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孔子死了

    73、孔子死了
    劉躍進打電話問我,能不能找到一張香港地圖?我記起丁小槐前年去過香港,就問了他,果然有一張,就通知劉躍進過來拿。晚上劉躍進到我家來了。董柳說:「劉教授你準備到香港去?」劉躍進說:「到香港去輪得到我?」我把地圖拿給他,他看了幾眼,收在褲口袋裡。董柳問:「你跟凌若雲最後到底怎麼樣了?」我正擔心董柳問得太冒失,會不會刺傷了他,劉躍進說:「拜拜了。」很輕鬆地做了一個手勢。董柳驚呼道:「真的?」劉躍進說:「那種女人,理她幹什麼?」幾個月沒見面,劉躍進他變了。其實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來還擔心他會不可自拔呢,見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說:「想不到你還是放下來了,我和胡一兵本來還替你擔心呢。」我忽然有了強烈的衝動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訴他,話衝到舌尖上還是含住了。他剛才還在說不理人家呢,得讓他在我們面前保持這個虛無的神話。哪怕是朋友,有些話也不能撕開來說。劉躍進說:「放下來了,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這麼快。再說不放下又怎麼樣?」他笑幾聲,「不放下又怎麼樣?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誰的意志為轉移的。我不但把凌若雲放下了,連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個世界比放下一個女人總更困難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來了,不放下又怎麼樣?」我說:「大家不約而同都走到這條路上去了。說好聽點吧,是夢醒了覺梧了,看清楚了不騙自己了,說難聽點吧,是墮落了放棄了,只剩下自己了。」劉躍進說:「心裡其實還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幹嗎?我從小覺得一個讀書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擔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懷,先天下之憂而憂。你叫他不承擔,不憂,他做人都沒有感覺,空空洞洞的,那種輕鬆實際上很沉重,很可怕。可憂了這麼多年回過頭一看,自己是白憂了。自己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做了什麼,等於沒說,沒寫,沒做。世界它該怎麼樣還怎麼樣,絕不會因為誰而走另一條路。時間之中有一種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強大,那是天數,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可它制約著一切。天數非人力可為,我想通了。胡一兵說得對,在一個權錢社會,你說那一套,誰聽你的?這就是天數啊!我經常嘲笑電視播音員對著天說話,」他兩隻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領導是服務,幹部是公僕。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對著天講話,天下國家連學生也不當真了。他們比我還瀟灑,他們是在市場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好多話我在課堂上都講不下去了。跟現實無關的話,空空洞洞大而無當的話,講著心裡都不踏實,像飄在雲端。市場它是一種經濟結構,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消解了終極,以及知識分子;它還是一種人生觀,活著你得去掙錢!有市場就沒有終極,市場把一切都平面化,現世化了,我們的生命失去了想像的空間,誰都明白要面對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變了一切都變,淺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視金錢如糞土?我忽然發現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廢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了多餘的人,不知不覺!被歷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歷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別無選擇。最偉大的邏輯程序也不能解決人的問題,我以前想錯了。沒有人能夠給世界一種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後改變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讀書人不可能在現實之外依托邏輯來建立一套價值,建立起來也只停留在書本上,無法跟現實產生有效聯繫,我不能裝作對自己無能為力的處境渾然不知。在一個按實力分配利益的社會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來主唱更是滑稽的,他們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經實現。他們過得那麼好,我過得這麼差,我還要聽他們來講奉獻和犧牲?大學還是精神文明的堡壘呢,站在講台上我真的不知怎麼開口了,所有抽像的話題已經失去了話題性,我再閉著眼睛對著天說虛的那一套就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了。」我說:「那你以後不寫書了?」他自嘲地笑笑說:「書還得寫,這是一個道具,與世界無關,也不可能有關係。如今寫點什麼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時間之流中稍現即逝。我花幾年功夫寫一本書,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說:「每個寫了書的人都是這麼說的。」他說:「也許吧。時代變了,古代的讀書人面對的是整個世界,今天卻只面對各自的那渺小可憐的一隅,他們與世界的關係已經被一種難以描述的力量斬斷。他們還活著,如此而已。沒有了神聖感,也看不出有什麼必要為了這可憐的一隅把自己犧牲掉,犧牲如泥土入海。把世界放下來了,我輕鬆了,我該為自己謀點福利了。現在人人精明能幹自顧不暇,都想著怎麼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誰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場只承認眼前的利益,不承認萬古千秋,這就摧毀了全部的神聖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經死去,在這一代人心中也已經死去,因此知識分子也已經死去。你說是不是?」我說:「細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天下已經渺遠,自己也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小人物,於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蓋這一點的人正是對這一點感受最深的人。」他雙眼茫然地望著我,好像我是在很遠的地方。我看出他說得很輕鬆,心裡卻並不輕鬆。他把目光從遠處收回來說:「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見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過得很好,很精緻,精緻到骨頭裡去了,一個小菜都可以變著法兒弄出七八個花樣來,還有人買了小車別墅。他們對錢的感受與常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對自我的關注和愛戀還甚於常人。他們說什麼並不妨礙自己做什麼,做什麼也不妨礙自己說什麼,他們在兩極之間自由地滑動。我就知道再說什麼都太多餘了,太矯情了,高調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對知識分子很失望,對自己也很失望。幾千年來,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間很少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選擇,但似乎在一瞬間,情況就變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說:「這不是誰的過錯,這是歷史。我們的幸運和不幸,都在於我們在世紀之交遭遇了相對主義,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變成一種說法,一種含糊其辭模稜兩可的說法。一種說法不能夠成為犧牲的理由。活著是唯一的真實,也是唯一的價值。歷史決定了我們是必然的庸人,別無選擇。人們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卻拋開了良知,放棄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實際上在一種更高的真實中迷失了,他們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贏家,也是最大的輸家。我不敢說自己真的贏了。」他沉默良久,點了點頭,說:「我說孔子死了還有另一條理由。孔子是講君子小人的,可市場和權力場只講強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貴和卑賤的區別已經被一種看不見的手抹平,而強者和弱者的差異如此明顯。人們看透了這一點,放下了精神高貴,社會瀰散著痞子意識,王朔是痞子,他還痞得真誠,那些痞得虛偽的人,嘴上還念著道德經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憑人格力量做個布衣君子,今天誰稱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強者的笑柄?觀念從根子上都變了,我們甚至已經不能說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說金葉置業的余老闆是小人,自己是君子,那不是笑話?沒有了小人君子之辯,孔子他不死?承擔和犧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傳統文化兩大支柱已經崩塌,也沒有重建的可能。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卻也看到這是歷史必然,在農業文明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觀念無法面對今天的現實世界。如果說孔子還剩一口氣,那就是食色性也,連我都要拿起這個武器大膽地走向墮落了,我只恨自己墮落不了!」我說:「像你一個知識分子,要把過去的自己殺死,又談何容易?人人都是愛自己的,誰下得了這個殺手?我特別能理解你。墮落也要有殘忍的勇氣呢。」劉躍進說:「我說自己是知識分子我很慚愧,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變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對世界我已經是心灰意冷,從絕望中生出一種墮落的勇氣。有時候想著絕望中還有一線希望,物極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義對人的征服是永恆的。」我說:「真有那一天,你劉躍進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嗎?你的等待和犧牲只有靠歷史學家來考證了,但恐怕未來的歷史學家沒有這樣一份閒心。」他拍著自己的頭說:「是的,是的。現在是從個人看世界的時代,世界對自己有意義那才是真實的意義,起點變了,世界翻轉過來了,從世界看個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你對世界的那點意義世界是體會不到的,一隻泥牛填不平大海。大為我也要學你呢,要活出一點滋味,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萬多天了。想那麼多幹什麼?當個旁觀者又怎麼對得起這點歲月,又怎麼能活出滋味?人活著吧,就是活那點滋味!」他說著把嘴唇品咂了幾下,「那點滋味!」聽了他的話我感到了震驚,雖然這樣想法也是自己曾經想過的,但現在從另一個人的口中說出來,特別是從劉躍進口中說出來,我還是感到了震驚。別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這更使我相信,時間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誰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沒有意義。歷史就是歷史,聰明的人,倔強的人,都拗不過歷史。我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現在的主動而感到慶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樓,在樓梯上他忽然渾身摸著說:「地圖帶了沒有?哦,在這裡。」又說:「你猜我要這張地圖幹什麼吧?有出版商約我寫一部小說,故事發生在香港。條件是第一頁就要上床,要寫細節。我想想錢來得快吧,就答應了。弄得好了還可以拍電視連續劇,那就不止三萬塊錢了。」我覺得他有點可憐,教書先生沒見過錢,三萬塊錢就把頭低下來了。我說:「出來了拿本給我看看。」他說:「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聲都敗壞了,也就是臨時騙它幾個錢。錢這個東西不能說它不好,它唯一的缺點就是沒長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為主人服務,管那個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個出版商離王八蛋也差不了多遠,有了一把錢就耀武揚威人五人六的,我暫時忍下這口氣,騙點錢再說。你想不到我也會這麼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來了,內心的約束解除了,人輕鬆了自由了。」我沒想到劉躍進他會說出這麼一大篇話來,早幾個月他還在說我和胡一兵呢。我看他也別說別人,自己也是一個文化動物。
    劉躍進去了,我在燈下發了一陣呆。在這個時代,我們遇到了精神上的嚴峻挑戰,我得承認這一點。我們沒有足夠強健的精神力量來回應這種挑戰,在不覺中,就被打敗了,繳械投降了。我們失去了身份,這似乎是時間的安排,不可抗拒。有史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他們解放了自己,卻陷入了萬劫不覆的精神絕地。最後我歎一口氣:「不知不覺,三千年一大變局!」

《滄浪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