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找到了出路

    當時北大文學院和法學院的辦公室都在沙灘紅樓後面的北樓。校長辦公室則在孑民紀念堂前的東廂房內,西廂房是秘書長辦公室。所謂「秘書長」,主要任務同今天的總務長差不多,處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務。秘書長以外,還有一位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工作。沒有什麼副校長。全校有6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這樣龐大的機構,管理人員並不多,不像現在大學範圍內有些嘴損的人所說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講堂,科長一操場。我無意宣揚舊時代有多少優點,但是,上面這個事實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北大圖書館就在北樓前面,專門給了我一間研究室。我能夠從書庫中把我所用的書的一部分提出來,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瞭解到,這都是出於文學院院長湯錫予先生和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的厚愛。現在我在日本和韓國還能見到這情況,中國的大學,至少是在北大,則是不見了。這樣做,對一個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極大的方便。湯先生還特別指派了一個研究生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馬理是已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的女兒,赫赫有名的馬玨的妹妹。
    北大圖書館藏書甲大學的天下。但是有關我那專門研究範圍的書,卻如鳳毛麟角。全國第一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比較起來,稍有優越之處;但是,除了並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見。燕京大學圖書館是注意收藏東方典籍的。可是這情況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才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前,我毫無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歐洲和日本的圖書館比較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語。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龍困沙灘,縱有一身武藝,卻無用武之地。我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卻是一籌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譯工作,翻譯了馬克思論印度的幾篇論文,翻譯了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我還翻譯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譯稿,後來由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興趣之所在,不過略示一下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而已。
    這遠遠不能滿足我那種閒不住的心情。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教員不過5人,學生人數更少。如果召開全系大會的話,在我那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系主任辦公室裡就綽綽有餘。我開了一班梵文,學生只有3人。其餘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個學生也沒有。我「政務」清閒,天天同一位系秘書在辦公室裡對面枯坐,既感到極不舒服,又感到百無聊賴。當時文學院中任何形式的會都沒有,學校也差不多,有一個教授會,不過給大家提供見面閒聊的機會,一點作用也不起的。
    湯用彤先生正開一門新課《魏晉玄學》。我對湯先生的道德文章極為仰慕。他的著作雖已讀過,但是,我在清華從未聽過他的課,極以為憾。何況魏晉玄學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內第一人。課堂就在三樓上,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徵求了湯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課並沒有講義,他用口講,我用筆記,而且盡量記得詳細完整。他講了一年,我一堂課也沒有缺過。湯先生與胡適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懸河的人。但是他講得細密、周到,絲絲入扣,時有精闢的見解,如石破天驚,令人豁然開朗。我的筆記至今還保存著,只是「只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此外,我因為感到自己中國音韻學的知識欠缺,周祖謨先生適開此課,課堂也在三樓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聽。周先生比我年輕幾歲,當時可能還不是正教授。別人覺得奇怪,我則處之泰然。一個系主任教授隨班聽課,北大恐尚未有過,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能者為師。在學問上論資排輩,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還沒有解開:舊業搞不成了,我何去何從?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閱書時,因為覺得有興趣,曾隨手從《大藏經》中,從那一大套筆記叢刊中,抄錄了一些有關中印關係史和德國人稱之為「比較文學史」(VergleichendeLiteraturgeschichte)的資料。當時我還並沒有想畢生從事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在下意識中覺得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義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國以後,儘管中國圖書館中關於印度和比較文學史的書籍極為匱乏,但是中國典籍則浩瀚無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至少中國這一邊的資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這個課題至少還同印度沾邊,不致十年負笈,前功盡棄。我反覆思考,掂斤播兩,覺得這真是一個極為靈妙的主意。雖然我心中始終沒有忘記印度古代語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順應時勢,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
    我終於找到了出路。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

《學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