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述

    回到祖國
    1946年——1949年
    我於1945年秋,在待了整整10年之後,從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機會回國;在瑞士Fribourg住了幾個月,於1946年春夏之交,經法國馬塞和越南西貢,又經香港,回到祖國。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和半個秋天。當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津浦鐵路中斷,我有家難歸。當時我已經由恩師陳寅恪先生介紹,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和文學院院長湯錫予(用彤)先生接受,來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時候。我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自動化的Omega金錶。這在當時國內是十分珍貴、萬分難得的寶物。但因為受了點騙,只賣了十兩黃金。我將此錢的一部分換成了法幣,寄回濟南家中。家中經濟早已破產,靠擺小攤,賣炒花生、香煙、最便宜的糖果之類的東西,勉強餬口。對於此事,我內疚於心久矣。只是阻於戰火,被困異域。家中盼我歸來,如大旱之望雲霓。現在終於歷盡千辛萬苦回來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雙親——叔父和嬸母,妻、兒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飯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長之國立編譯館的辦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處遊蕩。我出不起旅館費,我還沒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無書可讀,無處可讀。我是多麼盼望能夠有一張哪怕是極其簡陋的書桌啊!除了寫過幾篇短文外,一個夏天,一事無成。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自己常常說,浪費時間,等於自殺。然而,我處在那種環境下,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真成了「坐宮」中的楊四郎。
    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島,再轉火車,到了一別11年的故都北京。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鐵路由美軍武裝守護,尚能通車。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的有陰法魯教授等老朋友。汽車經過長安街,於時黃昏已過,路燈慘黃,落葉滿地,一片淒涼。我想到了唐詩「落葉滿長安」,這裡的「長安」,指的是「長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長安」是北京東西長安街。遊子歸來,古城依舊,而歲月流逝,青春難再。心中思緒萬端,悲喜交集。一轉瞬間,卻又感到彷彿自己昨天才離開這裡。歎人生之無常,嗟命運之渺茫。過去11年的海外經歷,在腦海中層層湧現。我們終於到了北大的紅樓。我暫時被安排在這裡住下。
    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不管拿到什麼學位,最高只能定為副教授。清華大學沒有副教授這個職稱,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至少要等上幾年,看你的教書成績和學術水平,如夠格,即升為正教授。我能進入北大,已感莫大光榮,焉敢再巴蛇吞像有什麼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晉謁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是佛學大師。他的那一部巨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集義理、詞章、考據於一體,蜚聲宇內,至今仍是此道楷模,無能望其項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身軀瘦長的老者;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身著灰布長衫,圓口布鞋,面目祥和,嚴而不威,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過了至多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說不高興,那是過分矯情;要說自己感到真正夠格,那也很難說。我感愧有加,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不管怎樣,副教授時期之短,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

《學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