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光緒廿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就是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那一年。我父親是熱心西學熱心維新的人，所以家裡一面掛著一幅彩色石印的光緒皇帝的像，一面掛著一個外國女孩子的像，堆著一個笑臉，雙手拿著一頂破爛草帽，裡邊承著幾粒新生的雞蛋。我母親愛它，所以掛起來。這便是我的家。我母親針線紅籃裡，有一本不知怎樣流到我家的美國婦女雜誌，大概所謂Slickmagazine，紙張是光滑的。母親用那本舊雜誌來放她的繡線。
影響於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親，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洲的西溪的山水。最深的還是西溪的山水。父親是維新派，又是做夢的理想家，替我做入柏林大學的夢。二姐是勉勵我上進讀書成名的人。以外我有一個溫柔謙讓天下無雙的母親，她給我的是無限無量恆河沙數的母愛，永不罵我，只有愛我。這源泉滾滾晝夜不息的愛，無影無蹤，而包羅萬有。說她影響我什麼，指不出來，說她沒影響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大概就是像春風化雨。我是在這春風化雨母愛的庇護下長成的。我長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見背，留下我在世。說沒有什麼，是沒有什麼，但是我之所以為我，是她培養出來的。你想天下無限量的愛，是沒有的，只有母愛是無限量的。
這無限量的愛，一人只有一個，怎麼能夠遺忘？
我們家居平和縣阪仔之鄉，父親是長老會牧師。阪仔又稱東湖，在本地人，"湖"字是指四面高山圍繞的平原。前後左右都是層巒疊嶂，南面是十尖（十峰之謂），北面是陡立的峭壁，名為石缺，狗牙盤錯，過嶺處危崖直削而下。日出東方，日落西山，早霞餘暉，都是得天地正氣。說不奇就不奇，說奇是大自然的幻術。南望十尖的遠嶺，雲霞出沒。幼年聽人說，過去是雲霄縣。在這雲山千疊之間，只促少年孩子的夢想及幻想。生長在這雄壯氣吞萬象的高山中，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樓大廈？如紐約的摩天，說他"摩天"，才是不知天高地厚，哪裡配得上？我的人生觀，就是基於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縛，人事之騷擾，都是因為沒有見過，或者忘記，這海闊天空的世界。要明察人類的渺小，須先看宇宙的壯觀。
又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西溪的夜月。我十歲，父親就令我同我的三哥（憾廬）四哥（早歿）到廈門鼓浪嶼入小學。阪仔到廈門不過一百二十里，但是船行而下，那時須三四天。漳洲西溪的"五篷船"只能到小溪，由小溪到阪仔的十二三里，又須換小艇，過淺灘處（本地人叫為"瀨"）船子船女須跳下水，幾個人把那只艇肩扶逆水而上。但是西溪五篷船是好的。小溪到龍溪，一路山明水秀，遲遲其行，下水走兩天，上水須三天。幼年的我，快樂無比的享受這山川的靈氣及夜月的景色。船常在薄暮時停泊江中。船尾總有一小龕，插幾根香，敬馬祖婆，有時也有關聖帝爺。中國平民總是景仰忠勇之氣，所以關羽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偶像。在那夜色蒼茫的景色，船子抽他的旱煙，喝他的苦茶。他或同行的人講給我們聽民間的故事。遠處他船的篝燈明滅，隔水吹來的笛聲，格外悠揚。
這又叫我如何看得起城市中水泥筆直的大道？
父親是幽默成性，常在講台上說笑話。但他也有義憤填胸之時。他身體是好的，是幼時窮苦練出來的。我幼時常看見他肩上的疤痕。我祖母也是強壯的；他曾經在本鄉五里沙，用挑擔的木棍（叫"稟擔"）把男人趕出鄉外。他告訴我們小時肩挑賣糖，天雨時祖母又趕緊炒豆，叫他挑賣豆仔酥。也因為監獄賣米，比較得厚利，也挑米到監獄去賣。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楊之亂，祖父給"長毛反"抓去當挑夫，因此母子兩人掙扎過活。父親二十四歲，才入教會的神學院，中文自然是無師自通的。因此他常同情於窮家子。我母親也是出身寒微之家。常立在大門，有過路挑柴賣菜的，她總是請他進來喝一碗茶休息。有一回鄉紳作怪，縣裡包柴稅。鄉下人上山採柴，挑幾十里路來平原賣。一挑可賣到一百二十文。這包稅制度，是魚肉鄉民的，沒有什麼定稅。阪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場，鄉下人都來買賣。有一回父親遇見那位鄉紳，硬要賣柴的人，每挑納七十文的稅。父親挺身出來，與鄉紳大鬧，並說要告到縣裡去。鄉紳才銷聲匿跡而去。……
說到我二姐，是這樣的。我進大學，是替她去的。二姐聰明美麗，想入大學而無法入大學。我們鄉下的家，就是家庭學校。大約鄉下人起來早，男孩子管洗掃，在家裡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園，女孩子管洗衣及廚房。那時我母親已五十以上了，家裡洗衣燒飯是她管的。暑假夏天，大家回來，早餐後就搖鈴上課，父親自己教，讀的是四書《詩經》，以外是《聲律啟蒙》及《幼學瓊林》之類。一屋子總是咿唔的讀書聲。我記得約十一時，我二姐必皺著眉頭說她得燒飯或者有衣待洗去了。下午溫習，日影上牆時，她又皺著眉頭，說須去把晾的衣服收進來，打疊後，又須燒晚飯。她屬虎，比我大四歲。我們共看林琴南譯的說部叢書，如《福爾摩斯》、《天方夜譚》之類。還有一次，我們兩人，口編長篇小說，隨想隨編，騙母親取樂，並沒有寫下來，記得有一位法國偵探名為"庫爾摩寧"，這是我們騙母親的。
她鼓浪嶼毓德女校畢業，就吵要上福州入學高造。這怎麼可能呢？我父親生六男二女，又好做夢，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當嫁，是當時的風氣。記得聽父親對朋友講，要送二哥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將漳州唯一的祖母傳下來的房屋變賣來的。到了簽字賣屋之時，一點淚滴在契約紙上。到福州上學，教會學校可免學費，但是單川資雜費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這就無法籌措。所以我二姐上進求學，是絕無希望的。
她那聰明的頭腦，好讀書的心情，我最曉得。她已二十歲了，不嫁何待。但是每回有人說親，母親來房中向她說，她總是將油燈吹滅，不同她講。父親在做狂夢，夜裡挑亮床頭的油燈，口吸旱煙，向我們小孩講牛津大學怎樣好，柏林大學是世界最好的大學。牧師的月收是廿四元，這不是做狂夢嗎？（他看了不少上海廣學會的新書，所以知道這些）。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犧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歲，我十八歲，要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唸書（錢是借來的），她要到山城結婚，葬了她求學的美夢。她結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我們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遠行留學，同船沿西溪到那鄉鎮。未結縭之先，她由新娘子襖裡的口袋拿出四毛錢含淚對我說："和樂，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唸書，做個好人，做個名人，我是沒有希望了。"這句話是不啻鏤刻在我的心上，這讀書成名四字，是我們家裡的家常話，但這離別的情懷又不同了。那話於我似有千鈞重的。
過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裡薄有家產，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這一門媳婦，總算衣食無憂。她問到我學到什麼英國話。我告訴她。匆匆行別，也訴不到多少衷曲。我秋天回上海，聽見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她的墳還在阪仔西山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