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 (八)

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抗日勝利之前。鍾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錢、一姓方)。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只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給市民吃的麵粉是黑的,篩去雜質,還是麩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間還雜有白的、黃的、黑的沙子。黑沙子還容易挑出來,黃白沙子,雜在粞裡,只好用鑷子挑揀。聽到沿街有賣米的,不論多貴,也得趕緊買。當時上海流行的歌: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從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
    隨就接上一句叫賣聲:「大米要嗎?」(讀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為吃粞不能過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廠總推沒貨。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們的竹篾子煤筐裡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時煤球裡摻和的泥太多,燒不著;有時煤球裡摻和的煤灰多,太鬆,一著就過。如有賣木柴的,賣鋼炭的,都不能錯過。有一次煤廠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視為至寶。煤末子是純煤,比煤球佔地少,摻上煤灰,可以自制相當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餅子,煤爐得搪得腰身細細的,省煤。燒木柴得自製「行灶」,還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細,敲斷。燒炭另有炭爐。煤油和煤油爐也是必備的東西。各種燃料對付著使用。我在小學代課,我寫劇本,都是為了柴和米。
    鍾書的二弟、三弟已先後離開上海,鍾書留在上海沒個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還得依仗幾個拜門學生的束脩,他顯然最沒出息。
    有一個夏天,有人送來一擔西瓜,我們認為決不是送我們的,讓堂弟們都搬上三樓。一會兒鍾書的學生打來電話,問西瓜送到沒有。堂弟們忙又把西瓜搬下來。圓圓大為驚奇。這麼大的瓜!又這麼多!從前家裡買西瓜,每買必兩擔三擔。這種日子,圓圓沒有見過。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樓上,自己還留下許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經對爸爸說:「爸爸這許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兒。」顯然她是覺得「與有榮焉」!她的自豪逗得我們大笑。可憐的鍾書,居然還有女兒為他自豪。
    圓圓的腸胃可以吃西瓜,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我也讓她吃了。鍾書愛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東西,總說:「baby,noeat.」她漸漸聽懂了,總留心看媽媽的臉色。一次爸爸說了「baby,noeat.」,她看著媽媽的臉,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語:「baby,yeseat!」她那時約六歲。
    勝利前,謠傳美軍將對上海「地毯式」轟炸,逃難避居上海的人紛紛逃離上海。我父親於一九四四年早春,帶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蘇州廟堂巷老家。
    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攜帶兩個兒子到蘇州老家過暑假。我事忙不能脫身,讓圓圓跟他們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時圓圓七週歲,在外公家和兩個表姐、四個表弟結伴。我老家的後園已經荒蕪,一群孩子在荒園裡「踢天弄井」,只圓圓斯文。別人爬樹,她不敢,站在樹下看著。我小時特別淘氣,爬樹、上屋都很大膽;圓圓生性安靜,手腳不麻利,很像鍾書自稱的「拙手笨腳」。
    蘇州老家的電線年久失修,電廠已不供電,晚上只好用洋油燈。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裡行動。圓圓卻不知懼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鏢。她這點也頗有父風。我是最怕鬼的,鍾書從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鍾韓早年住無錫留芳聲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稱。鍾韓怕鬼,鍾書嚇他「鬼來了!」鍾韓嚇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鍾書大樂。他講給我聽還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帶一群孩子到觀前街玄妙觀去玩。忽然圓圓不見了。三姐急得把他們一群人「兵分三路」,分頭尋找。居然在玄妙觀大殿內找到了她,她正跟著一個道士往大殿裡走。道士並沒有招她,是她盯著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見道士頭髮綰在頭頂上,以為是個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滿面髭鬚,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嗎?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圓圓抱著攙著,護得孩子失去了機靈。這點我完全承認。我和圓圓走在路上,一定攙著手;上了電車,總讓她坐在我身上。圓圓已三四歲了,總說沒坐過電車,我以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電車,坐下了,我說:「這不是電車嗎?」她坐在我身上,勾著我脖子在我耳邊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貼身坐在車座上,那樣才是坐電車。我這才明白她為什麼從沒坐過電車。
    圓圓在蘇州的一樁樁表現,都帶三分呆氣,都不像我而像鍾書。
    圓圓這次離開蘇州回到上海,就沒有再見外公。我爸爸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蘇州去世,抗日戰爭尚未結束。
    這時期,鍾書經常來往的朋友,同輩有陳麟瑞(石華父)、陳西禾、李健吾、柯靈、傅雷、親如兄長的徐燕謀、詩友冒效魯等。老一輩賞識他的有徐森玉(鴻寶)、李拔可(宣龔)、鄭振鐸、李玄伯等,比他年輕的朋友有鄭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許國璋等。李拔可、鄭振鐸、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幾位,經常在家裡宴請朋友相聚。那時候,和朋友相聚吃飯不僅是賞心樂事,也是口體的享受。
    貧與病總是相連的。鍾書在這段時期,每年生一場病。圓圓上學一個月,就休學幾個月,小學共六年,她從未上足一個學期的課。勝利之後,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節腫大,查出是骨結核。當時還沒有對症的藥。這種病,中醫稱「流住」或「穿骨流住」,據醫書載:「發在骨節或骨空處,難痊。」大夫和我談病情,圓圓都聽懂了,回家掛著一滴小眼淚說:「我要害死你們了。」我忙安慰她說:「你挑了好時候,現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補養,就會好的。」大夫固定了指頭的幾個骨節,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維生素a、d,吃補養的食品。十個月後,病完全好了。大夫對我說,這是運氣。孩子得了這種病,往往轉到腳部,又轉到頭部,孩子就夭折了。圓圓病癒,胖大了一圈。我睡裡夢裡都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發低燒,每月體重減一磅,查不出病因。鍾書很焦慮。一九四九年我們接受清華聘約時,他說:「換換空氣吧,也許換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華一年之後,低燒就沒有了。
   
   
   
   
   

《我們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