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伯禹在陽城地方，給百姓簇擁著回到蒲扳，就正式即天子之位。因先封夏，所以國號就叫作夏。於是從前的伯禹，以後就改稱夏禹了。夏禹即天子位，禮畢之後，大會群臣，商量一代的制度。這時先朝耆舊之臣非死即老，所存者除皋陶、伯益父子外，還有夏禹心膂之臣伯夷、樂正夔及奚仲等數人。
那奚仲自帝堯時做工正之官，到得帝舜時，共工分官，他卻不在內，仍舊在夏禹的司空部下，因此也做了夏禹心膂之臣。
到得此刻，夏禹就叫他做車正之官，獨當一部。他善於制車，方圓曲直，都合於規矩鉤繩。他有一個兒子，名叫吉光，亦善於造車。他們所造的車總是機軸相得，異常堅固。所以後世的人說，以木為車，始是他們父子。其實不然，不過他們父子造的獨好吧。奚仲又改良駕馬之法，後世之人又說駕馬是奚仲發明的，其實亦不然。他們父子又創造一種用人力推挽的車子，名字叫作輦，夏朝一代，頗喜用之。因此奚仲父子，夏禹非常任用，又封奚仲於邳做個諸侯。後世遂有夏後氏尚匠之說，都是為奚仲父子的原故。閒話不提。
且說夏禹即位之後，所有臣子除出幾個舊臣及心膂之臣外，還有一個昭明的兒子，名叫相土，頗有才幹，夏禹亦任用了他。此外，就是他兒子啟所薦舉的杜業、輕玉、然湛、施黯、既將。季寧、扶登氏、登封叔這班人了，統統都用起來，真所謂「拔茅連茹」。一時朝廷之上，頓覺英才濟濟。
第一項要商量的，便是建都問題。決議下來，是在蒲阪東面的安邑地方。取其仍在冀州，而近於濁澤，民可以賴其利。
議定之後，便派扶登氏和季寧兩個前去經營，一切宮室、宗廟、學校等等悉仿前朝的制度，而略略加以損益。大要總以簡樸為主。
第二項要商量的是曆法。大概古時一代之興起，必定要改正朔，易服式，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易天下之耳目，這個就叫作革命。但是服式、器械等又從曆法而出，所以曆法尤為重要。當下眾人主張紛紛不一。昭明站起來說道：「自伏羲氏以來，正朔代代不同，伏差氏建寅，神農氏建子。黃帝亦建子，少吳建丑，顓頊、帝嚳皆建寅，帝堯建丑，先帝建子。照這樣看來，現在應該建子，大概建子之朝，以十一月為歲首，以半夜子時為朔，一交子時，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丑之朝，以十二月為歲首，以雞鳴丑時為朔，一交丑時，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寅之朝，以十三月為歲首，以平旦寅時為朔，必須黎明寅時，才算是第二日的日子。這三種曆法，都是極有理由的，但是比較起來，自然以建寅為最不錯。為什麼呢？自開天闢地，一直到世界復返於渾沌，大概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拿了十二支來分配，恰好每一支得一萬餘年。第一個一萬餘年是天開的時候，那時天空之中純是一股大氣，百物無有，所謂天開於子。
第二個一萬餘年，是地辟的時候，這時地上已漸漸有山有水，但是百種生物一概仍無有，所謂地辟於丑。第三個一萬餘年，是人生的時候，那時地面上已漸漸有生物，由下等動物而進為上等動物，而漸漸進化為人，所謂人生於寅。建子的朝代是取法於天，叫作天統。建醜的朝代是取則於地，叫作地統。建寅的朝代是以人事為重，所以叫作人統。但是曆法這項東西是應該切於實用的。建子、建丑，雖則說是王者法天則地，名目極好聽，而按到實際，尚未能盡合。為什麼呢？第一項，建子、建丑，與四時的次序不合。春、夏、秋。冬一年的四季是如此的。假使建子，以十一月為歲首，那麼剛剛在冬之中心。假使建丑，以十二月為歲首，那麼剛剛在冬的末尾。一年四季的次序，應該叫冬、春、夏、秋，不應該叫春、夏、秋、冬了。但是就使改叫冬、春、夏、秋，亦不妥當。因為九十日的冬天，還不完全的，有一半或一大半尚在去年，應該叫作冬春夏秋冬才妥。但是決沒有這個道理，所以不如建寅的妥善。第二項，一歲之首叫作正朔，必須有一番更新的氣象和萬事創始的精神，方才相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種工作，是農家必不可易的次序。冬天正是萬事結束的時候，反拿來做歲首；春天正是萬物萌動的時候，反不拿來做歲首，氣象精神都失去了。這是不如建寅的第二理由。第三項，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這三個月農工簡單，雖則都可以叫作三微之月，而比較起來，十一月中正是收藏之時，民間不能無事。在十一月之前，尤其不能無事，農夫終歲勤動，歲尾年頭，祈福飲蠟，應該給他們一種娛樂，但是亦要預備的。以十一月為歲首，則農功尚未完，豈有餘閒可以娛樂？以十二月為歲首，雖有餘閒，而十一月間農事剛了，預備亦嫌匆促，這是不如建寅的第三個理由。
而且建子必以夜半為朔，建丑必以雞鳴為朔，將一夜之中分為前後兩日，時候既屬參差，計算又難準確，不如以平旦為朔的直捷了當，未知諸位以為何如？」
大家聽了他這番議論，都非常贊成，曆法建寅，以平旦為朔，這個議案就通過了。曆法既然建寅，那麼國旗所尚的顏色一定是黑，祭祀的牲口必用玄，戎事必乘驪，朝用宴服收冠而黑衣。國家教育之宗旨尚忠，都有連帶關係，均已就此解決，而無庸再議。為什麼原故呢？原來古人這種定制是取法於植物的。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建子的朝代，其色必尚赤，其教必尚文。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以十二月為歲首者，其色必尚白，其教必尚質。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以十三月為歲首者，其色必尚黑，其教必尚忠，就是這個原故。閒話不提。
且說建寅議案通過之後，夏禹正要另提議案，既將站起來說道：「曆法建寅，可為萬世標準，固然甚好。但是臣的意思，王者法天以昭示萬民，這個原則是不可廢的。唐、虞兩朝的曆法是法天則地，所以他紀年仍用『載』字，以表明仍舊不廢民事之意。現在曆法建寅，既然注重民事，假使那紀年的字樣仍舊叫『載』，未免廢棄法天的原則，而且亦太重複了。臣考天上的木星亦名歲星，越二十八宿，宣遍陰陽，恰恰十二月一次，是極準的。可否將「載』字改作『歲』字，一載為一歲，那麼天與人交重，兩者不偏廢，未知眾意如何？」大家亦都贊成。
杜業立起來說道：「從前先帝注重曆法，敬授人時，原是以農事為重的意思。但是臣的愚見還要進一層，不但使人民要知道務農的時日，還應該使萬國諸侯都遵行現在所新定的國歷。為什麼原故呢？世界之上事事能畫一，則庶政容易辦理，倘使國自為政，那麼其糾紛甚大。帝堯之時，洪水滔天，對於諸侯無暇顧及。先帝攝政之初，已慮到這層，所以創立五瑞之法，頒之於群後。又四時巡守，考察律度量衡使之相同。律度量衡，是民間日用必需的東西，曆法也是民間日用必需的東西。
律度量衡要它相同，而曆法倒反不同，你國是正月，我國中已是二月，他國中又是三月，會合攏來，豈不是參差紊亂之至嗎？
況且曆法至精至微，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現在政府承歷代之後，測驗推步的器具較備。而自帝堯以來，二羲二和分宅四方，孜孜考察。帝堯及先帝又天稟聰明，長於天文，時加指導，歷算之精，遂為萬國所不及。所以臣的意思，就中央政府之尊嚴而言，就萬國統一之便利而言，就曆法之精密無訛而言，皆有使萬國遵行此新定國歷之必要。未知眾意如何？」大家聽了，亦都以為然。
於是又商量如何推行此新國歷之方法。輕玉主張：「每歲冬季十月或十二月，由司歷之官將次歲的月日。大建或小建，弦、望、晦、朔在何日，有無閏月，應閏某月，二至二分各節氣的時日分數，一切都推算明白，分為十二冊，或十三冊，每月一冊，頒佈於諸侯，使他們謹敬領受，藏之宗廟。每月之朔，用一隻羊到廟中去祭告，請出一冊來檢用，這個方法，未知可行否？」季寧道：「方法呢，當然是如此。不過收藏請用，這種手續似乎可以不必限定。因為現在第一步是要他們遵行國歷，換一句話，就是要他們奉行我們的正朔，聽我們的號令。
假使手續太煩，或操之過激，使他們發生一種反感，或者竟不遵行，或者陽奉而陰違，那麼又將奈何呢？」夏禹道：「是呀，立法之初，不妨寬大，現在只要希望他們遵行，至於收藏請用等且不必去管他吧。」這時司歷之官，是從前二羲二和的子孫，官名就叫作羲和，此時亦列席會議，夏禹便吩咐他們去照辦，並派伯封叔及昭明同去幫忙，這件議案才算結束，第三項議案是財政。財政問題，包括出入兩種。而收入方法尤為重要，須加審慎。因為支出總以節儉為主，可省則省，可緩則緩，還有一個斟酌。至於收入，哪項應收，哪項不應收，哪項可多收，哪項不可多收，稍不審慎，一經定下之後，百姓就非常吃苦。但是如果一概少收，則一切政費從何取傍？凡百事業從何建設？所以是最難的。
當下輕玉立起來說道：「現在九州已經恢復，一切貢賦辦法已經確定。但是依臣的愚見，還須有一個根本辦法，財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絕無後患。貢、賦兩項，貢是萬國諸侯來貢的；賦是王畿之內，政府直接叫百姓繳納的。諸侯之貢，只能作為賞繼諸侯之用，如朝覲之時，以甲國所貢賞乙國，乙國所貢賞丙國之類。或者作為政府特別之用，如荊州所貢世茅，以供祭祀縮酒之類。此種收入，只可作為臨時費，不能作為經常費。經常費的收入，還是以田賦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豐歉，地有肥磽，多寡輕重，煞是問題。臣愚以為百姓現在所種之田、所住之地。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魚的川澤，本來都不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都是天生的。既然如此，他們哪裡可以私占？應該統統都收歸國有，不許人民私有。凡人民要住屋、要種田、要取木材、要食魚鱉，統統來問政府要，由政府頒給他，每年收他多少賦。那麼每年有多少收人，按冊而稽，可以確有把握，即可以量人為出了。」
說到此，季寧立起來駁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給萬民的。現在統統都算國有，不准人民私有，這個道理恐怕說不過去。還有一層，現在人民所有的田，雖說本來不是他自己製造的，但大半是他們披荊斬棘、辛苦艱難而得來。或者祖宗相傳，已歷數世，一旦收歸國有，豈不是近於豪奪嗎？」輕玉道：「我看不然。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國家亦是天之所立。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來治理的。先帝虞舜有兩句詩，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照這個意思說起來，豈但土地儘是國有，連他們人民的身體還是國家所有呢！況且土地國有，土地私有，兩者的利害大相懸殊。天之生人，五官四肢雖是相同，而智愚強弱萬有不齊。
愚者不敵智者，強者不敵弱者，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則民間即可以買賣，那麼智而強的人勢必設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數百年之後，可以發生貧富兩個階級。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種不平的現象，最足以引起社會之不安寧，國家求其太平，難矣！若土地國有，由國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畝，每家住宅只有若干畝，智而強者，不能獨多；愚而弱者。不至獨少，那麼一切不平等之現象就可免了。古聖人所謂治國平天下，就是這種平法；古聖人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就是均法。除出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沒有呢。至於現在他們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奪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辦法加以限制，或給以追認而已。譬如政府所規定的辦法，每人是田一百畝，住宅五畝。他們如果不到此數，政府當然補足他，他們不但毫無損失，而且還有進益；如果他們所有不止此數，那麼可以定一種土地收買法，由政府給他多少貨幣，以作代價，豈非不是豪奪嗎！還有一法，並不必收買，將他所餘之田暫時存記，等他子孫眾多的時候平均攤給，豈不是更便利嗎！」季寧道：「這個道理雖不錯，但是人的心理總是自私自利的。種自己的田，肯盡心盡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國家的，今朝分給我，明朝說不定分給別人，那麼何苦盡心盡力，豈不是於收穫有關係嗎？」輕玉道：「不是如此。土地雖屬國有，但是耕種和居住不妨世襲。譬如父死了，可以轉給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轉給其孫，或轉給其次子。不是忽而給這人，忽而給那人的。況且政府並無規定不許世襲的明文，並未限定耕種的日期。他先怠情起來，那麼他是惰農。政府對於惰農應該有罰。於他自己一無所利，何苦來呢？只有年老而獨，無可承襲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給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寧道：「世界人口總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給他許多田地，恐怕將來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麼怎樣？」輕玉笑道：「足下之計慮可謂深遠矣。但是照現在狀況看起來，人滿為患，恐怕至少要在幾千年之後。幾千年之後如何情形，自有聰明聖哲的人會得設法變通補救，此刻何必鰓鰓過慮呢？」季寧道：「照足下這個方法，恐怕仍舊不能平均。因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體力有強弱，年壽有長短。每人土田平均，那麼人口多的，壽命長的，祖孫父子兄弟所受的田畝必多，和那單夫獨妻寡弟少男的比較，進益總要增多，久而久之，豈不是仍有貧富等級嗎？」輕玉道：「這個亦有章程規定，要等到他壯而有室了，才給以相當之田。過了六十歲，他的田即須收歸。這樣一來，相差自不會遠了。」施黯道：「田地國有，有這許多理，不錯了。
名山、大川、林木、藪澤都要收歸國有，有什麼意思呢？」
輕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識的少，無知識的多。有遠慮的少，只圖目前的多。山林、該澤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斬伐捕捉，將來勢必至於有山皆童，無澤不竭，這是一定的趨勢。收歸國有之後，山林、藪澤等每處設起官來，專理其事，何時准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幾種可取，哪幾種不可取，取了之後，如何的設法補種，件件都有規則，那麼材術才無匱乏之虞。魚鱉等亦然；何時可捕，何時可獵，都有定時。網罟有禁，圍獵有禁，都有規定，那麼魚鱉禽獸等肉才不可勝食了。總之一國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對於財產等應該有種種的統計，對於子孫家人等的生活應該有切實的指導，萬不可一切聽他們去亂干，只知道高坐室中，責他們的孝養侍奉，就算是個家主了。鄙見如此，諸位以為如何？」
眾人聽了，無不佩服。土地國有這個議案總算成立。但是土地收歸之後，百姓每人應該給他多少田？每家住宅應該給他多少地？這個問題，又要講座了。大家商議結果，授田以一個人力耕所能來得及為標準，定為五十畝。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為標準，定為五畝。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婦兩個，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數為計算。但是住宅在城裡，於耕種不便：在城外，那麼城中太空，且不免種種不便。後來又商議，將五畝劃開來，半在城中，半在城外，聽他們居處從便，亦可謂計慮周到了。
最後乃議到賦稅之法。究竟五十畝田，每年取他們多少稅呢？施黯以為不妨從多，他說：「國家建設進行之事甚多，雖則多收他們幾個，但是仍舊用在他們身上。人君不拿來濫用，官吏不拿來中飽，就對得住百姓，百姓決不會怨的。」季寧道：「這個萬萬不可。建設事業，須循序漸進，不能於一朝之間百事俱舉，那麼只要平日節省一點，已足敷用。況且現在土地已歸國有，一切建設材料大半已不必購備，只須工食就夠了。但是人民對於國家的建設，都是自身切己的問題，就使每歲農事完畢之後，叫他們來做幾日工，薄傍他們一點工食，想來他們亦甚情願，這是從事實上論來不必重賦的一個原因。二層，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勝於在政府。古人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這句很不錯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於民。民富就是國富，民貧當然國貧。譬如養牛求乳，養雞求卵，牛、雞肥，則乳卵自多；牛、雞瘦，則乳卵必少。這是從理論上說來，不應重賦的一個原因。第三層，古人說：『君子作法於諒，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這句話亦是很不錯的。現在聖君在上，我們這班人在這裡辦事，重賦收入，原是能夠涓滴歸公，實在用於建設。但是後世為君者能否盡聖？為臣者能否盡賢？萬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設之名，肆行搜括，藉口於我們，我們豈不是作俑之罪魁嗎？這是從流弊一上說來不可重賦的一個原因。」
夏禹聽了，便說道：「不錯不錯。應該輕，應該輕！依朕看來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杜業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但是依臣看來，還應該加以變通，因為年歲是有豐歉的，國家的政費是有預算的。年歲豐時，照預算十分取一，不生問題。假使年歲歉時，照預算十分取一，他們要苦了，政費又發生影響了，這是應該預計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總以十分之一為原則，而臨時不妨有變通。豐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點五；歉歲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議一回，覺得此法亦未盡善。因為豐歉是無定的。
年年多收，固然無問題。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則政費預算不免動遙而且調查估算，麻煩異常，一或不慎，浮收濫免，流弊叢生，亦不可不防。展轉討論，後來決定一個辦法，叫作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穫多少，將它加起來，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積之數。在這個數目之中，十取其一，作為定額，不論豐歉，年年如此。這個法則，叫作貢法。因為十年之中，豐年也有，歉歲也有，平均計算，豐歉都顧到了。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為盡善盡美了。但是此法，實在不善，後來有一個名叫龍子的批評它道：「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因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這個批評，可謂確當。但是當時立法之意，原想百姓豐年多儲藏些，留為歉歲之補償。然而百姓慮淺，哪裡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額收他，就不免怨恨。這亦可見立法之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