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
    複習托福同樣無聊,僅一月我就無法忍受。模擬考試中,我的語法和閱讀幾乎滿分,作文自我感覺也不錯。問題出在聽力上,和GRE的邏輯有些相似,老是無法集中精力。最多聽幾分鐘,我就開始走神,思維放散如夢遊,可以從亞馬遜森林裡的大蟒蛇跳躍到共產國際季諾維耶夫再回到茅廁裡的穢物啥的。
    莫非我有精神分裂症或神經衰弱症?去看了幾個醫生。看著我生龍活虎談笑風生的樣子,他們壓根就不給我檢查,一致判斷我除了毛病啥病也沒有。啥毛病他們語焉不詳,大意是個體差異大,左右腦發育不平衡,形象思維抽像思維不平衡啥的。一個醫生還煞有介事地說,你這方面不發達,另一方面就畸形發達;瞎子耳朵靈聾子眼睛尖,就這道理。這病沒治,也不必治。在我的堅持下,醫生開了一堆價格不菲的安神補腦液讓我滾蛋。這玩意就跟紅糖水,一點效果沒有,灌花。
    一不留神我成了疑難雜症患者,莫非與我家住鬧市區噪音太大有關?入秋後,在成都的姐姐要我去她家住幾個月,她家非常安靜。我算了一下,如果在她家住兩個月,正好元旦後在成都兩門一起考,我也就解脫了。我覺得根本沒必要上啥培訓班了,先天性的智商低下和後天性的神經錯亂就TMD增高鞋聰明液一樣,咋補也白搭。
    我除了自己複習,還輔導外甥的功課。當小學四年級的他看見我老是在紙張上畫那些或矩陣或迷宮似的排列組合時,好奇地問我那是啥,我把題意翻譯給他後,他鍵筆如飛,居然輔導起我來。一段時間下來「聽力走神症」依然如故,「邏輯紊亂症」也未見好轉。我決定從城北搬到城南的川大附近,那裡更有氣氛,查資料、報名、考試也方便。
    在棕南村找了個樓房,和一對中年夫婦合租。此後加快複習節奏,延長複習時間。天氣越來越寒冷,我在沒任何取暖設施的屋裡,如同呆在冰窖中。成都的冬天陰冷潮濕,空氣和衣服都能擰出水來,凍入骨髓和靈魂。每天上午我都披著我姐夫的軍大衣,龜縮在寫字檯前,推演那些無聊的邏輯題,或者戴著麥克風如同夢遊。雙腳不停地蠕動,或輕踏冰冷的水泥地。直到午飯時,放風一樣出門找個小餐館,狼吞虎嚥把胃部緩和緩和。運氣好的話,下午有一絲灰濛濛的陽光艱難地斜射進來,那是我最幸福的短暫時光。
    年終腳步一步緊似一步,效果始終不妙。愛誰誰吧。我趕到川大留學考試處預約,三天內兩門考完。當天,入住川大招待所。
    托福情況比模擬時糟,考室外老是有人吵架似的耳語。考聽力時照例陷入精神分裂,和考邏輯時差不多。隔天考GRE,幾道邏輯題後,就不可救藥重蹈覆轍了。手忙腳亂的我索性握著電腦鼠標啪啪亂點一氣,直到毫無猶豫點擊「確認」,和上次相差無幾,我連成績都懶得記,走人。
    去TMD托福!見鬼去吧GRE!——GRD(註:GRD,一句國罵,疑似「狗日的」。)還差不多!我躲進網吧雅座消磨一個下午,走之前給武彤彤發了郵件,宣告我從此解放了。當晚,喝了半斤燒酒的我在淒風冷雨中的成都街頭東倒西歪,一片迷濛。午夜,武彤彤把電話打到我的房間,我們語氣異常平靜,像兩個客氣的朋友。
    「折騰這一年,也夠難為你的了,畢竟丟了那麼多年了。」
    「反正閒著,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很必要。」我的聲音如同折翅的小鳥。
    「你的GRE拋開邏輯還算不錯,就看托福了,把考號發過來,一月後我給你查查。」
    「破費了。」
    「十美元,小Case,我還欠你的呢。」
    「我都忘了。別提了,誰也不欠誰了。」
    「那你準備咋辦?」
    「誰知道?解脫了,你也解脫了,放心,不會再糾纏你了。」我長出一口氣。
    「別說那麼難聽,還是朋友嘛。」她緘默了片刻,「還去北京嗎?」
    「去幹嘛?找陳寧安開書店?」我笑。
    「我要是不走,我們可以合夥,我們做朋友還行。」
    「做啥啊,我現在都不名一文啦。」我一聲歎息。
    「股市虧掉了?」
    「差不多虧光啦,盡割肉。」
    「夠慘的,你在怪我吧?多少次讓你別打電話,讓你別輕舉妄動,先冷靜下來,你不聽。」
    我苦笑:「我沒怪你,只怪自己命運不濟,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遇到了錯誤的人。」
    「呵呵,還是怪我。」她笑起來。
    「戀愛中的人都像蠢驢,我知道我傻。」
    「你也別自責了。人有很多生活方式,自己覺得好就行。」
    「聽起來跟支書或政委似的。」我冷笑起來。
    「呵呵,諷刺我吧?」
    「行啦。你好好搞學問,早日拿到學位,拿到綠卡,找到老公。我也放心了。」我強壓哽咽,努力在裝A和裝C之間尋求支撐。
    她又笑起來:「擔心我嫁不出去啊?」
    「是啊,麻煩到哪兒都是麻煩。」我也笑。
    「我一點也不麻煩,如果願意,馬上就可以解決你所臆想出來的所謂麻煩。」
    「哦,我忘了你在那邊屬於稀有物種了。」
    「其實,和你做朋友我還是挺樂意的。」
    「深感榮幸。」我酸溜溜地,「留美博士和下崗職工交朋友,這事可上『新聞鹹播』和《知己》雜誌啦。」
    「咋又來了,光榮啊?有你這麼年輕的下崗職工嗎?再說,你老這樣說,誰在乎啊?真成祥林嫂啦。人只在乎你是不是成功,你缺心眼啊?」她責備道。
    「呵呵,我是有自知之明。」
    2
    家人感到寬慰,希望我不要瞎折騰了,美國對他們而言實在太遙遠了。我決定在成都玩幾天,托人帶來那部難產的書稿。從頭到尾修改一次,到打印室守著一字一句輸入,存入軟盤。我和聯繫過的出版社一一聯繫,都沒明確的說法。
    2001年春節後,我常去網吧消遣,看一些火爆起來的網絡文學,就想在網上連載看看反應。幾家門戶網站同時推出後,讀者反應之強烈令我大吃一驚,一天評論便上萬條。我給編輯們聯繫,讓他們看看盛況。武彤彤也很興奮,動員留學生去看。家人為我高興,我媽第一次去了網吧,她戴著老花鏡,看著電腦屏幕上她兒子的照片,讀著一些評論,覺得這也不錯。我蠢蠢欲動又想去北京了。
    一份大報上有一篇人物專訪。東北青年胡蒙,詩人,四處晃蕩,忽覺人生珍貴,拒絕再玩。他跑到北京,抓住一次機會,策劃了一本關於高科技的書賣給美國人,轉眼賺了一千萬,成了出版界神話。熱血沸騰之餘,想和這個傳奇人物通個電話。我那破書能賺個百八十萬就心滿意足啦。
    我找到那個記者,客客氣氣說明來意,他很爽快地給了胡蒙手機號碼。我估計胡蒙這樣的人一定忙得鈔票掉地上都顧不上彎腰,惟獨午後那段時間要麼打盹要麼蹲馬桶,總有談話的空檔。於是午後打過去,電話通了,可能因為這一段風頭太勁,啥樣電話習以為常,「喂——」那一聲很隨意。我先對他恭維一番,他呵呵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以後還有很長路要走。他說出版市場復甦,機會來了。我趁機提起我的書,讓他上網站看看。他讓我三天後給他電話。
    三天後的通話異常愉快,胡蒙不但要我這部書稿,還要我這個人。他覺得我這人腦子不算太笨,望我加盟,職務都給我留了:圖書總策劃兼總編輯。他說公司剛成立,百廢待興,可以大幹一場云云。工資三千元,另加效益。他說公司在高檔商住兩用樓,去了可以暫住。我和他討價還價,要求工資四千,他哈哈笑起來:「呃呀媽呀!四千也叫錢?三千五吧,別忘了每天有工作午餐。」
    我答應了,並約定盡快赴任。我媽在旁邊笑:「那麼大的老闆,還幾百幾百地談價錢。」
    「這是大事不糊塗,小事不含糊!大尾巴狼都這樣,跟著混有前途。」我很有信心。
    家人都覺得這事有些不可思議,勸我不要盲動。我保證這次去只帶三千塊錢,做一場生存實驗。如失敗,便打道回府,從此停止折騰,努力過好下崗職工應該過的生活。我的人生道路其實很廣闊:做當代駱駝祥子,擺地攤,打臨工,開個小打米廠或豆腐坊啥的。
    我也想過求助認識的惟一大款許達寬,做個小文員估計問題不大。許達寬雅號「許大款」,商貿起家,再進軍建築和房地產,短短幾年已是億萬富豪,有「蒙城李嘉誠」之稱。幾年前我搞有償新聞時拉過他,還在他公司兼過幾個月職。他公司的名字還是我取的呢。許達寬待人豪爽,但對文化產業始終沒興趣,我勸說幾次被婉拒,加上他生意越做越大,很少來往了。最後一次聯繫,是老爸去世後,借車。我想好,如果股市不反彈,就硬著頭皮去借他兩千塊。
    股市連續大跌幾周後,我想總有一個反彈了,就跑到股市去蹲守,以少割點肉。剛開盤就傻眼了,大盤就像墜毀的太空飛行物,齊刷刷墜入無底黑洞,電子屏幕綠油油一片,除了日期和時間,連個紅點都沒有,絕大多數股票被牢牢封在跌停盤,給這個罕見的倒春寒雪上加霜。我覺得身子涼透了,牙齒冷得打架。
    大廳內先是目瞪口呆,隨後一片嗚咽,很快哭聲震天,陌生男女都抱頭痛哭,幾欲窒息。突然一聲大罵:「我日你個媽!」我旁邊一老頭將茶杯砸向大盤,「彭」一聲巨響就像衝鋒號,更多的茶杯、礦泉水瓶子、木塊、椅子一股腦地砸向大屏幕,我也將雨傘砸過去。有人從外面揀來石塊磚頭,流星雨一樣砸向大屏幕和自動交易機,瞬間狼藉如屠宰場。幾個保安懶洋洋地過來,先是說「砸得好!我們也虧大了。」再假惺惺地干涉,被人們轟走了。證券公司員工趾高氣揚氣勢洶洶地跑過來問罪,被打得抱頭鼠竄。混戰中,突然「嘩啦」一聲巨響,門口巨大的玻璃門砸了下來,一聲慘叫異常尖銳,一女人應聲倒地。我從水洩不通的人牆中拚命擠進去。一塊一米見方的玻璃深深嵌進了中年女人的腦袋,深至太陽穴,血流如注,面目模糊,她像被割破了脖子的雞鴨一樣在血泊中絕命撲騰,還可以喊出幾聲漸次微弱的「我的票啊!」
    恐怖和慌亂中救護車來了,女人被送上車,醫生就地搶救一會,當即宣佈死亡。又一輪群情激昂和打砸,高呼口號:揪出股市黑手,操『正奸會』祖宗十八代,炸毀交易所……聞訊而來的警察沒輕舉妄動,和大家對峙著。蒙城地方小,很多警察和股民都認識,甚至是親戚朋友。還有警察公開說他們也是股民,同情大家。幾個打砸分子不翼而飛,警察假模假式地說等大家檢舉,也等著他們自首,引來一陣哄笑,很快就散了。
    這事鬧得滿城風雨,我媽也知道了。為了避免股市再割肉,家人給我湊了兩千,許達寬贊助了兩千,還給我餞了個行。我考慮再三,除了身份證還將下崗證帶上了。那是官方給的法律身份,也許關鍵時候可做擋箭牌。

《我在北京有張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