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家族,在中國,實際系一互助小組織,在這個組織裡頭,各人盡其力而取所需。其間分子與分子的互助,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蓋受著一種道德意識和家族光榮的鼓勵。有時一個兄弟會渡海離家數千里,以恢復那破了產的哥哥的名譽。一個環境較好的人常撥其全家消費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資助其侄兒的就學,此固視為尋常事,非有任何功績可言者。一個功名利達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給他的親戚;而倘沒有現成的差使,亦可以生產幾個拿干俸的閒職。這樣拿干俸和徇私的習慣,隨著每度政治變革運動而發展起來。這種習慣加上經濟的壓迫,變成一種不可抗拒之力,毀損人而不受人之毀損。這種力量是異常巨大的,雖經政治改革期的屢次努力,秉著十分熱情的好意也終於收了失敗的結局。
公平地觀察一下,徇私並不劣於別種惡習的"情面"。一個部長,不獨位置其侄兒於部內,同時還須安插其他官員的侄兒——倘這些官員是比他高級的,還寫著薦賢書給他,那麼許多賢侄兒往哪裡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議顧問之類的名義。經濟壓力和人口過剩的排擠是那樣尖銳,而同時又有那麼許多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卻沒有一個人會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機,致令每一個新公事機關成立或官吏就職之日,就有數百封介紹書蜂擁而來。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業乃從家族為始,因為家族應看作中國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每個家各自照顧自己的失業分子,既經照顧失業分子,其第二步較好的工作為替他尋覓位置。這種辦法應略勝慈善事業一籌,因為它教訓那些運氣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識,而那些受到這樣資助的人又轉而幫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這些大官僚掠奪了國家的財產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給養當世的一代,或可接續蓄養三四代,積資常自數十萬至數千萬,僅志在光耀門楣而為家族中的好分子。營利舞弊,敲詐錢財,對於公眾是一種惡行,對於家族卻是美德。因為一切中國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國語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動詞活用,像辜鴻銘說過是動詞"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搾取剝削的意義),好似吾們的常用語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臣……他把我帶到這兒……"這個把字是正規的動詞。
如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培養出了個人主義,而限於家族以內的合作觀念,產生了盜竊狂的結果,此盜竊狂卻又帶著利他主義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盜竊狂——舞弊的習性——又可以和個人的誠實性並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愛並行而不悖,這情形在歐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會上的巨頭——他們是中國報紙上時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動人物——他們對於慈善事業不僅一諾千金,往往輕鬆地捐個十幾萬塊錢給一個大學或市立醫院,這種捐贈,其實不過將其自人民掠奪而來的金錢返還於人民。這樣的情形,東亞和歐美卻不謀而合,其不同之處僅在歐美則唯恐此等真情之敗露,而在東亞則似獲得社會的默許的。
在中國,即使一個人為了偷竊金錢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為了偷盜國家資產。就是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院管理當局所盜竊而經社會揭發,仍不當作盜竊國家財產看待。因為吾人好像有一種政治腐敗的宿命的,這宿命在邏輯論體繫上是緊隨著"賢能政府"的學理(參閱第九節"賢能政府")。孔子教導我們,政府要受賢人君子的統治,吾們乃真當這班統治者作賢人君子看待,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政府歲支報告),人民沒有立法上之同意表決權,政治犯也沒有牢獄。其結果,他們的道德素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
不過這樣掠奪來的或盜竊來的金錢,仍常能滲漏而返還之人民,這殆便是德謨克拉西精神的美處,這返還的途徑倘不經由大學,則經由一切依賴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聽差走役。那些僕人揩揩東家的油水,不過在幫助他東家返還金錢於人民,而他們的揩揩油水是有著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後,也有一個家庭問題,雖其量的大小與東家不同,家庭問題之性質則無異。
除了上述偏愛徇私和政治腐敗之外,另有種種社會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們可以統括地稱為缺乏社會訓練。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恰如它的徇私惡習破壞了文官考試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不是何等的惡行,更壞的是使人傾倒(即垃圾)於鄰居的門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證,莫如所謂中國人的慇勤禮貌,這是很被誤解的論旨。中國人的慇勤禮貌,不能依照伊墨遜(Emerson)氏所下的定義"做事情的欣快的樣子"來下界說。中國人辦事的慇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誰是他所與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國人對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們的禮貌恰如英國人在殖民地上對待其同種族以外的人。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對待自己人是從不驕傲的,這是可喜的一點。"這在英國人應該很感滿足了,因為他們的自己人佈滿於全球。中國人對待其朋友及其熟習的人是並非無禮貌的,但超出了這個界限,則在社會行動上常對其旁邊人取積極的敵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車的同車乘客,或戲院子買票間附近的客人,彼此的爭先恐後,不讓於世界大戰時火線上衝鋒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在內地的公共汽車站瞧見一位同車乘客,他正在發狂一樣爭奪一個座位,誰知所佔據的乃是司機的座位,卻還是堅決地拒絕車站職員的要求,不肯讓座。只要用一些社會常識考慮一下,誰都知道沒有司機,車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這一些常識。假使你更進一步地分析,這個人是不是被認為可恥?吾們先要知道為什麼這樣下雨天只有一輛車子以容納八十多個乘客。原來其他車輛被當地的軍事長官徵調去充運輸之用,所運輸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麼這位軍官的社會常識是在哪裡呢?制度既經紊亂,人們被迫發狂樣地爭奪座位,大家耽擱於離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個下雨天,誰不焦急著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個佔著司機座位的人站了起來,誰保不有第二人來搶奪這個座位呢?拿這件事情可以作為標準:它顯示農村的天真而田野風的禮貌與時代進展速度二者之間的差率的欠整理;顯示政治的紊亂,這一切驅使個人之間起爭奪,而缺乏新的社會意識的遺傳法式,是需要時間去補救而發育生長的。
缺乏社會常識正足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公共汽車公司都折了本,許多採礦公司都關了門。缺乏社會知識的範圍,延展至廣,自圖書館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級官吏破壞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壞關係較小的法典,其結果即為全部缺乏社會訓練和普遍的蔑視公眾章程和規律。
事實是如此的,原來家族制度處在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社會意識二者之中途,這社會意識在歐美是包括了整個社會的。中國的社會,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許多小個體;在它的裡面存在著其固有的合作,但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真實統一的聯繫,除了國家。因為過去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實際是孤零零地生存著,未受劇烈的競爭傾軋,因而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沒有積極地發展起來。如是,家族意識替代了歐美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有幾種類似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發展著,但歐美人士毋庸為之吃驚。"黃禍"不會從中國出發。中國人的本質裡頭,深深伏有一種根性,吾們願意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為國家而死,更沒有一個人肯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盤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舊生活。一九三五年曾遊歷過日本與中國的遊歷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對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較一下: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讀報紙的時間總是在電車上或火車上;他們帶著固執猛厲的臉色,咬緊堅決的下顎,在他們的眉頭,罩著一層迫近眉睫的國難暗影,看似具有果決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這個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別人所粉碎,是以必須準備這個時代的來臨。而中國人穿了長袍,寬衣博帶,雍容溫靜,優遊自得,一若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可以把他從酣夢中搖醒過來。無論你走進中國家庭,上中國館子,走在中國街道上,你真不會相信世界的慘禍或國難行將臨頭!中國人常自承自己的國家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國家是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花崗石。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花崗石雖然堅固,世界大戰的巨彈,或許會把它爆裂開來;但是那一盤散沙,你至多僅能使它散開一下。沙粒固然仍為原來的沙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