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散文

    中國的古典文學中,優美之散文很少。這一個批評或許顯見得不甚公允而需要相當之說明。不錯,確有許多聲調錚鏘的文章,作風高尚而具美藝的價值,也有不少散文詩式的散文,由他們的用字的聲調看來,顯然是可歌唱的。實實在在,正常的誦讀文章的方法,不論在學校或在家庭,確是在歌唱它們。這種誦讀文章的方法,在英文中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它。這裡所謂唱,乃系逐行高聲朗讀,用一種有規律,誇張的發聲,不是依照每個字的特殊發音,卻是依照通篇融和的調子所估量的音節徐疾度,有些相像於基督教會主教之宣讀訓詞,不過遠較為拉長而已。
    此種散文詩式的散文風格至五六世紀的駢儷文而大壞,此駢儷文的格調,直接自賦衍化而來,大體用於朝廷的頌讚,其不自然彷彿宮體詩,拙劣無殊俄羅斯舞曲。駢儷文以四字句六字句駢偶而交織,故稱為四六文,變稱駢體。此種駢體文的寫作,只有用矯揉造作的字句,完全與當時現實的生活相脫離。無論是駢儷文。散文詩式的散文、賦,都不是優良的散文。它們的被稱為優良,只是當以不正確的文學標準評判的時候,所謂優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見乃系指一種用散文具有甜暢的圍爐閒話的風致,像大小說家笛福(Defoe)、司威夫特(Swift)或飽司威爾(Boswell)的筆墨然者。那很易於明白,這樣的散文,必須用現行的活的語言,才能寫得出來,而不是矯揉造作的語言所能勝任。特殊優美的散文可以用白話寫的非古典文字的小說中見之。但我們現在先講古典文辭。
    使用文言,雖以其特殊勁健之風格,不能寫成優美的散文。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夠烘托現實生活的日常的事實,這一種工作,舊體的文言文是不配的。第二。好散文必須要具有容納充分發揮才能的篇幅與輪廓,而古典文學的傳統傾向於文字的絕端簡約。它專信仰簡練專注的筆法。好散文不應該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唯一目的,卻在乎文雅。好散文的進展必須用天然的大腳步跨過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動扭扭捏捏有似纏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態都是造作的。好散文殆將需用一萬至三萬字以充分描寫一個主要人物,例如斯特拉契(LyttonStrachey)或布菜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寫筆墨。而中國的傳記文常徘徊於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結構,而駢體文卻是顯明地過分平衡的。
    總之,好散文一定要條理通暢而娓娓動人,並有些擬人的。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包藏於含蓄的手法,掩蓋作者的真情而剝奪文章的性靈。我們大概將希望著侯朝宗細細膩膩的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寫一下:能給我們一篇至少長五千字的傳記。誰知他的李香君傳恰恰只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祖母老太太寫了一篇褒揚懿德的哀啟。緣於此種傳統,欲研究過去人物的生活資料將永遠摸索於三四百字的描寫之內,呈現一些極簡括素樸的事實大概。
    實在的情形是文言乃完全不適用於細論與傳記的,這就是一個為什麼寫小說必須乞靈於土語方言的理由。左傳為紀元前三世紀的作品,仍為記述戰爭文字的權權威。司馬遷(紀元前一四○——八○)為中國散文之第一大師,他的著作與他當時的白話保持著密切接近的關係,甚至膽敢編人被後世譏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筆墨仍能保留雄視千古的豪偉氣魄,斷非後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王充(二七——○七)寫的散文也很好,因為他能夠想到什麼寫什麼,而且反對裝飾過甚的文體。可是從此以後,好散文幾成絕響。文言文所注重的簡潔精練的風格,可拿陶淵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傳」來做代表,這一篇文字,後人認為是他自己的寫照,通篇文字恰恰只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視為文學模範。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固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曹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裼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意,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這一篇雅潔的散文,但是照我們的定義,它不是一篇好散文。同時,是一個獨一元二的證據,它的語言是死的。假定人們被迫只有讀讀如此體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實如此淺薄,敘述如此乏味——其對於我們智力的內容,將生何等影響呢?
    這使人想到中國散文的智力內容之更重要的考慮。當你翻開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種迷失於雜亂短文的荒漠,有茫然有知所措的感覺,它包括論述、記事、傳記、序跋、碑銘和一些最駁雜的簡短筆記,有歷史的,有文學的,也有神怪的。而這些文集,充滿了中國圖書館與書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棟。這些文集的顯著特性為每個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詩,是以每個文都兼為詩人。所宜知者,有幾位作家另有長篇專著,自始即具有什錦的性能。
    從另一方面考慮,此等短論、記事,包含著許多作家的文學精粹,它們被當作中國文學的代表作品。中國學童學習文言作文時,須選讀許多此等論說記事,作為文學範本。
    作更進一步的考慮,這些文集要是代表文學傾向極盛的民族之各代學者的矩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則使人覺得灰心而失望。我們或許用了太現代化的定則去批判它們,這定則根本與它們是陌生的。它們也存含有人類的素質,歡樂與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環境為我們所欲知者。但既生存於現代,我們不得不用現代之定則以批判之。
    當我們讀歸有光之「先慈行狀」,此為當時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為當時文學運動的領袖,我們不由想起這是一生勤學的最高產物,而我們發現它只不過是純粹工匠式的擬古語言,表被於這樣的內容之上,其內容則為特性的缺乏事實的空虛,與情感之淺保我們的感到失望,是必然的。
    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標準去搜尋它。或為思想與情感的自由活躍,或為體裁與風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尋這樣的作品,得求之於一般略為非正統派的作者,帶一些左道旁門的色彩的。他們即富有充實的才力,勢不能不有輕視體裁骸殼的天然傾向。這樣的作者,隨意舉幾個為例,即蘇東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龔定盒,他們都是智識的革命者,而他們的作品,往往受當時朝廷的苛評,或被禁止,或受貶斥。他們具有個性的作風和思想,為正統派學者目為過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勵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