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義之一部份或一片段。就是這種情理精神產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關於情理精神，前面曾經論及，它是與邏輯或論理相對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為直覺的。情理精神即大部分為直黨的，故實際上等於英文中的「常識」。
從種精神的顯示，即任何信條，主欲提供於中國人的面前，倘只在邏輯上合格，還是不夠的，它必須「符合於人類的天性」，這是極為重要的概念。
中國經典學派的目的，在培育講情理的人，這是教育的范型。一個讀書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為講情理的人，他的特徵常為他的常識之豐富，他的愛好謙遜與節約，並厭惡抽像學理與極端邏輯的理論。常識為普通人民人人共有的，而哲學家反有喪失此等常識的危險，因而易致沉溺於過度學理之患。一個講情理的人或讀書人要避免一切過度的學理與行為。舉一個例子：歷史家福勞德（Fronde）說：亨利八世之與卡塞琳離婚，完全出於政治的原因。而從另一方面的觀點，則克萊頓主教宣稱：「這件事故完全出於獸慾。若今以常情的態度來評判，則認為兩種原因中居其半，這樣的見解其實是較為切近於真情。在西方，某種科學家常沉迷於遺傳的思想，另一種則著魔於環境的影響，而每個人都固執地以其鴻博的學問與興奮的戇牡竭力證明自己所持之學理為正確。東方人則可以不費十發心力，下一個模稜兩可的判斷，可以立一個萬應的公式：即「A是對的，B亦未嘗錯。」
這樣自慰自足的態度，有時可以激怒一個講邏輯的人，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講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講邏輯的人則喪失了平衡。倘有人謂中國畫家可以像畢加索（picasso）採取完全的觀察，把一切繪畫的對像簡化到單純的幾何形體、圓錐、平面、角、線條來構圖，而把邏輯的學理連用到繪畫上，這樣的理想在中國顯然是不會實現的。我們有一種先天的脾氣，不信任一切辯論，若其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學理，若其為太邏輯的。對於此等學理上的邏輯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劑。羅素曾經很正確地指出：「在藝術上，中國人竭力求精細，在生活上，中國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結果，乃為思想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學理，道德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行為。此種態度之自然趨勢，為產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實在相同於希臘的「不欲過分」的思想，中文意思相同於moxderation的字為「節」字，意義是「不過分而和諧」；相同於restraint的字為「中和」，它的意義是「克制至適宜之程度」。書經為中國記載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內載當堯禪位之時，勸告其繼承者舜說：「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公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孟子讚美湯說：「湯執中，立賢無方。」中庸上說：「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它的意義是說他必須聽取相反的兩端議論，而給雙方同樣打一個對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國人心中居極重要之地位，蓋他們自名其國號曰「中國」，可以見之。中國兩字所包含之意義，不止於地文上的印象，也顯示出一種生活的軌範。中庸即為本質上合乎人情的「常軌」，古代學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詡已發現一切哲學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她沖淡了所有學理的濃度，毀滅了所有宗教的意識。假定有一次一個儒教的老學究與一個佛教法師開一次辯論，這位法師大概很能談談，他能夠引出許多材料以證明世上物質的虛無與人生之徒然，這時候，老學究大概將簡單地用他的實情而非邏輯的態度說：「倘令人人脫離家庭而遁跡空門，則世界上的一切國家與人民，將變成怎樣情形呢？」此非邏輯而極切人情的態度，其本身具有一種緊張的力。這個人生的標準不獨反對佛教，抑亦反對一切宗教，一切學理。吾人勢不復能至力於邏輯。實際上，所有學理之得以成為學理，乃一種思想，發育自創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經學學理之內容實即為弗洛伊德（Frend）之化身；而佛教學說之內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學理，不問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學說，都好像基於過度誇張的幻覺。人類的苦難，結婚以後生活之煩惱，滿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與感覺，在我們普通人可謂隨感隨忘；可是對於佛陀，則給予其敏感的神經以有力之刺戟，使他浮現涅槃的幻景。
孔子學說適與此相反，乃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遍敏感，否則整個世界將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與智識各方面隨處都表現出來：邏輯上，人都不應該結婚，實際上，人人要結婚，所以孔子學說勸人結婚；邏輯上，一切人等都屬平等，而實際則不然，故孔子學說教人以尊敬尊長；邏輯上男女並無分別，而實際上卻地位不同，故孔子學說教人以男女有別。墨子教人以「兼愛」，楊朱教人以「為我」，盂子則兩加排斥，卻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則勸人取中和之道。這三種不同之方式，誠為極動人之比較。
現在來談性慾問題。性道德上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極端可由佛教及喀爾文（Calvin）主義代表，這一派認為性是罪惡的極點，故禁慾主義為其自然之結論。另一極端為自然主義，這一派推崇傳殖力，現代有許多摩登男女是其秘密的信徒。這兩派意見的矛盾，惹起現代摩登青年所謂精神的不安。
像哈佛洛克·靄理斯（HavelockEllis）他在性的問題上曾努力尋求純潔而健全的見解以適應正常人類的情慾，他的見解顯然轉向希臘民族的意識方面，也就是人文主義的意見。至於孔子學說所給予「性」之地位，他認為這是完全正常的行為，不但如是，且為人種與家族永續的重大關鍵。其實對於「性」有最明晰之見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這是一本絕對孔教主義的小說。內容特著重於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書中主角，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說合那些光桿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勸他們好好替祖宗延續胤嗣。此書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專事描寫浪子淫婦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貞潔而合禮的人物，結成模範夫妻。這本小說之所以被目為淫書，其唯一原因為作者把書中男女，有意處之於尷尬之環境。但是它的最大效果，確為婚姻與家族問題之可信的辯論，並發揚了母性精神。這一個對於「性」的見解為孔教學說關於情慾之唯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對於人類七情之意見，蓋反覆申述「中和」以為教焉。
今後東方人所稱為「過分」的西方學理而取此態度，就覺頗有難色，西方人實在太易於被種種主義所奴役。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種種都是過度膨脹的機械工業制度的後果。人忘卻了國家人民而存在，非人民為國家而生存：像共產國家，視人民為某階級之一員；或國家機構的一份子，此等見解衡之以孔子學說對於人生真目的之解釋，怕不立即喪失其動人之魔力嗎？反對乎諸如此類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張其生存之權利之尋求幸福。人類享受幸福的權利，駕乎一切政治權利之上。中國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權，那須得舌疲唇焦去勸服一般仁人君子，謂國家之強力，遠較個人之幸福為重要。一位精密觀察者看過重當時建立於江西的共產政府，貢獻了共產政權所以在中國必定失敗的最大理由，不管它如何優越於其他封建軍閥統治的區域，其事實為那兒的人民生活太機械化，太不近人情，總是不相宜的。
中國人之講情理的精神與其傳統的厭惡極端邏輯式的態度，產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紀律，因為法制紀律，即為一種機械，總是不近人情的，而中華民族厭惡一切不近人情的東西。中國人厭惡機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厭惡法律與政府的機械論的看法，致使憲法政府之實現為不可能。嚴厲峻刻之法制統治，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我國蓋已屢屢失敗，它的失敗蓋由於不受人民之歡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紀中，中國曾有大思想家建議而付諸實施。商鞅即為實驗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諸侯，奠定了秦國強大的基礎，但其結果，把他的頭顱償付了政治效力的代價。秦本為僻處甘肅邊陲的次等邦國，歷史上懷疑其混合有野蠻的部落，賴商鞅之努力擘劃，建立了勇武的軍隊，征服了全部中國。乃其統治權曾不能維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國卒悲愁地傾覆。此無他，蓋其以商鞅所施於秦國之同樣政治方式，施之於中國人民全體之故耳。秦代之建築萬里長城，確有其不朽之功績，然亦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斷送了秦始皇的帝統。
加以中國人文主義者不斷宣傳其教義，而中國人民在過去常被治於個人政權之下，故「法制紀律」中國人稱為「經」者之不足，常能賴「便宜行事」，中國人稱為「權」者來彌補。所謂「權以經濟之窮」。與其受治於法治的政治，中國寧贊成賢人的政府。賢人政府是比較的近人情，比較的有伸縮性。
這是一個大膽的理想——天生有如此眾多的賢人，足以遍佈全境而統治一個國家！至謂德謨克拉西能從點算普通人民意見混雜的投票中獲得真理，亦屬同樣大膽的論斷。兩種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點，但以人為標準的制度總是對於中國人的人文主義，中國人的個主主義和愛好自由，是較合脾胃的。
缺乏紀律，這個癖性，成為我國一切社會團體的特性，一切政治機關、大學樣、俱樂部、鐵路、輪船公司———切的一切，除掉外國人統制的郵政局與海關———都有這樣的特性。其結果則為引用私人，嬖寵弄權，隨時隨地，如法泡製有不學而能者。只有一顆不近人情的心，鐵而無私的性格，始能撇開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維持嚴格之紀律，而這種鐵面在中國殊不受大眾歡迎，因為鐵面都是不純良的孔教徒。這樣養成了缺乏社會紀律之習慣，為中華民族之最大致命傷。
是以中國之錯誤，無寧說是太講人情。因為講人情其意義相同於替人類天性留餘地。在英國對人說：「做事要講情理」，等於教人放任自然。你讀過蕭伯訥著的「賣花女」嗎？在劇本中那位賣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爾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張五鎊鈔票的竹槓時，他的理由是：「這樣合理嗎？這女兒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兒呢？」杜律得爾更進一步的表徵中國的人文主義的精神，他只索取五鎊，而拒絕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給的十鎊。為金錢太多了會使他不快活，而真實的人文主義者所需要的金錢只消僅夠快活，僅夠喝一杯酒。換言之，杜律得爾是一位孔教徒，以知道怎樣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為時常與情理相接觸，中國人的心上，發育了一種互讓的精神，蓋為中庸之道的自然結果。倘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義，還是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呢？還是送進牛津大學？他最後可以決定把他送進伯明罕。（Birminghanm）。這樣，那兒子從倫敦出發而到達了白萊卻萊，既不轉而東向劍橋，又不轉而西向牛津，卻是筆直地北指而往伯明罕。他恰恰行中庸之道。這一條往伯明罕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盤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內幕而不致吃那文字表面之威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