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至宋,中國的人文版圖漸漸南移,而海南島首先領受的卻是一些文化水準很高的被貶文官,他們為這個島留下了很多東西。

例如,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兒子,自己也做過宰相,在宦海風波中數度當政,最後被政敵貶到海南島崖州(即今瓊山縣)。這麼一個高官的流放,勢必是拖家帶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孫就在海南島代代繁衍,據說,今天島上樂東縣大安鄉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後裔。在島上住了一千多年,當然已經成了再地道不過的海南人,這些生息於椰林下的普通村民或許不知道,他們家族在海南的傳代系列是在一種強烈的異鄉感中開始的。

從李德裕留下的詩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島的桄榔、椰葉、紅槿花,但這一切反都引發起他對故鄉風物的思念,結果全成了刺心的由頭。他沒有想到,這種生態環境遠比他時時關切的政治環境重要,當他的敵人和朋友全都煙消雲散之後,他的後代卻要在這種生態環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沒有擦去淚花多看一眼,永遠的桄榔、椰葉、紅槿花。

海南島人民把他和其他貶謫海南的四位官員尊稱為「五公」進行紀念,認認真真造了廟,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產生在宋代,都是為主張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級別。一時間海南來了那麼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張求和的當權者似乎想對這些慷慨激昂的政敵開個「小玩笑」:你們怎麼老是盯著北方疆土做文章,沒完沒了地念叨著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 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這「五公」先後上島後,日子難過,心情不好,成天哀歎連連。但是,只要住長了,就會漸漸愛上這個地方。宋朝的副宰相李光在這裡一住十幾年,大力支持當地的教育事業,希望建設一個儒學小天地,甚至幻想要在瓊州海峽架起一座長橋,把海南島與大陸連接起來。

「五公祠」二樓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聯,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瓊崖人士有奇緣。

意思是,這些人品學識都很高的人士被流放到海南島,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可以不說唐宋君王缺德,而是我們海南島的一種莫大緣分,要不然我們怎麼結交得了這樣的大人物呢!這番語句,出於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頭一讀就十分感動。

在被貶海南島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還是那位蘇東坡。蘇東坡流放到海南島時已六十多歲,原先他總以為貶謫到遠離京城、遠離故鄉的廣東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裡造了一棟房,把兒孫一一接過來聚居;誰知剛喘一口氣,又一聲令下要他渡海。蘇東坡想,已經這麼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塊墓地,安安靜靜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他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嚴重困難。他自己耕種,自己釀酒,想寫字還自己制墨,憂傷常常爬上心頭。然而,他畢竟是他,很快在艱難困苦中抬起了專門發現生趣、發現美色的雙眼,開始代表中華文化的最高層次,來評價海南島。

他發現海南島其實並沒有傳聞中的所謂毒氣,明言「無甚瘴也」。他在流放地憑弔了冼夫人廟,把握住了海南島的靈魂。由此伸發開去,他對黎族進行了考察,還朝拜了黎族的誕生地黎母山。

蘇東坡在海南過得越來越興致勃勃。他經常喝幾口酒,臉紅紅的,孩子們還以為他返老還童了:

寂寂東坡一病翁,

白鬚蕭散滿霜風。

小兒誤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酒紅!

有時酒沒有了,米也沒有了,大陸的船隻好久沒來,他便掐指算算房東什麼時候祭灶。因為他與房東已成了好朋友,一定能美滋滋地飽餐一頓。

他還有好幾位黎族朋友,經常互相往訪。遇到好天氣,他喜歡站在朋友的家門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當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婦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樣哈哈大笑,連狗群也向著他吠叫。他衝著婦女、孩子和狗群發問:「笑我怪樣子吧?叫我怪樣子吧?」

有時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訪朋友,孩子們口吹蔥葉迎送,他只記得自己的住處在牛欄西面,就一路尋著牛糞摸回去。

蘇東坡在海南島居留三年後遇赦北歸,歸途中吟了兩句詩:

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游奇絕冠平生。

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師如是說,海南島也對得起中國文化史了。

對海南島來說,無論「五公」的恨,還是蘇東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它只有滋潤的風,溫暖的水,暢快的笑,潔白的牙齒,忽閃的眼。大陸的人士來了,不管如何傷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聽你申訴,也不陪著你歎息,只讓你在不知不覺間稍稍平靜,然後過一段日子試試看。

來了不多久就要回去,揮手歡送;盼不到回去的時日,也儘管安心。回去時已經恢復名譽為你高興,回去時依然罪名深重也有輕輕慰撫。

初來時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計,是獨身是全家都可安排。離開時要徹底搬遷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後代繼續生活,更悉聽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著呢。

——這一切,使我想到帶有母性美的淳樸村婦。

《山河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