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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既然她不说话,我就去找那小伙子。不管怎么样,事情我总得搞清楚。我饭也没吃——这时候谁还咽得下一口饭,一甩手走了。

  小伙子在畜产公司的锅炉房旁边,紧靠着大烟囱用土坯砌了两面墙,盖了一间土房房。这间房子又像是三角形的,又像是月牙形的,可利用了烟囱的热气,还挺暖和。这房子简直就是建筑上的一个新创造。

  小伙子不是个窝囊人。见我推开摇摇晃晃的纸板门进来,好像早知道我要来找他似的,挺客气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能怎么样呢?总不能一进门就揍人家吧,只好坐下来听他说话。

  小伙子说,他们俩自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七八岁开始就一块儿上山扒柴,一块儿上的学校,十七八的时候,两人订了终身,家里大人也同意的。以后他参了军,说好复员回来就结婚。可是这期间家乡闹灾荒,她爹又得病死了,他家也是自顾不暇,这姑娘只好到“口外”来投姨妈。她姨妈明知道他们有这档事儿,可是看我的工作好,工资高,又能报上户口,就硬逼着她嫁给我。姑娘呢,眼看姨妈家呆不成了,未婚夫又远在千里之外,一时失去了主张,就跟我结了婚。然而,姑娘跟他说,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

  小伙子说:“咱们都是年轻人,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我来是要她跟你离婚,把她寻回我身边的,或是回家,或是就在新疆找个工作——来这三个月,我也看了新疆好活人。她呢,虽然跟你没有感情,可她说你是个好人,又不忍伤你,这就两头为难了。最近,我也有点看开了,既然咱们仨都错了,我就退出算了。可我要跟你说的是:一,咱们没背着你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二,我和她订婚在前,你和她结婚在后;咱们俩在一块儿十七、八年,你和她只生活了半年。你们俩是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结的婚,就现在,你们俩又有多深的感情呢?而咱们俩是在有感情的情况下订的婚,在部队的三年,我每天都想着她;所以说,你要叫我一时抛开她不想,也是不可能的。你要能理解这点,那就能原谅我。要不原谅,那你就揍我一顿,可我也不会不还手,因为我没做那亏心事,我还觉着我满有道理哩!”

  总之,小伙子絮絮叨叨说的是这样的话。一面说,一面还从枕头底下掏出她过去做的肚兜、荷包、布鞋、袜底来证明她对他的感情。大概这是他们陕北人定情的信物吧。我听着小伙子的话,看着这一摊花花哨哨的东西,心里酸溜溜的——她一件也没给我做过。可知道她还认为我是个好人,心里又暖暖的——这是她背着我说的真心话。我没把她看错,她果真不是个轻狂的女人,而是个有情有义的正经女人。可惜的是,她的情义不在我身上。

  不过,我的气还没全消下去。我说,“你说你们没背着我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为啥你一见我就跑?”

  小伙子红着脸说:“你手上拿着头号扳子,我怕你在气头上闹出事来。”

  我说:“你跑了,你就不怕我揍她?还说跟她有感情哩!”

  小伙子低着脑袋嗜嘟哝说:“那阵子,我正在门外站着哩……”

  正说着话,她急急忙忙地推门进来了,大概她以为咱们两个男人打起来了吧。看见咱们好端端地坐着,松了一口气,可又靠着烟囱哭了起来。这次哭出了声音,哭得挺伤心。

  我和小伙子都不吱声了,小土房房里光听见她的哭声,听着听着,我突然想起尾亚那两个姑娘。要是那两个姑娘遇着她这种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看还是跟她一样没有主张,凑凑合合跟随便哪个人结了婚,先安下身来再说。她有什么错呢?她也没有错。不知怎么,这时候,乱哄哄的脑子里却光想着尾亚那时候的情景。

  停了好半天,我终于说:“算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很明白:我跟他,这两个人中间你只能跟一个。你现在就决定吧,究竟你跟谁?”

  她还是哭,不说话。我看这一刻她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淌干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也呜呜咽咽地叫着她的小名说:“你还是跟他过吧。到这里来,我看见你生活好了,也就放心了。你还咱俩没缘份,白好了一场,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小伙子的话刚说罢,她哭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是嚎陶大哭起来。这不就等于表态了?何必再折磨她呢?我心里更怜惜她了,只怪自己没这个福份。我说:

  “她的态度很明白了。跟我过,她难受,我难受,你也难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从‘口里’盲流来的。这种事,我见的多了,只怨自己老家没搞好。可咱们中国大得很,只要你们肯下力,没有绝人之路,在这儿,你们生活会好起来的。你们俩一块儿过吧。”

  我说完这话,她不嚎了,抽抽搭搭地,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当时我有种好像卸了挑子的轻松的感觉,可是想到自己竟然不能得到这姑娘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孤单,心里又委屈,又凄凉,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咱们三个,就在这小土房房里一齐哭。

  我跟她很快就办开了。这当儿,说啥话的都有,我全没有听。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得自己拿主意。她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临走的那天下午,磨磨蹭蹭地不出门,给我做完最后一顿晚饭,她低声细语地说:

  “要不,我就在这儿再睡一晚上吧。”

  这是她跟我说的唯一一句带感情的话。我懂得她的意思。唉,农村的女人,只有用这个来表示她的感激。可这也仅仅是感激而已。我说:“算了,你走吧。我图的是人心,不是这个。你好好跟他过吧,别再分心了。以后,咱们虽不是夫妻,还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可这两口子真能干。早几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里脱土坯卖钱。这三年允许私人营业以后,两口子摆了个小吃摊,专卖陕北小吃。有涝糟,有羊肉水饺——他们叫扁食,要吃便下锅,调着辣子醋水,有羊肉馅饼、枣儿馅饼,还有油炫烙;有荞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说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调上羊肝汤和蒜泥递过来。我看他们的生意比维吾尔人的烤肉摊还好,眼下已经存了好几千块钱了。当然,我没少吃他们的。我不要,可他们知道我收了车就往我这儿送。现在,咱们两家经常来往。我爱人每次来乌鲁木齐,都要吃她的荞面碗砣。我劝你也去尝一尝,真不错!他们的摊就摆在兵团开的“百花村”旁边。

  好,别扯远了,咱再接着前面说吧。

  我师父从“口里”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特地叫师娘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去。他说:“我眼睛没有看错,在路上捡着了你这样一个徒弟。你做得对,做人就应该这样!”

  我喝了两杯酒,眼睛红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我师父又说:“你别难过。她本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过是还给了别人罢了。你要认为她本来是你的,是你让出去的,那就错了。”

  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总觉得我好心没个好报。”

  师父说:“这你就更错了。存着好心想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买卖一样!”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奓起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上好东西、买上新鲜疏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吉斯针茅草和马蔺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