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決心要我們進聖約翰大學，因是那時全中國最著名的英文大學。他要他的兒子獲得最好的東西，甚至夢想到英國之劍橋、牛津、和德國之柏林諸大學。因為他是一個理想家。當我留美時，以經濟支絀，迫而離美赴法，投入青年會為華工服務。後來寫信給他說，我已薄有儲蓄，加上吾妻的首飾，當可再去德留學。我知道這消息會給他以未曾有的歡喜，因為他常夢想著柏林大學啊！吾父與我同樣都是過於理想的人，因為我父子倆都欣賞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藥的樂觀。我攜同新婦出國留學之時，赤手空拳，只領有半個不大穩的清華學額和有去無回的單程旅費。冒險是冒險的了，可是他沒有阻止我。這宗事凡是老於世故的人都不肯輕試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我顧忌甚麼？我常有好運道，而且我對於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貧窮的經驗大足以增吾勇氣和魄力，所以諸般困難，俱不足以寒我之膽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決心要我學英文，即當我在小學時已喜歡和鼓勵我們弟兄們說英語，識得幾個字就講幾個，如pen，pencilpaper等，雖然他自己一字不懂。他嘗問我一生的志向在甚麼，我在意時回答，我立志做一個英文教員，或是物理教員。我想父親必曾間接暗示令我對於英文的熱心。至於所謂物理教員，我的原意是指發明機器。因為當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學得吸水管的原理；有好幾個月間，我都以此為戲，深想發明一個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井水向上流升，自動的一直流到我們園內。雖未成功，可是我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要解決其中難題。雖然以我現在年紀已可以看見這宗事的愚蠢，可是那問題仍常縈擾於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樣。自從小孩子的時候，我一見機器便非常的開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動定睛凝視那載我們由石碼到廈門的小輪船之機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將來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機械的發明一方面。至於我初入聖約翰時，我註冊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種偶然的事罷了。我酷好數學和幾何，故我對於科學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我仍然相信我將來發明最精最善的漢文打字機，其他滿腹滿袋的計劃和意見以發明其他的東西可不用說了。如果等我到了五十歲那一年，那時我從事文學工作的六七年計劃完成之後，我忽然投入美國麻省工學院裡當學生，也不足為奇。
十七歲，我到上海。從此我與英文的關係永不斷絕，而與所有的中文基礎便告無緣了。照現在看起來，當時我的中文基礎其實也是浮泛不深的。實際上，我的中學教育是白費光陰。我所有的些少經書知識乃早年由父親庭訓而得。當投入聖約翰時，我對於蘇東坡的文學已感到真的興趣，而且正在讀司馬遷的《史記》，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這半是那大學之過，半亦是我自己之過）。我虛耗了在學校的光陰，即如大多數青年一般，這一點我只能埋怨那時和現在的教育制度。天知道我對於知識真如饑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現代的學校制度是基於兩種臆斷：一是以為學生對於各門功課是毫無興味的；次則是以為學生不能自求知識。因此課程之編排是貶低程度，專為著那些對於功課毫無興味的學生而設。除此兩弊之外，更有極端費時無益之學制，即是要學生覆書和給予積分（強要學生默記事實和番號，此皆是為便於教員發問而設的）。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結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試和積分用作量度知識的工具，而教員個人對於各個學生在心靈進步各時期之個性的需要，與乎各個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我自知對於自然科學和地形學是興味最濃的；我可以不須教員之指導而自行細讀一本十萬字的地理書，然而在學校裡每星期只需讀一頁半，而費了全年工夫才讀完一本不到三萬字的地理教科書。其餘各門功課，都是如此。此外，強迫上課之暗示，或對教員負責讀書之暗示，皆極為我所厭惡的，因而凡教員所要我讀的書我俱不喜歡。直至今日，我絕不肯因盡責之故而讀一本書或一個人的著作，無論其在文學史上有如何價值。我們學生都覺得應該讀書至最少限度，僅求積分及格便足。按我的天資，我向不須慮及積分及格問題，我自入學校以來積分從未低過及格的。結果，我便比別的學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飯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由一級升高一級，都常是名列前茅。我努力求學的推動力只有由我父親寄給我的示函而得到，因為他常常以為我所寫的家信是極可羞的。我在學校得到很高的積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級，對於他並無意義，他是對的。如果當時有一圖書館，充滿好書，任我獨自與天下文豪結神交，我當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學時，沒有圖書館設備，而廈門這一所教會學校與其他非教會學校大異之點，就是我們教會學校學生不看中文報紙，或其他一切報紙。
我在中學以第二名畢業，在聖約翰亦然。畢業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學校教育中的氣運，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學校中都有一個傻小子，如我一樣聰穎，或稍遜一籌的，然而比我相信積分，而且能認真攻讀課堂內的功課而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課上努力一點，便不難得到冠軍，不過我不幹。第一，我向來對於課程不大認真。其次，凡做甚麼事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這也許是由於我血液裡含有道教徒原素。結果，無論在家或在校，每當考試的一星期，其他學生正在"三更燈火五更雞"中用苦功之時，我卻逍遙遊蕩，到蘇州河邊捉鱔魚，而且攪風攪雨引誘別的好友一同去釣魚。那時我真是不識得知識的魔力和求學的妙處，有如今日引吾入勝，使我深入窮知探奧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內或在校外，均是一貫不斷的程序，從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學期中耶抑假期中耶。這對於我看書的習慣沒有多大的分別，只不過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書，顯露頭面，而一到學校開課便須秘密偷看而有犯規之慮。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員和最優的學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愛看的書。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鐘工夫來預備功課並不攪擾我的。但這卻令我得了一種確信（即現今我常在報章論說上所發表的意見），學校是致令學生看書為非法行為的地方。那地方將全日最好的光陰作上課之用，由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把學生關閉在課堂內。凡在校時間偷看雜書，或交換意見（即所謂課堂閒談）者，皆是罪過，是犯法。在中學課堂之中只許身體靜坐，頭腦空洞，聽著別的學生錯答問題而已。至在大學，這時間乃用在課堂聽講演。這我相信乃是人類虛耗時間之最大的發明。一個小子能夠緊閉其嘴唇，騰空其頭腦，便稱為品行優良，得甲等操行積分，而課堂中最優的學生乃是一個善於揣摩教員心理，和在考試答案中迎合教員的意思者。在中國文字上，課堂中最優良的學生正是"教員腹內的扁帶蟲"，因為獨有他曉得說教員所要他說的話，和思想教員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離開這一道，或不合教科書的，或者是有些獨立思想的，皆目為異端。由此不難知道，我為什麼屢次畢業總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聖約翰的漢文課堂中是我的極樂世界，其間我可以偷看些書籍。我們的漢文教員是老學究，也許是學問深邃的，可是就我看來，均是十分怪誕可笑。他們都是舊式的溫靜文雅的君子，可是不會教授功課，加以他們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訴我們可以用汽車由中國到美國去。我們饒有地理知識，忍不住的哄堂。記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約四尺十寸高，費了整個學期的時間，只教了我們四十頁大字印刷的中國民法。我十分憤怒。每一點鐘，他只講解其實不必講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虛耗光陰也不出十分鐘工夫使可講完了的，其他的時間他卻作為佛家坐禪入定之用，眼睛不望著學生，不望著書卷，也不望著牆壁上。這真是偷看書籍最好不過的形勢了。我相信我在此時看書是於人無損，於己有益的。在這時期，我的心思頗為發育，很愛看書。其中有一本我所愛看的乃是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Chamberlains"FounBdationsoftheNineteenthCentury"），卻令我的歷史教員詫異非常。我又讀赫克爾《宇宙之謎》（Haeckels"RiddlleoftheUniverse"）、華爾德《社會學》（Wards"Sociology"）、斯賓塞《倫理學》（Spencers"Ethics"）及韋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論》。我對於進化論和基督教的明證很感興趣。我們的圖書館內神學書籍佔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作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曆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紀》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嚇得驚惶無措。
我在英文課堂中也不見得好一點。我愛法文和心理學，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學兩堂功課即如忍受漢文課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時是個不合時宜的分子。最同情於我的教員乃是一位歷史教授ProfessorBarton，他就是見我讀張伯倫的巨著而詫異的那位。可是他對於我在他講演時間常向窗門外望，也不能愜意。總而言之，我由課堂的講演中得益無多。在那裡我沒有很多發問的機會，而又不能剖開教員的心腹而細細察驗，如同對付一本書的著者，也不能如在書中自由選擇我所要知道要搜討者。當我聽講演聽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語，又不能個個字筆記起來。好像我看書時把合意的，有趣的幾行用筆隨意加以符號，藉以慢慢縈迴咀嚼。我最恨積分，雖然各種考試我都合格。有時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員，令其相信我知曉功課而已，但有時我以為我的教授，並不是那樣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完備的圖書館，可是那裡卻沒有。後來到了哈佛大學，得在那圖書館的書林裡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學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