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
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只在余姚城裡見了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於由於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後來陰差陽錯，他到余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好倒轉，我只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麼，疑惑反而加重了。遠古滄桑、百世英才，但它屬於我嗎？我屬於它嗎？身邊多了一部《余姚志》，隨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余姓在余姚人數不多。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余姓的一脈，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後裔。但我在學術研究中又發現，更有生命力的余姓一脈，是古羌族，世居涼州，即今天甘肅武威。後來加入了西夏王朝，又曾納入成吉思汗的隊伍，行跡不定。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麼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余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麼傻想著，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別，請我出示級別證明。我沒有這種證明，只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
車廂裡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
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號碼本來就不在硬席車廂，怎麼可能在那裡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兩節車廂的接口處，把行李放在腳邊。
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余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裡裝著酒浸楊梅和霉乾菜，嘴上嘟噥著余姚話。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丟失了，行李裡也沒有土產了，匡啷匡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離別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人生的旅行，怎麼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游、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愷、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有幾個，走得很遠，不知所終。
車窗外的雲彩暗了，時已薄暮。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