有糧票都買不到吃的。
    他這個孝子回學校後一字未提母親是餓死的,一字不提鄉下飢餓的慘狀,還寫了入黨申請書,讚頌黨的領導下形勢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進步,想畢業後不回到農村。家裡人餓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順著這政權的階梯往上爬,才可有出頭之日,幹部說謊導致饑荒,饑荒年代依然要說謊,才能當幹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無底。飢餓與我結下的是怎樣一種緣由?在我將要出生的前幾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媽,母親的第一個丈夫,和我有血緣沒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們在一個個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來,生了下來,靠了什麼?
    我沉默了,腦子裡反反覆覆全是一個個問號。
    這條街的人和其它街上的人一樣,聽毛主席的話,由著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紅花,當光榮媽媽。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雙胞胎。相比之下,母親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麼了。到1958年,家裡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個哥哥生下來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產針,好不容易死嬰才下來。母親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還是醒了過來,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這狠心腸的媽,差三天就該生了,去江邊洗衣服做啥?你把兒子悶死在肚子裡,害死了他。」護士對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埋怨道。
    母親臉上出現了淺淺的笑容,輕聲細語地說:「死一個,少一個,好一個。」
    護士不解地走開了,這麼無情義的母親,恐怕她是頭回碰到。
    母親無可奈何的自嘲,或許達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會面時,她就看清自己的命運,她的孩子們的命運。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難。母親這樣的想法,當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導致人口大膨脹,不僅我是多餘的,哥哥姐姐也是多餘的,全國大部分人全是多餘的,死再大一批也無所謂。
    大姐說來說去繞不過大饑荒年代,該我出生的時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歲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動,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對母親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說到這兒時,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動起來。

《飢餓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