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教運動談起

    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運動。北大又大大地折騰了一番。規律仍然是:這場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混戰了一陣,然後平靜下來,又都奉命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於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後,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口內外的交通要道。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當年這裡十分繁華,大街上店舖林立,每天晚上臥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裡面划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只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
    村裡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裡談。我只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了「革命」的烽火。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實,滿篇邪理。它據說也是頗有來頭的。姚文元不過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出台獻藝的小丑而已。我讀到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腦袋裡一向缺少政治細胞,雖然解放後幾乎天天學習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鈍,時時刻刻講階級鬥爭,然而我卻偏偏忽略階級鬥爭。我從文章中一點也沒有體會出階級鬥爭的味道。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出這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風暴將要來臨的信號。我只把它當做一篇平常的文章來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裡藏不住話的缺點(優點?)。看完了以後,我就信口開河,大發議論,毫無顧忌。我到處揚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會同彭德懷有什麼瓜葛。我還說,「三家村」裡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三十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後,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裡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裡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瞇瞇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裡照見自己的真相!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裡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裡講一講。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台,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根據上面的規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內部情況只有我們自己明白。我們這一夥來自四面八方的雜牌軍隊,儘管過去並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麼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麼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別是過舊歷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麼要燒掉呢?」
    「不留痕跡。」
    「撕掉丟在茅坑裡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
    「你過分小心了。」
    「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裡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裡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後話,這裡就先不談了。

《牛棚雜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