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1922年在上海找到陳獨秀想入黨，被陳獨秀婉拒，陳獨秀把朱德歸為軍閥。朱德後來參加瞭八一南昌起義，但他在南昌起義中的地位並不重要。
在這個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刻，八一南昌起義的火種，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隻剩800餘人。
這800餘人能不能保留下來？
對喪魂落魄者來說這800餘人是殘兵敗將。
對胸懷大志者來說這800餘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人數都放在這兒瞭，作為領導、革命者，你怎麼認識這個隊伍？
很多人動搖瞭，很多人撤走瞭，很多人轉移瞭，很多人放棄瞭。在最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穩住瞭這支隊伍。
23.南昌起義背後的偶然與必然
蔣介石教會瞭共產黨人對槍桿子的認識，共產黨人運用槍桿子、認識槍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八一南昌起義，它打響瞭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
但是從當時來看，八一南昌起義具有極大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就是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瞭國民黨槍桿子的厲害，蔣介石槍桿子的厲害，而自己也必須拿起槍桿子來，但是怎麼拿？
當時一個槍桿子都沒有，怎麼辦？
大革命失敗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在上海背叛瞭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原來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也與共產黨人完全翻臉瞭，在武漢的中央和所有的革命力量隻有從武漢沿江而下被迫轉移到上海，南昌起義就是中央各種力量從武漢轉移到上海過程中的一個產物。
當時臨時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黨組織轉入地下和中央機關經九江撤退到上海。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書長鄧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時，考察利用張發奎的“回粵運動”，打回廣東以圖再舉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後，三下兩下把籌劃撤退的任務變成瞭組織武裝起義。
7月20日，他與譚平山、鄧中夏等在九江舉行會議，認為依靠張發奎的“回粵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回粵成功，也由於我黨開始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同張發奎的破裂同樣不可避免。因此應該搞一個自己的獨立的軍事行動，“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
這是舉行南昌起義的最早建議。
第一次九江會議舉行前，中央已經確定瞭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如何武裝反抗，在何時、何地舉行何種起義，沒有進一步的計劃。李立三在這次會議上果斷提出南昌暴動，是一個不可抹殺的重大歷史功績。
會議一結束，李立三、鄧中夏立即上廬山，向剛剛到達的鮑羅廷、瞿秋白、張太雷匯報。
鮑羅廷沉默不表態。
瞿秋白、張太雷則完全贊成。
此時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米那茲到漢口，漢口傳來要召開緊急會議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請準備去漢口開會的瞿秋白將此意見面告中央，請中央速作決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樣行動。他7月24日下山後立即搞瞭第二次九江會議，決定葉、賀部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然後再次電請中央從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
周恩來在武漢首先得到李立三報告。中共中央兩次召開會議討論南昌起義問題，最後同意舉行暴動，並派周恩來立即自漢口赴九江。
周恩來7月25日來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會議，在會上傳達：中央常委和國際代表同意在南潯一帶發動暴動，然後由江西東部進入廣東會合東江農軍。
李立三堅決主張把暴動區域選在南昌——九江地區軍閥部隊聚集，於我不利；同時葉、賀部隊已經陸續開往南昌，南昌起義勢在必行。
周恩來同意李立三在南昌舉行暴動的意見。
至此，南昌起義被最後確定下來。周恩來、李立三等從九江出發奔赴南昌成立前敵委員會。前敵委員會決定7月30日晚上舉行暴動。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號的中央常委張國燾於7月27日晨到達九江，帶來中央最新意見，要起義推遲。30日晨，前敵委員會在南昌一所女子職業學校舉行緊急會議，由張國燾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對起義重新討論。
張國燾話音未落，李立三驀地第一個站起來，興奮地說：“一切都準備好瞭，哈哈！為什麼我們還要重新討論？”
周恩來接著說：“國際代表和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你的這種意思與中央派我來的意思不符。不準起義，我辭職不幹瞭！”周恩來事後對別人說，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張國燾看出李立三是門大炮，扳倒他就好說服別人，會後便立即與他個別談話。說來說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準備好瞭，時間上已來不及作任何改變！”
無奈的張國燾最後隻得服從多數。
起義時間定在8月1日凌晨舉行。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革命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國民黨血腥屠殺政策的武裝暴動。它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
李立三在此時刻，決然提出並果斷堅持南昌暴動，率先實踐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對中國革命貢獻巨大。
由此，我們今天再回過頭來看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八一南昌起義，它並不是順理成章的，不是中央決定在這兒暴動就在這兒暴動，在那兒暴動就在那兒暴動。它既有極大的偶然性，更有我們這一批革命領導人革命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及充分地認識到槍桿子對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意義。從李立三果斷堅持南昌暴動開始，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他們在大革命遭到失敗之後，懷著滿腔熱血，依靠強大的革命信念、精神和行動能力，堅持把革命的火種繼續點燃下去，並驅使這種偶然變成瞭必然。
24.南昌起義中朱德發揮瞭怎樣的作用（上）
朱德同志在整個革命隊伍中，你說他的路程很順嗎？
實際上他並不是很順利。
朱德同志1922年在上海找到陳獨秀想入黨，陳獨秀當時婉拒，婉拒還是很客氣的說法，事實上是把他推到門外去瞭。
陳獨秀送走瞭朱德，跟身邊的同志講：“我們黨絕對不能讓軍閥參加。”
陳獨秀把朱德歸為軍閥這一類。朱德同志當年當過滇軍的旅長，屬於高級軍官瞭，所以被陳獨秀歸入軍閥這一類。
但是朱德同志想參加革命的這種熱情是相當頑強的，上海沒有入黨，後來到法國，到德國，追旅歐支部。當時周恩來是中共旅歐支部的負責人，朱德同志一直追到德國，由周恩來同志和當時一名叫張申府的黨員，兩個人共同介紹朱德參加瞭中國共產黨。
朱德後來參加瞭八一南昌起義，但他在南昌起義中的地位並不重要。
當時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前委書記是周恩來同志，前委委員裡面有張國燾，有李立三，有葉挺，有劉伯承，有聶榮臻，甚至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員，而朱德卻不是前委委員，因為朱德兵力少，擔負的任務也簡單。
周恩來同志作為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前委書記，他講過這麼一句話，他說朱德同志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我們從周恩來這句話裡也能知道朱德當時的地位和作用。
很好的參謀和向導。
南昌起義之後，部隊南下，朱老總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擔負的任務就是在前面開路。因為前面阻擋南昌起義部隊的基本上都是滇軍，就是雲南的部隊，朱老總當過滇軍的旅長，所以讓朱老總走在最前面開路，讓擋道的滇軍把路讓開，這就是朱老總南昌起義之後在這段時期所擔負的任務。
一個軍隊在開進的時候怎麼可能讓你的主要領導人走在最前面開路呢？
朱德後來回憶說：“我從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尋找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隻帶瞭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到瞭三河壩分兵，主力南下作戰，朱老總又成殿後瞭，最麻煩的任務和最不出彩的任務都由朱老總擔負。可是，就是通過這一個角色，朱老總通過殿後，為南昌起義這些部隊留下瞭至關重要的火種。
25.南昌起義中朱德發揮瞭怎樣的作用（下）
1927年9月，南昌起義部隊在三河壩兵分兩路。
在三河壩，部隊留下二十五師，主力由周恩來、葉挺、賀龍、劉伯承等同志率領南下，直奔潮汕，奪取海陸豐這一帶，爭取獲得一個港口接受可能來自共產國際或者蘇聯的軍火援助。
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壩，阻擊國民黨抄襲起義軍的後路，阻擊幾天之後，可以南下和主力會合。
就這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
朱德率領的這“部分兵力”，是第十一軍二十五師和第九軍教育團，共計4000餘人。經過三天三夜的阻擊，部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僅剩2000多人。
朱老總完成瞭三河壩的阻擊任務，準備南下與主力會合。
這時候，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來告訴朱老總，主力南下作戰失敗，隻有1200餘人進入海陸豐地區，領導人分散突圍。
這是非常嚴重的消息，周恩來同志、聶榮臻同志去瞭香港，葉挺同志去瞭南洋，賀龍同志去瞭湖南，劉伯承同志去瞭上海。當時從南部跑回來的一些官兵講：“主力都散瞭，我們不是主力還在這幹什麼？我們也散夥算瞭。”
部隊面臨一觸即散的架勢。當時如果沒有朱老總，這支隊伍很可能就潰散瞭。
在關鍵時刻，首先站出來的是朱德。
朱德說隊伍不能散，主力打散瞭，但我們不能散，我們還有人，還有槍，有人、有槍就有辦法。
後來很多當時留在三河壩的同志回憶，部隊勉強聽取瞭朱德的意見，非常勉強。因為部隊不是他的，是葉挺的二十五師，朱德隻是負責指揮。葉挺主力在南下作戰全軍覆沒，二十五師走投無路，這個老同志說他有辦法，大傢姑且跟他幹幹，看他有什麼辦法。
隊伍勉強沒有散。
南昌天氣非常熱，部隊雖然擺脫瞭追敵，但常受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營。起義隊伍穿短衣短褲，跟著朱老總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遠天心圩，隊伍還是短衣短褲，沒有備裝、沒有食品、沒有藥品、沒有彈藥、沒有給養，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隊伍越散。
楊至成上將後來回憶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瞭，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
各級幹部紛紛離隊。
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後別，有的不辭而別。
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後來在上海寫瞭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向中央陳述當時情況：“師長、團長均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2000多人的三河壩隊伍走到最後隻剩下800餘人。後來中央接到報告，報告中寫到南昌起義部隊的窘境，師長、團長均逃跑，各營、連長直接離開。師以上軍事幹部隻剩朱德一人，政工幹部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隻剩王爾琢，政工幹部隻剩陳毅，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
在這個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刻，八一南昌起義的火種，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隻剩800餘人。
這800餘人能不能保留下來？
對喪魂落魄者來說這800餘人是殘兵敗將。
對胸懷大志者來說這800餘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人數都放在這兒瞭，作為領導、革命者，你怎麼認識這個隊伍？
很多人動搖瞭，很多人撤走瞭，很多人轉移瞭，很多人放棄瞭。
在最關鍵時刻站出來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穩住瞭這支隊伍。
26.周恩來如何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與教訓
南昌起義在軍、師兩級設立瞭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這一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潰，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隻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
軍事幹部也是如此。師團級軍事幹部隻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
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
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
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現在部隊不行瞭，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瞭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其實言之過重瞭。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敵委員會的流沙會議，是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當時正在發高燒，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郭沫若回憶說，周恩來“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瞭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瞭一下。第一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瞭；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瞭；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瞭極大的錯誤”。
可以想見，當時周恩來是怎樣一種心情。
別人的心情也是一樣。周恩來報告後，“葉、賀部隊”的葉挺說：“到瞭今天，隻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黨史專傢們後來解釋，葉的所謂“流寇”，是指打遊擊。賀龍則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來。”
這樣的表態也沒有搞完，村外山頭上發現敵人尖兵，會議匆匆散瞭。
分頭撤退途中，隊伍被敵人沖散。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隊員也在混亂中溜走瞭，身邊隻剩下葉挺和聶榮臻。三個人僅葉挺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頭市委書記、周恩來的老朋友楊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難卜。
聶榮臻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裡躺下，艙裡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仨人和那位船工隻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我們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桿上，以免被晃到海裡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瞭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瞭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經驗與教訓時，講過幾段話，“南昌起義後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以占領一個出海口，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終於在優勢敵兵的圍攻下遭到失敗”，“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戰術錯誤”、“情報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眾工作犯瞭極大的錯誤”瞭，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1965年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時，也談到南昌起義。他對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瞭。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瞭，主席上瞭井岡山，是正確的。
應該再補充一句：幸虧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也上瞭井岡山。想得到蘇聯接濟的起義部隊主力，在“上海”過程中失敗瞭。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則成為瞭中國工農紅軍戰鬥力的核心。
27.朱德同志如何保存革命火種
天心圩軍人大會是保留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關鍵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相當於把最後走到天心圩的800餘名軍人，做最後的整編。
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他在大會上講，大革命失敗瞭，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瞭，但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傢，不勉強。
朱老總當時專門舉瞭一個例子，他說：我們今天革命就像俄國的1905年一樣，俄國人1905年革命失敗瞭，1917年他們就成功瞭，我們今天就是俄國的1905年，我們也有我們的1917年，現在是我們最關鍵的時刻。朱老總還講，中國革命現在失敗瞭，但黑暗是暫時的，我們隻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朱老總的信仰像火焰一樣點燃瞭剩下來的幹部、戰士的信心，堅定瞭剩下的幹部、戰士的信仰。
後來陳毅同志講，朱老總講瞭兩條綱領：第一，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第二，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成為後來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這800餘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後穩住瞭，由喪魂落魄者眼中的殘兵敗將變成瞭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後來，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同志說瞭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說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來上瞭井岡山，而井岡山隻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因為秋收暴動的主力是湖南的農軍和留洋的學生，戰鬥力不行，軍事素質比較差。譚震林同志沒有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他在井岡山秋收起義的隊伍裡。
所以譚震林同志經常講，八一南昌起義隊伍上井岡山之前我們在井岡山都是守勢，守住山頭就不錯瞭，下山去打這個打不過，打那個也打不過，戰鬥力非常弱。而八一南昌起義隊伍一旦上山，因為帶來起義軍的隊伍，軍官大多數是黃埔軍校畢業，士兵都是北伐時候鐵軍的隊伍，軍事素質好，作戰有一套辦法，使井岡山戰鬥力大增。
朱毛會師上井岡山之後，井岡山的隊伍戰鬥力上來瞭，當大傢都萬念俱灰的時候，當大傢都不信革命能夠成功的時候，朱德同志這種信心和信仰，最終發展成為支撐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關鍵的力量。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沒有朱老總個人的這種威望，個人的信仰號召，這800餘人散掉瞭，八一南昌起義整個隊伍蕩然無存，整個成果就沒有瞭，這對中國後來的革命的影響是無法想象的。
所以，《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作瞭這樣一個評價。上面寫道，八一南昌起義隊伍在極端困難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瞭重大貢獻。
我覺得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再看看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的時候，當時排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排列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排列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排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餘人的隊伍裡面。
我們從這支瞭不起的隊伍裡產生瞭那麼多著名的高級將領就知道，天心圩整編的800餘人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埋葬蔣傢王朝的基本班底之一，從這個意義上看，朱德同志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貢獻彪炳千秋。
28.對朱德同志的一些認識，包括一些非議
火種保留瞭下來，再也沒有熄滅。
為瞭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瞭上百次武裝起義。歷次起義——包括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南昌起義——都失敗瞭。
但因為保留下來瞭革命火種，它們又沒有失敗。
這支部隊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重要基礎，戰鬥力的核心。
蔣介石兵敗大陸，其軍事力量主要被殲於東北戰場和華東戰場。指揮東野的林彪，指揮華野的陳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穩定下來的800餘人的隊伍中。
粟裕回憶說，當時隊伍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隘口，受敵阻擊。朱德親率幾個警衛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後發起進攻。當大傢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隻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別人，為這支失敗的隊伍殺出瞭一條血路。對這支隊伍的戰略戰術，朱德也作出瞭極大貢獻。天心圩整頓後，他便開始向部隊講授新戰術，講授正規戰如何向遊擊戰發展。
朱德對遊擊戰爭的認識和實踐都很早。辛亥革命後，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軍閥部隊打仗時，他就摸索出瞭一些遊擊戰法。
1925年7月，他從德國到蘇聯的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幾個月後去莫斯科郊外一個叫莫洛霍夫卡的村莊接受軍事訓練。受訓的有40多名來自法國、德國的中國革命者，主要學習城市巷戰、遊擊戰的戰術。教官大多是蘇聯人，也有來自羅馬尼亞、奧地利等國的革命者。朱德當隊長。教官問他回國後怎樣打仗，他回答：“我的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
十六字訣遊擊戰術的核心出現瞭。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攻打會昌時，朱德奉命指揮第二十軍第三師進攻會昌東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師教導團團長侯鏡如，挑選幾十人組成敢死隊，追擊正向會昌退卻的錢大鈞部。他動員大傢說：“你們都是不怕死的中華健兒。可是，今天我要求你們一反往常猛打猛沖的常規，隻同敵人打心理戰。你們要分為數股，分散活動，跟在敵人後面或插到敵人兩翼，向敵人打冷槍。要攪得敵人吃不下，睡不著，這就是你們的任務。”
50多年後，侯鏡如回憶這一段戰鬥經歷時說“會昌戰鬥中，朱總指揮我們和錢大鈞作戰，就采用瞭遊擊戰法。敵人退，我們跟著進；敵人駐下瞭，我們就從四面八方打冷槍，擾亂敵人，不讓他們休息。這就是‘敵退我追，敵駐我擾’”。
“在這一點上，我起瞭一點兒帶頭作用。”朱德後來隻說瞭這麼一句。
不說，也是無法否認的歷史地位。
沒有朱德，南昌起義的最後火種能夠保留下來嗎？
沒有三河壩分兵，朱德也跟著南下潮汕，又會是什麼結局？
歷史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難以預測。
南昌起義諸領導者1927年10月底紛紛分散撤退的時候，很難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壩的朱德，與毛澤東一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起義部隊的主力都在潮汕潰散瞭，更難設想留在三河壩殿後的“部分兵力”，最後會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中流砥柱。
歷史又正因為不可預測，所以才充滿機會。面對不可預測的歷史，能夠憑借的，隻有自身的素質與信念，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領導層的邊緣走到瞭“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
有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隻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傢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支持領導者作出關鍵判斷、采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所永遠無法獲得。
“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給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黨閥”、“大軍閥”、“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門進到休息室，休息室內的軍隊高級將領，各大軍區的領導紛紛起立，因為軍隊同志形成瞭這樣一個習慣，總司令來瞭全部站起來，是對總司令的崇敬。
當時，朱德同志上天安門，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發上紋絲不動，說：“朱德算什麼總司令，你們給他站起來？”我覺得那個造反派在當年造反的時候，以為真理盡在他手，以為可以呼風喚雨，以為世界都是他的瞭。經過歷史的淘汰，經過歷史的篩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麼？與朱德的地位比較起來，你算什麼？歷史承認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隻不過是山腳下一抔黃土而已。什麼叫歷史？這就是歷史。什麼叫歷史檢驗？這就是歷史檢驗。
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說不是八一南昌起義建軍，是秋收起義建軍，是三灣改編建軍，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義的八一建軍節定為九三〇建軍節，就是9月30日，三灣改編那天。
最後還是毛澤東同志一錘定音。毛澤東說建軍節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這一點不能改。毛澤東同志通過肯定八一南昌起義，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在這其中起到的作用進行瞭絕對的肯定。
當年的造反派，現在也白發蒼蒼瞭。那個見總司令不起立的人，白發蒼蒼瞭也許還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岡山會師時，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地換下穿慣的長佈衫，找人連夜趕做灰佈軍裝，隻為能夠穿戴得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
蕭克上將回憶井岡山鬥爭時說，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印證著總司令的地位。它不僅來源於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於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
共產黨人在最為困難的時刻，在被追殺、被通緝、被“圍剿”環境中鍛造出來的堅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幹飯的人永遠感悟不出來的。
西方的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的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曰恐懼。什麼叫恐懼？你不好好幹我撤瞭你，這是恐懼。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幹我提拔你，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的產生是發自內心的。
朱老總在八一南昌起義後形成瞭領導的核心，樹立瞭領導的權威。他就是通過自己堅定的信仰驅散瞭人們內心的失望和恐懼，從而成為這個隊伍當之無愧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