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對幽默這一詞，當然是毫無疑問，是人人接受的。可是對中國讀者而言，一個報章雜誌的編者會留一頁，用以登載生活的輕鬆方面的文字，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的高級官員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說句幽默的話，也是一樣不可想像的。美國前故總統甘迺迪，在記者問他何以選他弟弟充任首席檢察官時，他運用他的急智回答說——做了首席檢察官之後，他再做律師就更有經驗了。RussellBaker主辦的《紐約時報》是盡人皆知的，而包可華專欄更是獲得萬千讀者的歡迎。他有見識，也有良知，也有機智，敢把普通社論所不敢說的話，以滑稽突梯嫡笑詼諧的態度說出來。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幽默完全不離常人的淳樸自然。一次，他到達倫敦，是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因為遲到而正式道歉，說原因是他必須去租一件無尾的燕尾服，好符合那種文物衣冠上流社會的派頭兒，但是此種禮服都已被參加此一宴會的文明紳士先生們全租去了。當時馬克·吐溫到宴會上，故意作違背禮俗之事，開了個玩笑說："我已經吃過了。"而其他紳士先生則假裝做他們還不曾吃過。
我們平常往往誇大其詞，談論斷然行仁行義，做這做那，其實應當腳踏實地，歸真返樸，切合實際才有實效。
"幽默"一詞與中國的老詞兒"滑稽"，兩者頗多混亂之處。滑稽一詞包括低級的笑談，意思只是指一個人存心想逗笑。我想使幽默一詞指的是"亦莊亦諧"，其存心則在於"悲天憫人"。我在上海辦《論語》大賺其錢時，有一個印刷股東認為這個雜誌應當歸他所有。我說："那麼，由你辦吧。"我那位朋友接過去。這份雜誌不久就降格而成為滑稽笑話的性質，後來也就無疾而終。我後來又辦了《人間世》和《宇宙風》，同樣以刊登閒適性的小品文為特色——一直辦到抗戰發生，甚至日本佔領上海之後，還繼續維持了一段時間。
在我創辦的刊物上，我曾發表了對幽默的看法。題為《論幽默》，我自己覺得那是一篇滿意的文章，是以喬治·麥瑞迪斯（GeorgeMeredith）的《論喜劇》為依據的。
雖然現代的散文已經打破了過去主張文以載道的桎梏，但那種硬性的義法還是對中國的散文家有支配的力量。蘇東坡持有一種寬容的看法，程伊川則持武斷硬性的看法。宋時，朝臣為司馬光舉行過嚴肅的喪禮之後，所有的朝臣又應當去參加一個節日典禮。那位理學家就引用孔子說的"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那句話。這引起蘇東坡對理學家激烈的批評。我們有很多這種背乎情理的事例。有一個理學家不去探視臥病在床的兒子，而去探視他的侄子，用以符合"孔孟之禮"，因為探問侄子比探問親兒子更合乎古禮。
我創辦的《論語》這個中國第一個提倡幽默的半月刊，很容易便成了大學生最歡迎的刊物。中央大學羅家倫校長對我說："我若有要在公告欄內公佈的事，只須要登在你的《論語》裡就可以了。"我發明了"幽默"這個詞兒，因此之故，別人都對我以"幽默大師"相稱。而這個稱呼也就一直沿用下來。但並不是因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們這個假道學充斥而幽默則極為缺乏的國度裡，我是第一個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罷了。現在"幽默"一詞已經流行，而"幽他一默"這句新的說法，就是向某人說句諷刺話或是向他開句玩笑的意思。
有一次，我參加在台北一個學校的畢業典禮，在我說話之前，有好多長長的講演。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十一點半了。我站起來說："紳士的講演，應當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聽了一發愣，隨後轟堂大笑。報紙上登了出來，成了我說的第一流的笑話，其實是一時興之所至脫口而出的。
另外我說的笑話已經傳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
這話我是在巴西一個集會上說的。
在《讀者文摘》上我看到的一個笑話是："女人服裝式樣的變化，是不外乎她們的兩個願望之間：一個是口頭說明的願望——要穿衣裳；一個是口頭上不肯說明的願望——要在男人面前或自己面前脫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