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顧

    自己覺得德國10年的學術回憶好像是寫完了。但是,仔細一想,又好像是沒有寫完,還缺少一個總結回顧,所以又加上了這一段。把它當做回憶的一部分,或者讓它獨立於回憶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德國10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性的10年。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如果我的學術研究有一個發軔期的話,真正的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而是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我也提到過,如果我不是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遇來到德國的話,我的一生將會完完全全是另一個樣子。我今天究竟會在什麼地方,還能不能活著,都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這個10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10年,有它輝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陰暗悲慘的一面。所有這一切都比較詳細地寫在我的《留德十年》一書中,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因為我現在寫的《自述》重點是在學術;在生活方面,如無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寫的我在哥廷根10年的學術活動,主要以學術論文為經,寫出了我的經驗與教訓。我現在想以讀書為綱,寫我讀書的情況。我輩知識分子一輩子與書為伍,不是寫書,就是讀書,二者是並行的,是非並行不可的。
    我已經活過了8個多10年,已經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讀書條件和讀書環境方面,哪一個10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10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個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東西,我幾乎全不會,也幾乎全無興趣。我平生最羨慕兩種人:一個是畫家,一個是音樂家。而這兩種藝術是最需天才的,沒有天賦而勉強對付,絕無成就。可是造化小兒偏偏跟我開玩笑,只賦予我這方面的興趣,而不賦予我那方面天才。《漢書·董仲舒傳》說:「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極想「退而結網」,可惜找不到結網用的繩子,一生只能做一個羨魚者。我自己對我這種個性也並不滿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幹而沒有綠葉,更談不到有什麼花。
    在哥廷根的10年,我這種怪脾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哥廷根是一個小城,除了一個劇院和幾個電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沒有。我又是一介窮書生,沒有錢,其實也是沒有時間冬夏兩季到高山和海濱去旅遊。我所有的僅僅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從來不開什麼會。有一些學生會偶爾舉行晚會跳舞,我去了以後,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雞。這裡中國學生也極少,有一段時間,全城只有我一個中國人。這種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我空前絕後的讀書的機會。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但是,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看,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讀書有兩個地方,分兩大種類,一個是有關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等的書籍,一個是漢文的書籍。我很少在家裡讀書,因為我沒有錢買專業圖書,家裡這方面的書非常少。在家裡,我只在晚上臨睡前讀一些德文的小說,Thomas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這樣讀完的。我早晨起床後在家裡吃早點,早點極簡單,只有兩片麵包和一點黃油和香腸。到了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腸,後來是黃油,最後只剩一片有魚腥味的麵包了。最初還有茶可喝,後來只能喝白開水了。早點後,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待就是一天,午飯在學生食堂或者飯館裡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10年,不懂什麼叫午睡,德國人也沒有午睡的習慣。
    我讀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書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裡。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圖書收藏的情況介紹一下。哥廷根大學的各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圖書室。梵文圖書室起源於何時、何人,我當時就沒有細問。可能是源於Franz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學的第一個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長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極其珍貴的碑銘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裡。他的繼任人HermannOldenberg在他逝世後把大部分藏書都賣給了或者贈給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貴的還不是已經出版的書籍,而是零篇的論文。當時Oldenberg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梵學大師,同全世界各國的同行們互通聲氣,對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廣通聲氣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請講學,二是互贈專著和單篇論文。專著易得,而單篇論文,由於國別太多,雜誌太多,搜集頗為困難。只有像Oldenberg這樣的大學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較完備。Oldenberg把這些單篇論文都裝訂成冊,看樣子是按收到時間的先後順序裝訂起來的,並沒有分類。皇皇幾十巨冊,整整齊齊地排列書架上。我認為,這些零篇論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鎮所之寶。除了這些寶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書都應有盡有。其中也不乏名貴的版本,比如MaxMuller校訂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訂的《阿闥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視為詞典典範的《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原本和縮短本,也都是難得的書籍。至於其他字典和工具書,無不應有盡有。
    我每天幾乎是一個人坐擁書城,「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就是這些寶典的夥伴和主人,它們任我支配,其威風雖南面王不易也。整個Gauss-Weber-Haus平常總是非常寂靜,裡面的人不多,而德國人又不習慣於大聲說話,幹什麼事都只靜悄悄的。門外介於研究所與大學圖書館之間的馬路,是通往車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還不見汽車,於是本應該喧闐的馬路,也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真是一個讀書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禮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這裡來。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冊的Mahvastu拚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來,走到擺滿了書的書架旁,信手抽出一本書來,或瀏覽,或仔細閱讀。積時既久,我對當時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況,心中大體上有一個輪廓。世界各國的有關著作,這裡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國還有一種特殊的購書制度,除了大學圖書館有充足的購書經費之外,每一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獨立的購書經費,教授可以任意購買他認為有用的書,不管大學圖書館是否有復本。當Waldschmidt被征從軍時,這個買書的權力就轉到了我的手中。我願意買什麼書,就買什麼書。書買回來以後,編目也不一定很科學,把性質相同或相類的書編排在一起就行了。借書是絕對自由的,有一個借書簿,自己寫上借出書的書名、借出日期;歸還時,寫上一個歸還日期就行了。從來沒有人來管,可是也從來沒有丟過書,不管是多麼珍貴的版本。除了書籍以外,世界各國有關印度學和東方學的雜誌,這裡也應有盡有。總之,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專業圖書室。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暢遊於書海之中。我讀書粗略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細讀的,一類是瀏覽的。細讀的數目不可能太多。學梵文必須熟練地掌握語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礎讀本》,雖有許多優點,但是畢竟還太簡略;入門足夠,深入卻難。在這時候必須熟讀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這一本書上下過苦工夫,讀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對Oldenberg的幾本書,比如《佛陀》等等都從頭到尾細讀過。他的一些論文,比如分析Mahvastu的文體的那一篇,為了寫論文,我也都細讀過。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續Wackernagel的那一本書,以及W.Geiger的關於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過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還是我的太老師HeinrichLuders,他的書,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細閱讀。他的論文集PhilologicaIndica是一部很大的書,我從頭到尾仔細讀過一遍,有的文章讀過多遍。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宗教、文學、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深奧的文章,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然而我卻情有獨鍾;我最愛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中國是陳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uders先生。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為文,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愈剝愈細;面面俱到,鉅細無遺;敘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根據;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別人視而不見的,他們偏能注意;表面上並不艱深玄奧,於平淡中卻能見神奇;有時真如「山重水復疑無路」,轉眼間「柳暗花明又一村」;迂迴曲折,最後得出結論,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口服心服。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輕神怡。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感享受,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卻似乎更深更高。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癖;我自己覺得,這確實是「癖」,然而毫無「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於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哥廷根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所內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這個所的圖書室,由於GustavHaloun教授的慘淡經營,大量從中國和日本購進漢文典籍,在歐洲頗有點名氣。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AthurWaley等等。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偉得多;房子極高極大。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上面還有多少層,我不清楚。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10年之久,我不記得,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院子極大,有極高極粗的幾棵古樹,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地上綠草如茵。樓內樓外,乾乾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有一段時間,我幫助Waldschmidt查閱佛典。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於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敘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別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至於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到了這裡,就彷彿回到了祖國一般。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是否是宇內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自從1937年GustavHaloun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萬籟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於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內容包羅萬象,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歷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1997年

《我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