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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有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车。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得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提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孩子喘着,妇女哭着,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门。前面,乌什塔拉星星点点的灯光出现在山坳里。乌什塔拉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镇,晚上跑路的车一般都在这里过夜。可是我没有停,刷地一下从这个只有几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镇穿了过去。

  “停车!停车!”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声惊叫起来,一边用力拍着车门。

  我说“你别怕。现在咱们得赶紧找医院。乌什塔拉我比你熟悉,这儿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

  妇女连哭带喊,还腾出手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别管!你别管!我要你停车,我要你停车!”

  我一只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只手掌着方向盘。前面又是个拐弯,我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告诉你别怕,我不是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个坏人……”我懊悔我那些奖状没有带在身边,不然也可以对付一下。

  “不!不!”妇女还是惊恐地叫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求求你,你停下来!我求求你,你停下来!……”

  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磁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磁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厉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来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

  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