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這篇小說

    我雖然有「童子功」,我雖然早已完全習慣於對一切精神現象作意識形態的分析,我雖然常常勝任地或勉力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文學,小說,詩,對於我,對於你,對於大家和後人,它不完全、不該僅僅是意識形態與思想分析的對象,不能夠僅僅成為傳聲筒,成為觀念的例證。
    然而,甚至連我自己當時也有點混淆了文學與工作與現實的差別,小說的寫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為這不但是小說,而且富有所謂的現實意義,我曾以為我可以以這篇小說獻給有關的領導機構。
    其實,這本應是我的快樂和感動,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個性化的遐想與話題。和在太原火車站的告別一樣,和穿過千山萬水坐著火車聽車輪的鏗鏘鏗鏘地響一樣,和行進中的滿足與暈眩一樣,這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莫名的歡欣和失落。這應該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愛戀和悔恨,遲疑和獻身,驕傲和留連忘返:就像我的入黨和初戀,即使一遇就准,始終如一——也仍然黃河九曲,風波連天。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我的詩。陸文夫不斷地說,王蒙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話裡也許包含著他認為我不怎麼善於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許多年了,最重要的寫作的衝動來自對於我的詩情之弦的撥響。小說裡寫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這是詩。三輪車伕說不要錢,這是詩。(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輪到區委,車伕確實表達了對於區委的敬意與擁戴。)與老同志們交流,這是詩。見到了趙慧文,這更是詩。吃荸薺是詩。吃餛飩是詩。下大雨還是詩。槐花頌是詩。突然出現的「炸丸子開鍋」的小販吆喝也是詩。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聲,歎息良久,而且說從「炸丸子開鍋裡」感覺到了王蒙的特點。或許應該是:詩意與平凡,入世與出世,小與大,俗與超脫,有與無,驕傲與謙卑,靈界與人間……
    至少,這不是一個直奔主題的小說,後來,在我接受批判的時候,一位小領導批評說《組》裡有許多不必要的描寫,例如,林震與趙慧文長談後,提到廣播節目的變化的文字便屬多餘。我能說什麼呢?
    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青春洋溢著歡唱和自信,也充斥著糊塗與苦惱。青春總是自以為是,有時候還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燒情感。青春有鬥爭的勇氣,青春也滿是自卑和無奈。青春必然成長,成長又會面臨失去青春的惆悵。文學是對青春的牽掛,對生活與記憶,對生命與往事的挽留,是對於成長的推延,至少是虛擬中的錯後。是對於老化的拒絕,至少是對於生命歷程的且戰且進,至少要唱著青春萬歲長大變老當然也變得爐火純青。作為同樣的青年,作者對林震二十四個同情,作為幹部,作為已經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兒科、愛莫能助,卻又為之長太息以掩涕。林震說什麼黨是心臟,心臟裡不能有塵土,所以黨的機關不能夠有缺點。笑話!這樣的天真爛漫或者幼稚可笑,這樣的十足廢話毫無意義,作者寫的時候未必不明白。然而,這是願望,也是我們的審美幻想,審美對象。生活中缺少現實感的東西也許在審美中更加迷人。我們善良,我們天真,我們的願望常常不能實現,因其不能實現就更要寫到小說裡。不是嗎?在病歷上、診斷書上、條例上、操作規程、使用說明書上與法律上寫不進的東西,難道就不能寫在小說裡嗎?
    我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它是我的另一套應該叫做心語的符碼。它是我的情書,給所有我愛的與愛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沒有我了,留言還在,這麼一想已經使我熱淚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點燃燈火時,看到綠草發芽或者山桃開花時許下的願。它是我獻給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對自己,對青春,對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對於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新中國,偉大的機遇與偉大的世界,對於大地和江河山嶺,對於日月和星辰,對於萬物與生命的一種感恩,當然不無自得,不無飄飄然。它是我的問號,驚歎號和逗點。一個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年輕人,一個被歷史所嬌寵的天選人材、少年意氣的共產黨員,才會有這樣的傾吐,這樣的詩篇,這樣的坦露心扉,這樣的心靈絮語,或者硬起頭皮說出來吧:這樣的文學撒嬌。
    所以毛主席說了作者有文才。當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來。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將此作收入到意識形態掛帥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於倫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題是「鐵幕後知識分子的起義」)中的時候,在反共主義的激動中仍然沒有忘記說了一下:王蒙的小說有一種Differentstyle——不同的風格。是不同啊。比較一下那一年與王常常被同時提起的發表了影響甚大的「揭露陰暗面」特寫的另一位寫作人吧,與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極端對立,一念之差換轉過來就萬事大吉的對於生活的審理與判斷相比較,或者哪怕是與蘇聯的奧維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麼地不同啊。
    然而,與極其敏感又極其重要極其政治的題材相比,它的作者還是太年輕了。小說說不定與他本人一樣有營養不良與發育不足,有孱弱與過敏,有鈣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氣象並不宏偉,它的自信並不堅決,它的分析並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並不有力,它的思辨並不分明,它在一個強有力的時代,在一個相信鬥爭,相信實力,相信意識形態決戰的時刻,在一個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為圭臬的時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條約、暴力革命與堅信戰爭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鎮反肅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層……萬眾一心鑄造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的當兒,在一個大氣磅礡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訴說兩個一知半解、脈脈含情、純潔無用、善良軟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話……這不是荒謬的嗎?鳴乎哀哉,夫復何言!
    我曾經開玩笑說,用小說克服官僚主義嗎?不,還是用官僚主義克服小說更方便更可操作。這裡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價值判斷,另外的說法。
    如果不是用反對什麼克服什麼的標尺,(儘管在作品的一些層面包含著反對什麼不反對什麼的含意,)而是用閱讀的角度,沉吟與遐想的角度,參考、自慰與益智、怡情的角度,從心靈的共鳴與安放的角度,從審美和形象思維的角度來看呢?什麼都克服不了的小說卻在「克服」(誰讓王蒙這樣習慣於用這個特定年代的詞兒呢?)著衰頹(這個詞我在《青春萬歲》裡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著無動與衷與得過且過,克服著遺忘與淡漠,克服著乏味與創造力的缺失,一句話,小說想留下青春。小說不是什麼有力量的存在。小說作者在許多情況下屬於弱者,強者可以從政從軍從商卻看不上從文。小說的僅有的力量在於打動人心,供讀者一慟、一哂、一驚、一皺眉或者一笑。小說的可能性是通過打動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響一下現實。有時候夤緣時會,小說也能紅極一時,鬧轟一通,時過境遷之後,你才知道那對小說與它的炮製者並非幸事,也絕對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學,需要文學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動。文學心儀革命,心儀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批判鋒芒,馬克思說得多麼好啊,無產階級要用大炮來批判舊世界,叫做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學也心儀革命的悲壯與浪漫,道德完成與自我犧牲。青年愛文學也愛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鋒,有時候還成為主力。革命使苦悶的、燃燒的、急躁的與誠摯的青春目標明確,陽光燦爛,想到就做,透體充實。然而革命也不會永遠欣賞青春的空洞與搖擺,偏激與狂熱,眼高與手低,脆弱與情緒化。而青春呢,當它發現革命的實際非常實際,革命的浪漫並非永久,革命的應許並非毫不走形地兌現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兒幾個設想的革命夢並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時候,它會咕嘰些什麼呢?它會鬧騰些什麼呢?它會神經些什麼、思考些什麼、選擇些什麼呢?
    那麼,給他們幾篇像樣的小說讀讀吧。在一個全民歡呼好幾年了的偉大嶄新的地方,讓我們也聽一聽各種內心深處心靈深處的潛流一般的聲音吧。
    這就是時過半個世紀,作者本人對於Differentstyle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夫子自道。

《半生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