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陌生人的死

    「大概是他們來了。」我看見墳場外面的短牆揚起一片黃塵,接著一輔外交牌照的賓士牌汽車慢慢的停在鐵門的入口處。
    荷西和我都沒有動,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裡樸素得如一個長肥皂盒的棺木靜靜的放在牆邊。
    炎熱的陽光下,只聽見蒼蠅成群的嗡嗡聲在四周迴響著,雖然這一道如同兩層樓那麼高的牆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裡面的棺木還是發出一陣陣令人不舒服的氣味,要放入加裡的那一個牆洞是在底層,正張著黑色的大嘴等著屍體去填滿它。
    那個瑞典領事的身後跟著一個全身穿黑色長袍的教士,年輕紅潤的臉孔,被一頭如嬉皮似的金髮罩到肩膀。
    這兩人下車時,正高聲的說著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聲從門外就傳了過來。
    等他們看見等著的我們時,才突然收住了滿臉的笑紋,他們走過來時,還抿著嘴,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啊!你們已經來了。」領事走過來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這是神父夏米葉,我們領事館請來的。」
    「您好!」我們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個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會,沒有什麼話說。
    「好吧!我們開始吧!」神父咳了一聲就走近加裡的棺木邊去。
    他拿出聖經來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經節,然後又用瑞典文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吧,他表示說完了,做了一個手勢。
    我們請墳園的泥水工將加裡的棺木推到牆內的洞裡去,大家看著棺木完全推進去了,神父這才拿出一個小瓶子來,裡面裝著一些水。
    「這個,你來灑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著他的長髮,一面將水瓶交給我。
    「是家屬要灑的?」
    「是,也不是。」領事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來往加裡的棺木上灑了幾滴水,神父站在我旁邊突然劃了一個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領事對泥水工說。
    「等一下。」我將一把加裡院子裡的花丟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這才一塊磚一塊磚的封起牆來。
    我們四個人再度沉默的木立著,不知說什麼好。「請問你們替加裡付了多少醫藥費?」
    「帳單在這裡,不多,住院時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將帳單拿出來。
    「好,明後天請你們再來一次,我們弄好了文件就會結清給你們,好在加裡自己的錢還有剩。」
    「謝謝!」我們簡短的說了一句。
    這時墳場刮起了一陣風,神父將他的聖經夾在腋下,兩隻手不斷的理他的頭髮,有禮的舉止卻蓋不住他的不耐。「這樣吧!我們很忙,先走了,這面牆——」
    「沒關係,我們等他砌好了再走,您們請便。」我很快的說。
    「那好,加裡的家屬我們已經通知了,到現在沒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們會理好送去領事館的,這不重要了。」
    「好,那麼再見了。」
    「再見!謝謝你們來。」等砌好了牆,我再看了一眼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牆,給了泥水工他該得的費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與我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屬加納利群島暫時安居下來。
    在我們租下新家的這個沿海的社區裡,住著大約一百多戶人家,這兒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著山坡往一個平靜的小海灣裡建築下去。
    雖說它是西班牙的屬地,我們住的地方卻完完全全是北歐人來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塊樂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見。
    這兒終年不雨,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們選擇的海灣,往往散步兩三小時也碰不到一個人影。海灘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爾有一兩個步伐蹣跚的老人拖著狗在曬太陽之外,這一片地方安詳得近乎荒涼,望著一排排美麗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這兒有那麼多活著的人住著。「歡迎你們搬來這裡,我們這個社區,太需要年輕人加入。這塊美麗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聲和生命的氣氛,這兒,樹和花年年都在長,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蒼蠅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來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區的瑞典負責人與我們重重的握著手,誠懇的表示他對我們的接納,又好似惋惜什麼的歎了口氣。
    「這一點您不用愁,三毛是個和氣友愛的太太,我,是個粗人,不會文文靜靜的說話,只要鄰居不嫌吵,我們會把住的一整條街都弄活潑起來。」荷西半開玩笑的對這個負責人說,同時接下了一大串租來小屋的鑰匙。
    我們從車上搬東西進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裡都有人從窗口在張望,沒有一個月左右,這條街上的鄰居大部分都被我們認識了,早晚經過他們的家,我都叫著他們的名字,揚揚手,打個招呼,再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車去市場買些什麼東西帶回來。偶爾荷西在海裡捉到了魚,我們也會拿蠅子串起來,挨家去送魚給這些平均都算高齡的北歐人,把他們的門打得碰碰地響。
    「其實這裡埋伏著好多人,只是乍時看不出來,我們可不能做壞事。」我對荷西說。
    「這麼安靜的地方,要我做什麼搗蛋的事也找不到對象,倒是你,老是跳進隔壁人家院子去採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沒有人住。」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著他。
    「我前幾天還看到燈光。」
    「真的?奇怪。」我說著就往花園跑去。
    「你去哪裡?三毛。」
    他叫我的時候,我早已爬過短牆了。
    這個像鬼屋一樣的小院子裡的花床一向開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緞子,我總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門窗緊閉,窗簾完全拉上的房子裡是不是有人住,因為它那個氣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幾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繞了一圈房子,窗簾密密的對著大窗,實在看不進去,繞到前面,拿臉湊到鑰匙洞裡去看,還是看不到什麼。「荷西,你弄錯了,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頭,突然在我那麼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老臉,沒有表情的注視著我,我被這意外嚇得背脊都涼了,慢慢的轉身對著他,口裡很勉強的才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這個老人看,他卻緩緩的開了大玻璃門。「我不知道這裡住著個人。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對他說。
    「啊!啊!」這個老人顯然是跛著腳,他用手撐著門框費力的發出一些聲音。
    「你說西班牙話?」我試探的問他。
    「不,不,西班牙,不會。」沙啞的聲音,盡力的打著手勢,臉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不再那麼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問他。
    「是,是,我,加裡,加裡。」他可能聽得懂德文,卻講不成句。
    「我,三毛,我講德文你懂嗎?」
    「是,是,我,德國,會聽,不會講。」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連忙把他扶進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邊,再見!」說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牆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個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說。「幾歲?」
    「不知道,大概好幾百歲了,皺紋好多,人很臭,家裡亂七八糟,一雙腳是跛的。」
    「難怪從來不出門,連窗戶都不打開。」
    看見了隔壁的加裡之後,我一直在想念著他,過了幾天,我跟鄰居談天,順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裡,他住了快兩年了,跟誰也不來往。」「他沒法子走路。」我輕輕的反駁這個中年的丹麥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輛輪椅。」
    「他的家那麼多石階,椅子也下不來。」
    「三毛,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看見這種可憐的人,我心裡就煩,你能把他怎麼辦?我們又不是慈善機關,何況,他可以在瑞典進養老院,偏偏住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島上來。」「這裡天氣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爭辯的說著,也就走開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錦的小院落裡那一扇扇緊閉的門窗,它使我心理上負擔很重,我恨不得看見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來曬太陽,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靜得使自己消失,夜間,很少燈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維持著他的帶病的生命,對我不止是一個謎,而是一片令我悶悶不樂的牽掛了,這個安靜的老人每天如何度過他的歲月?
    「荷西,我們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時候不如分一點去給隔壁的那個加裡吃。」
    「隨便你,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飯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盤菜爬過牆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門,加裡才跛著腳來開。
    「加裡,是我,我拿菜來給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認識了我似的。
    「荷西,快過來,我們把加裡抬出來吹吹風,我來替他開窗打掃。」
    荷西跨過了矮牆,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個小桌子,給他叉子,老人好似嚇壞了似的望著我們,接著看看盤子。
    「吃,加裡,吃,」荷西打著手勢,我在他的屋內掃出堆積如山的空食物罐頭,把窗戶大開著透氣,屋內令人作嘔的氣味一陣陣漫出來。
    「天啊,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望著他沒有床單的軟墊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糞便還是什麼東西糊了一大塊,衣服內褲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頭一張發黃了的照片,裡面有一對夫婦和五個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個父親是不是這個加裡。
    「荷西,他這樣一個人住著不行,他有一大櫃子罐頭,大概天天吃這個。」
    荷西呆望著這語言不能的老人,歎了口氣,加裡正坐在花園裡像夢遊似的吃著我煮的一盤魚和生菜。
    「荷西,你看這個,」我在加裡的枕頭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錢來,我們當他的面數了一下。
    「加裡,你聽我說,我,他,都是你的鄰居,你太老了,這樣一個人住著不方便,你那麼多錢,存到銀行去,明天我們替你去開戶頭,你自己去簽字,以後我常常帶菜來給你吃,窗天天來替你打開,懂不懂?我們不會害你,請你相信我們,你懂嗎?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說,加裡啊啊的點著頭,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腳趾。」荷西突然叫了起來,我的眼光很快的掠過老人,他的右腳,有兩個腳趾已經爛掉了,只露出紅紅的膿血,整個腳都是黑紫色,腫脹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腳。
    我蹲下去,把他的褲筒拉了起來,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爛到膝蓋,臭不可當。
    「麻瘋嗎?」我直著眼睛張著口望著荷西,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不會,一定是壞疽,他的家人在哪裡,要通知他們。」「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會在這裡了,這個人馬上要去看醫生。」
    蒼蠅不知從那裡成群的飛了來,叮在加裡膿血的殘腳上,好似要吃掉一個漸漸在腐爛了的屍體。
    「加裡,我們把你抬進去,你的腳要看醫生。」我輕輕的對他說,他聽了我說的話,突然低下頭去,眼淚靜靜的爬過他佈滿皺紋的臉,他只會說瑞典話,他不能回答我。
    這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沒有跟外界接觸了。「荷西,我想我們陷進這個麻煩裡去了。」我歎了口氣。「我們不能對這個人負責,明天去找瑞典領事,把他的家人叫來。」
    黃昏的時候,我走到同一社區另外一家不認識的瑞典人家去打門,開門的女主人很訝異的、有禮的接待了我。「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瑞典鄰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這個島上沒有親人,我想——我想請你們去問問他,他有沒有醫藥保險,家人是不是可以來看顧他,我們語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這不是我們的事,你最好去城裡找領事,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麼忙。」
    說話時她微微一笑,把門輕輕帶上了。
    我又去找這社區的負責人,說明了加裡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來做一個名譽負責人,我是不受薪的,這種事你還是去找領事館吧!我可以給你領事的電話號碼。」
    「謝謝!」我拿了電話號碼回來,馬上去打電話。「太太,你的瑞典鄰居又老又病,不是領事館的事,只有他們死了,我們的職責是可以代辦文件的,現在不能管他,因為這兒不是救濟院。」
    第二天我再爬牆過去看加裡,他躺在床上,嘴唇乾得裂開了,手裡卻緊緊的扯著他的錢和一本護照,看見我,馬上把錢搖了搖,我給他喝了一些水,翻開他的護照來一看,不過是七十三歲的人,為何已經被他的家人丟棄到這個幾千里外的海島上來等死了。
    我替他開了窗,餵他吃了一點稀飯又爬回家去。「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管這件事,我們不是他的誰,我們為什麼要對他負責任?」荷西苦惱的說。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這可憐的人會怎麼樣?他會慢慢的爛死,我不能眼看有一個人在我隔壁靜靜的死掉,而我,仍然過一樣的日子。」
    「為什麼不能?你們太多管閒事了。」在我們家喝著咖啡,抽著煙的英國太太嘲笑的望著我們。
    「因為我不是冷血動物。」我慢慢的盯著這個中年女人吐出這句話來。
    「好吧!年輕人,你們還是孩子,等你們有一天五十多歲了,也會跟我一樣想法。」
    「永遠不會,永遠。」我幾乎發起怒來。
    那一陣鄰居們看見我們,都漠然地轉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怕極了,怕我們為了加裡的事,把他們也拖進去,彼此禮貌的打過招呼,就一言不發地走了。
    我們突然成了不受歡迎又不懂事的鄰居了。
    「加裡,我們帶你去醫院,來,荷西抱你去,起來。」我把加裡穿穿好,把他的家鎖了起來,荷西抱著他幾乎乾癟的身體出門時,不小心把的的腳撞到了床角,膿血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來,臭得眼睛都張不開了。
    「謝謝、謝謝!」加裡只會喃喃地反覆的說著這句話。「要鋸掉,下午就鋸,你們來簽字。」國際醫院的醫生是一個月前替我開刀的,他是個仁慈的人,但手術費也是很可觀的。
    「我們能簽嗎?」
    「是他的誰?」
    「鄰居。」
    「那得問問他,三毛,你來問。」
    「加裡,醫生要鋸你的腿,鋸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嗎?要不要打電報去瑞典,叫你家裡人來,你有什麼親人?」加裡呆呆的望著我,我再問:「你懂我的德文嗎?懂嗎?」
    他點點頭,閉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滲出絲絲的淚來。「我——太太沒有,沒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給我死——給我死。」
    我第一次聽見他斷斷續續的說出這些句子來,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個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對生命已沒有了盼望,才會說出這麼令人震驚的願望吧!
    「他說沒有親人,他要死。」我對醫生說。
    「這是不可能的,他不鋸,會爛死,已經臭到這個地步了,你再勸勸他。」
    我望著加裡,固執的不想再說一句話,對著這個一無所有的人,我能告訴他什麼?
    我能告訴他,他鋸了腳,一切都會改變嗎?他對這個已經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麼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誰,能給他什麼補償,他的寂寞和創傷不是我造成的,想來我也不會帶給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裡,這時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對他說:「加裡,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鋸腳,好嗎?」
    加裡終於鋸掉了腳,他的錢,我們先替他換成西幣,付了手術費,剩下的送去了領事館。
    「快起床,我們去看看加裡。」加裡鋸腳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開車進城。
    走進他的病房,門一推開,一股腐屍般的臭味撲面而來,我忍住呼吸走進去看他,他沒有什麼知覺地醒著,床單上一大片殷紅的膿血,有已經干了的,也有從紗布裡新流出來的。「這些護士!我去叫她們來。」我看了馬上跑出去。「那個老頭子,臭得人煩透了,」護士滿臉不耐的抱了床單跟進來,粗手粗腳的拉著加裡剛剛動過大手術的身子。「小心一點!」荷西脫口說了一句。
    「我們去走廊裡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會兒醫生走過來,我站了起來。
    「加裡還好吧?請問。」我低聲下氣的問。
    「不錯!不錯!」
    「怎麼還是很臭?不是鋸掉了爛腳?」
    「啊!過幾天會好的。」他漠然的走開了,不肯多說一句話。
    那幾日,我飲食無心,有空了就去加裡的房子裡看看,他除了一些陳舊的衣服和幾條破皮帶之外,幾乎沒有一點點值錢的東西,除了那一大櫃子的罐頭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簾和幾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裡,反倒不相稱的長滿了糾纏不清、開得比那一家都要燦爛的花朵。
    最後一次看見加裡,是在一個夜晚,荷西與我照例每天進城去醫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電可以走動的輪椅。
    「荷西,三毛。」加裡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倆的名字。「加裡,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來。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從加裡的嘴裡說出來。
    「好,明天回家,我們也在等你。」我說著跑到洗手間去,流下大滴的淚來。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醫生也這麼說。
    第二天我們替加裡換了新床單,又把他的家灑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齊,又去花園裡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點多才去接他。
    「這個老人到底是誰?」荷西滿懷輕鬆的開著車,好笑的對我說。
    「隨便他是誰,在我都是一樣。」我突然覺得車窗外的和風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氣裡滿滿的都是希望。「你喜歡他嗎?」
    「談不上,我沒有想過,你呢?」
    「我昨天聽見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張片子裡的主題曲,奇怪的老人,居然會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愛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屍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麼會在離家那麼遠的地方一個人住著。」
    到了醫院,走廊上沒有護士,我們直接走進加裡的房間去,推開門,加裡不在了,綠色空床鋪上了淡的床罩,整個病房清潔得好似一場夢。
    我們待在那兒,定定的注視著那張已經沒有加裡了的床,不知做什麼解釋。
    「加裡今天清晨死了,我們正愁著如何通知你們。」護士不知什麼時候來了,站在我們背後。
    「你是說,他——死了?」我愣住了,輕輕的問著護士。
    「是,請來結帳,醫生在開刀,不能見你們。」「昨天他還吹著口哨,還吃了東西,還講了話。」我不相信的追問。
    「人死以前總會這個樣子的,大約總會好一天,才死。」
    我們跟著護士到了帳房間,她走了,會計小姐交給我們一張帳單。
    「人呢?」
    「在殯儀館,一死就送去了,你們可以去看。」「我們,不要看,謝謝你。」荷西付了錢慢慢的走出來。醫院的大門外,陽光普照,天,藍得好似一片平靜的海,路上的汽車,無聲的流過,紅男綠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過,偶爾夾著高昂的笑聲。
    這是一個美麗動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離我們是那麼的遙遠而不著邊際啊!

《哭泣的駱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