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十九世紀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國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的那一年，條約規定割讓台灣和承認朝鮮獨立，就是甲午戰爭中國敗給日本的第二年。中國慘敗在日本手中，是因為滿清政府的寡後把準備建設近代海軍的錢，移去做現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宮的建築費。舊的夏宮已在一八六○年為英法聯軍劫掠及焚燬，而這個無知又頑固的婦人和她的排外心理，助成數年後拳匪之亂的突發。曾聽父親說過關於拳匪之亂時那個寡後和皇帝逃走的情形，當時我五歲。查考年鑒，我發現訂立馬關條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國物理學家樂琴發現X光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從教會的屋頂滑下來。那間教會只有一個房子，而緊挨著一座兩層樓的牧師住宅，因此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可以透過教堂後面的一個小窗望下去，看見教堂內部。在教堂的屋頂與牧師住宅的桁桷之間，只有一個很窄的空間，小孩可以從這面的屋頂爬上去，擠過那個狹窄的空間，而從另一面滑下來。我記得自己曾是那個站在陽台上的小孩，驚訝上帝的無所不在。它使我困惑，我因此想如果上帝是無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頭頂上幾寸。我還記得曾為每日謝飯的觀念而自辯，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對生活的一般感恩，我們對一切生活都該用同樣的心情表示感謝，帝國的居民也該因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裡而向皇帝表示感謝。
童年是新奇的時代，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就能發現好多新鮮的東西。眼前是南山的十個峰，後面是另一個高山的石壁。我們的鄉村深入內陸，四周環繞著高山，當地人稱它"湖"。由這兒到最近的港口——廈門，差不多有六十英里，當時，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種永遠印在我心靈的經驗。因為住在南方，鄉村到漳州的西溪河谷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光禿的黃土岡。可是正因為深入內陸，到了離鄉村約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們只得換一艘小很多的輕舟，這種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舉起來渡過急湍的，船夫把褲子捲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這環山的村落有關，因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偉大。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雲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遊，感到迷惑和驚奇。它使人輕忽矮山及一切人為的、虛假的、渺小的東西。這些高山早就成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使我富足，心裡產生力量與獨立感，沒有人可以從我身上帶走它們。這山還印證了《聖經》上的那句話："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我開始相信，一個人如果不能體會把腳趾放進濕草中的快感，他是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的。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姐妹，而我們這些男孩經常要輪流到家裡的水井汲水。學習打水很有趣。當吊桶到達井底時要搖動，這樣它就會翻轉來裝滿水，我們不知道有小機器，因為那是煤油燈的時代；我們有兩盞這樣的燈，同時還有幾盞點花生油的錫燈。肥皂直到我十歲左右才進入我們的生活。母親常用的是一種大豆殘渣做成的"豆餅"；它只有一點點的泡沫。剛有肥皂的時候，它的形狀像一根方木條，農夫常把它放在太陽下曬乾，使它堅實一些，在洗濯的時候，才不會用得太快。
父親是當時前進的先鋒。他是一個夢想者，敏銳、富於想像力、幽默，並且永不休止。他傳授給我們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東西，就是對西方知識被稱為"新學"的強烈興趣。母親剛好相反，擁有一個被孺慕之情所包圍的簡單、無邪的靈魂，而我們兄弟姐妹常聯合起來作弄母親。我們常編造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告訴她。她肯聽，可是有點不大相信，直到我們爆出笑聲，她才皺起面孔，她會說："你們又在戲弄笨娘了。"她為養育孩子，曾忍受許多苦，可是我十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們已把烹飪、洗滌等家庭雜務拿來做。我們每天晚上上床前做家庭禱告，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大。別人常以為我們兄弟會爭吵，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父親是不隨俗的。我們家的男孩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梳辮子，而是留一種僮僕式的短髮；姐姐常為我們編一種便帽，是廈門對面鼓浪嶼街上法國水手們所戴的那一種。父親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月色皎潔的夏夜，他常會一時衝動，走到河岸近著橋頭的地方傳道，他知道那些農夫聚集在那裡，坐在夏日的微風中賞月。母親告訴我他有一次幾乎因肺炎死去，因為在收割月滿後外出傳道時流了很多汗，回家時沒有擦乾。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傳道時在那兒曾建過一所。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看見他建築在阪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陽曬乾的泥磚造成，上面蓋著瓦，外面塗石灰。當屋頂的重量漸漸把四周的牆擠開的時候，出現了一場大騷動。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范禮文（A．L．Warnshuis）牧師，聽到這種情形，從美國定購了一些鋼條來。這些鋼條用一隻大釘固定在中間，那隻大釘可以把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適當長度。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上，螺旋釘一扭緊，鋼條把木條牽拉在一塊兒，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吋。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刻。
雖然父親是牧師，卻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我記得曾幫他裝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掛在新教堂的壁上。這副對聯的字體大約有一方尺寬窄，父親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這些墨寶的拓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朱熹生於十二世紀，據猜測是因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這一省。就我所見，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為這省女人所纏的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住在我們家訪問的時候。他們留下了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領子的一粒鈕扣，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我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他們走了以後，屋子內到處仍充滿了牛油味，姐姐強迫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我和英文書本的第一次接觸，是一本不知誰丟在我家的美國婦女雜誌，可能是"LadiesHomejournal"（《婦女家庭》雜誌）。母親常把它放在針線盒裡，用裡面的光滑畫頁夾住那些繡花線。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誌能用得這麼長久。在建築教堂的時候，范禮文也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個旋轉機，我對它們十分好奇，覺得它們做得相當好。
父親和范禮文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夥伴，因為范禮文牧師發現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有興趣。他介紹一份油墨印的，名為《通問報》的基督教週報給我們。他寄給我們各種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學及上海基督教廣學會所印行的有關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西學就是這樣來到我家。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於西方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有一天他諷刺的笑著說："我讀過所有關於飛機的東西，可是我從沒有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這大約是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怎麼得來這消息，只是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到柏林大學和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眼裡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們兄弟有一天能在那裡攻讀。我們是一個絕對的夢想主義者的家庭。
十歲的時候，我和兩個弟弟離家去廈門上學，那四所本地學校父親斷言它不夠好。因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錢，寒假我沒回去，這等於離開母親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學會不想家而沉溺在學校裡面的種種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鋸下來的木球。這是學校裡孩子們的普遍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像回到母親身邊那麼快樂。進入被群山包圍的阪仔河谷之後，還有一英里就到家，我們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搖，就起程步行。我們曾計劃怎麼樣向母親宣佈我們回來了，是在門外大喊一聲"我們回來了！"還是再一次戲弄母親，用老乞丐的聲音，要一點水；或躡入家裡，找到她，然後突然對她大叫。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約束不住孩子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稱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假期我們家就變成學校。我說過父親是一位牧師並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者，當我們男孩擦好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後，鈴聲一響，我們就爬上圍著餐桌的位子，聽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及《詩經》，其中包含許多首優美的情歌。（記得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選的情歌時，滿面通紅。）聽課到十一點時，二姐望著牆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來，一臉不情願的表情說："我要去燒午飯了。"有時晚上我們也集合讀書，然後她又不得不停止閱讀，起來說：
"我要去洗東西了。"
我之所以必須寫到二姐，不只因為她佔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時可以顯示在我們家裡，大學教育的意義是什麼。我記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說法，都給我滾！），因為我是一個頭角崢嶸但有點不守規矩且喜惡作劇的孩子。當弟兄們安份而細心的研讀功課，我卻到院子裡玩。長大些時，她告訴我，孩童時的我，相當頑皮，而且常發脾氣，有一次和她爭吵過後，我鑽入後花園裡的一個泥洞，像豬一樣在裡面打滾，爬起來時對她說："好啦，現在你要替我洗乾淨了！"
在這一刻我看來一定又髒又可愛！
姐姐曾讀過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爾、哈葛德的《所羅門的寶藏》以及《天方夜譚》，這一些書都早由同鄉林紓譯成中文。事實上林紓不識英文，完全是靠一位魏先生翻成福州話。然後這位偉大的作者，再把整個故事用美麗的古文寫出。林紓大大的出了名，他進而翻譯莫泊桑、及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這本書震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女主角是個得了肺癆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國的羅曼史《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中國的典型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癆，就是憔悴得差不多要死的貴婦。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國美人，不是患心絞痛，就是患某種神經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勢，是忍受極端痛苦而把眉頭皺起來的那一刻。姐姐和我，讀過了霍姆茲及作者名字已記不得的法國某作家的偵探小說後，編集了一個我們自己的長篇偵探故事來作弄母親使她開心，這個故事一天天連續下去，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險。姐姐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兒一樣，有伶俐而敏銳的表現力，因此當數年前我在銀幕上首次見到寇兒的時候，我心跳得好快，握著女兒的手驚叫："那就是我二姐的樣子！"我太太見過二姐，她很贊同我的看法。
姐姐在廈門高中畢業以後，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我聽到她在家庭禱告後提出要求，可是一切徒勞。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我說這個故事，原因在此，我父親卻不這麼想。姐姐懇求，美言勸誘，而且作種種承諾，可是父親說"不行"。對我而言，這很可怕。我並不怪父親，事實上，他不是不希望有一個又能幹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我還記得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誌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後說："真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女孩當我的媳婦！"但是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清有什麼方法可以辦到。女子受大學教育是種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委實也無法供給。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兒子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父親聽說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通問報》讀到的。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來讓二哥可以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止不住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姐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獲得一個名額。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這樣，我二姐只好彷徨又彷徨，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這個時代是，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於嫁人。我二姐有一個等了很久的求婚者，可是每次母親晚上找她談這個問題時，二姐就把燈吹熄避而不談。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又已經二十一歲。
二哥即將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時，大家庭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但是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要狠下心向一個又是好友又是他的過去學生借一百銀圓。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這位學生現在已成富翁，父親每次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學生的家裡。因為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層更深的關係：這個富翁過去是一個聰明卻貧窮的孩子，當他在父親的門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等它破爛到不能戴的時候，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的確做到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將與文臣，家僕、夫婦之間，都講究忠。
父親知道只要他開口，一定可以借到這筆款。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二姐及家人一同乘帆船直下西溪，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行婚禮，而我是預定起程到上海讀我大學的第一年。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頭上，但我是開心的。那時我十六歲。婚禮過後，二姐從嫁衣的口袋裡拿出四角錢給我。分手時她含淚說："和樂，你有機會去讀大學，姐姐因為是女孩不能去。不要辜負自己的機會，下決心做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這就是我家庭模式的全部。
兩年後二姐死於瘟疫，但這些話一直常在我耳際迴響。我所以談這些事，因為它們對於形成我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想成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姐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裡，讀書人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學問都沒有意義；對一個謙虛、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於跌倒的，卻能把他扶起來。這是耶穌基督的教義中最單純而不夾纏的綱領。我現在仍能想像出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復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她因此而愛著我。耶穌最特別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讓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更親近他。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享有相當的名聲，因為它出了幾位中國大使，顏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它的確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緣故。雖然它是聖公會辦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培植他們成功為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準，並不超過一個買辦的條件。校長卜舫濟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於自己任務的瞭解，我想和英國魯比或伊頓學校的校長差不多。
他對學生父親式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每天清晨，早禱會後，他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皮包，帶著一個總務，巡視整個校園。我相信這是他每天九點坐進辦公室前的晨規。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說他一年要讀一本長篇小說來使自己一星期中有一個小時來鬆弛一下。至於圖書館，藏書不超過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書籍。其實到哪一所大學讀書並沒關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圖書館。學問的實質，像天國一樣，在於本身，必須出自內心。我們的心就好比一隻猴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隻猴子帶到森林裡去，你不必告訴它在哪裡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帶領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個貧瘠的森林中漫遊，讀達爾文、赫克爾、拉馬克，及小說家溫斯頓·邱吉爾的《杯盤之內》。此外，我學習打網球踢足球，甚至向那位從夏威夷來的同學學打棒球，雖然我永遠不能把它長成曲線。我參加划船隊及五英里競走的徑賽隊。說句公道話，我在聖約翰大學的收穫之一，是發展飽滿自己的胸脯；如果我進入公立的學校，就不可能了。
青春的心是躍躍欲試的，我張望著所能找到的，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隻公園裡的松鼠，無論他吃什麼都能吸收而且滋樸。那個好思想的心，一經入水，便航行在一望無涯且時有暴風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驚異，而船卻在掙扎撞擊，在波浪中前後左右搖動。我記得二年級時回家度暑假。父親請我講道（這種事我甚至在十多歲的時候就已做過好多次，因為父親不喜拘泥傳統習慣，而且想讓愛饒舌的我出出風頭）。我選擇了一個講題：《把聖經當文學來讀》。對那些農夫基督徒談到《聖經》像文學，的確是毫無意義，但這種觀念當時在我意識的最前線，於是它就溜出來了。記得我曾說耶和華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幫助約書亞滅盡亞瑪力人及基奈人，而且耶和華的觀念是進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進而為萬國萬民的獨一真神，沒有一個民族是特別"被選"的。你該可以想像得到禮拜天晚餐時我父親的臉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經做了一件錯事。他認得一個廈門人，英文很好，卻是一個無神主義者。這是一個惡兆，"英文好，但卻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他很怕我也會走上無神主義的道路。
我很喜歡那所大學卻不重視功課。考試那一禮拜，其他學生都在拚命補習，我卻到蘇州河釣魚，腦筋裡從來沒有想到考試會不及格。在中學及大學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為常有死讀書的笨蛋，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這裡我必須提到中文課程，因為它在我後來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動。例如，上中文民法課時在書桌底下讀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為什麼會有民法一科，我始終無法瞭解。那位中國老師是一位老秀才，戴著一副大眼鏡，體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從來沒有學過授課或演講的。那本民法教科書是一本用大字編印只有一百多頁的東西，可以坐下來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們卻當它是整學期的教材。因為它被列入課程中，所以我們要強迫捱過。每週那位民法"教授"讀給我們聽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時約十五分鐘，那一小時其他時間，他就不言不動，在他的座位上縮成一團，可能是透過眼鏡注視我們，而我們也在沉默中看著他。不幸這是一種我無法通過的表演，內心的一種絕對的空虛是難以自抑的，而我也並不想像佛家禪宗般的入定。這是聖約翰大學中文課的典型。最壞的是即使連著幾年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張聖約翰大學的文憑。事實上，學校並不重視對中國事情的研究，這種現象到一九三○年以後才好轉。
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中國歷史有興趣，可是進入聖約翰大學，就突然中止。一心不能事二主，而我愛上英文。我丟開毛筆拿起了自來水筆，甚至我在萊比錫研究的時候，父親仍常來信說他非常以我的書法為恥。中國書法是一種要用平生努力才能寫到完美的藝術，這必須完全投入而親身去做，而且必是大學之後的一部分教育。心的持續生長與成熟，大部分是仰賴把中學及大學的所學拋棄。以我的情形來說，這種拋棄的過程，是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著拋棄。
這時我學習當牧師，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在聖約翰大學神學院註冊，這是第一次被暴風襲擊。訓詁學對別人比對我合適，因為我要追尋偉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成為福祿特爾的崇拜者，雖然在離開聖約翰大學以前，並沒有對福祿特爾作直接的探討。我的問題，有時會發現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時沒有答案。一被襲擊，我就逃走，再度被襲擊，再次後退。一切神學的不真，對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無法忠實的去履行。我興趣全失，得的分數極低，這在我的求學過程中是很少見的事。監督認為我不適於做牧師，他是對的。我離開了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