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留學日本運動，始於1896年。是年，清政府派出了13名留日學生。自此以後，東渡人數逐年上升，到1906年已達8000以上，以後幾年稍減，但每年也數以千計，父送子，兄勉弟，別妻離子，捨家離鄉負芨東渡的青年學子，始終絡繹於東洋道上，形成了世界留學運動史上的空前壯觀，所造就的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且又深遠的影響。其中人們熟知的就有黃興、宋教仁、廖仲愷夫婦、秋瑾、蔡鍔和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郭沫若，還有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閻錫山以及曹汝霖、汪精衛、周佛海等等。但是近代中國留日學生究竟有多少？尤其是達到高峰的1906年人數，卻始終沒有人能搞清楚。
1913年2月22日，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出席日華學生團歡迎會上演講中談到：留日學生最盛之時，「在日留學者達20000餘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義者」。1906年11月青柳篤恆教授在《早稻田學報》有關中國留學生的專門論文中也說：「清國留學生人數將達2萬。」包括許多當時及後來的報刊、論文、傳記中，也都談到了，留日學生最盛的1906年，達到2萬之數。
此為一說。
1928年2月24日的《時事新報》發表的《留日中國學生之現狀》一文認為：「自清末派遣留日學生以來，東渡人數，岌岌有加，至日俄戰爭時而達於極點，一時每年留日人數至一萬五千人以上。」這是第二種說法。
但在國民黨教育部編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丁編》中又有另一種說法：「據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停送赴日速成生原因，系當時留東學生已達一萬三千餘人」。1906年8月的日本《每日電報》上也說：「據本年年初之統計，居留我邦之清國留學生竟達一萬二三千人之多。」同時清政府公佈在1906年第六期《學部官報》上的數字也是1.2萬人。以上是第三種數字。
第四種意見是解放前出版的舒新城著《近代中國留學史》，談到留日學生的高峰數字：「光緒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達萬餘」。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也談到「中國各省之留學日本者，幾及萬人」。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05年底，陳天華烈士蹈海時留下的「絕命詞」中，號召留日學生「八千餘人」，共起反對日本政府《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當時在追悼陳天華烈士的活動中，一般也都稱「八千」。1906年初，總管中國留日學生的楊樞上奏清政府也提到留日人數「迄於今日，已至八千餘人」。早稻田大學教授青柳篤恆在當時經仔細分析，又認為中國留學生「實有人數應為八千左右」，因為中國學生中不少人是「得多種證書而一身擁有幾種學籍者」。日本研究中日文化史權威實籐惠秀教授，在他37萬字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專著中，曾就這個問題進行詳盡的考證，認為1905年底的中國留日人數已在8000以上，而1906年也是這個數字，並未超出，準確數字他提出是8600人。我們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八千」的數字比較可靠。
還有其他一些說法。例如：日本文部省編《學制五十年》一書的附錄《中日間之教育設施》中提到：「中國留學生最多數時，為明治三十五年頃起，至四十一年頃止，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時，其數實超過七千人。」再如解放前出版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中考證，1906年留日學生數約為6000
人。總之，說法很多，但一般都在6000至20000之間。
綜上所引的許多材料，國內外許多學者比較贊成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數在「八千人以上」的說法。但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權威的東京《朝日新聞》1905年12月7日的報道中說，中國留日學生抗議日本政府頒布的《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在東京市內各校學習的清國留學生八千六百多人舉行總罷課」。也就是說，在東京一地的中國學生就已達「八千六百多人」，那麼在日本全國各地的中國留學人數肯定超過這個數字，由此推論，陳天華烈士所說的「八千餘人」，可能僅僅指在東京的全體中國留日學生，實籐教授研究認為準確數字8600人也有同樣局限。可見，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總數，依然無法明確，還有待於研究的深入進行。
（張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