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2年12月～1505年
1503年2月，達伽馬起航返回里斯本，在印度海岸留下了兩個脆弱的立足點，即分別位於坎納諾爾和科欽的貿易站。卡利卡特的扎莫林怒氣衝天，備受羞辱，另外還因為科欽蘇丹拒不配合他剷除葡萄牙海盜而格外憤怒。很顯然，與這些外來入侵者是不可能進行和平談判的。葡萄牙人的到訪越來越有規律，這很令人不安。每次季風快結束時，他們的船隻就返回印度了，有時是一小群，有時規模雄壯，炫耀武力。他們用旗幟和炮聲宣佈自己的駕臨。他們來了之後，放肆地索要香料，並提出驅逐根深蒂固的穆斯林群體的無理要求。他們向印度教文化的禁忌挑釁，大加威脅，並肆無忌憚地犯下常規的戰爭法則所不允許的暴行。
葡萄牙人現在開始努力在馬拉巴爾海岸建立一種通行證制度，向過往船隻收繳買路錢。他們發放安全通行證，以保障對他們友好的勢力的船隻的安全。這實際上是對貿易徵收的一種賦稅。後來，他們要求所有商船僅在葡萄牙控制的港口從事商貿活動，並且還要繳納高額的進口與出口關稅。通行證上的印章帶有聖母瑪利亞和耶穌的圖像，這標誌著印度洋世界的一個極端變革。歐洲人來了之後，大海不再是自由貿易區。通行證制度給印度洋世界引入了一個陌生的概念——領海，即由武裝力量和葡萄牙的野心（主宰大海）控制的政治化的海洋空間。
如今，全世界都認識到了葡萄牙對印度洋貿易構成威脅的全部意義。1502年12月，憂心忡忡的威尼斯人組建了一個「卡利卡特委員會」，專門請求開羅的蘇丹採取行動。威尼斯駐開羅大使貝內代托·薩努多奉命「快速找到秘密的補救辦法」。[1]此次行動需要最高度的謹慎。威尼斯人這是要幫助穆斯林去反對他們的基督徒兄弟，一旦洩露出去，必將成為大醜聞，所以威尼斯在開羅的外交活動極其微妙，需要嚴格保密。薩努多的使命是很明確的：向蘇丹強調葡萄牙封鎖他的香料貿易路線造成的威脅，敦促他向扎莫林施加壓力，驅逐入侵者，並降低通過埃及的香料貿易的關稅，以便與葡萄牙競爭。最後一點顯然對威尼斯人特別重要。
在開羅，蘇丹阿什拉夫·坎蘇·加烏裡還有其他事情要關注——民變、貝都因部落族民對通往麥加與麥地那朝覲路線的威脅，以及空蕩蕩的國庫。但葡萄牙人突然出現在印度洋，既讓他不安，也讓他匪夷所思。「法蘭克人的大膽沒有邊際，」編年史家伊本·伊亞斯對葡萄牙人越來越多的侵犯行為評價道，
據說法蘭克人已經成功地在亞歷山大大帝建造的堤壩上打開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是在分隔中國海（此處指印度洋）與地中海的一座山上打出來的。法蘭克人在努力擴大這個缺口，以便讓他們的船隻進入紅海。這些海盜活動的來源就是這樣的。[2]
在馬穆魯克王朝治下的開羅那如天方夜譚一般的世界裡，這樣的奇思異想不斷流傳。蘇丹對威尼斯人的建議置之不理。他對降低關稅、減少自己收入的設想當然不予理睬，但葡萄牙人的暴行越演越烈。蘇丹是麥加與麥地那兩處聖地的監護人，是信眾的捍衛者。葡萄牙人對紅海的封鎖影響到了他的收入，而朝覲者的自由和保護廣大穆斯林的義務則事關他的合法性。「米裡」號的命運影響深遠。1502年冬季，達伽馬還在科欽的時候，發生了第二起類似的暴行。這意味著，蘇丹遲早要處置葡萄牙問題。
達伽馬的舅舅維森特·索德雷留在印度，巡視更北方的馬拉巴爾海岸。他在坎納諾爾（葡萄牙與其比較友好）外海的時候，收到了坎納諾爾國王的信，請求他扣押屬於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的船隻，此人剛剛離開坎納諾爾，卻沒有繳納賦稅。索德雷和他的外甥一樣酷愛暴力。如果坎納諾爾國王願意的話，他會燒掉這名穆斯林商人的船隻。國王並沒有這個打算，只要迫使商人交稅就可以了。這位商人名叫馬伊瑪瑪·馬拉卡爾，他在索德雷逼迫下返回港口，怒氣沖沖地交了稅，然後離開，並詛咒坎納諾爾國王和葡萄牙國王。
坎納諾爾國王發出抱怨，索德雷決定代行法律，懲治馬拉卡爾。索德雷剝光了馬拉卡爾的衣服，將他捆在桅桿上，毒打他，並對他施加了一種侮辱性的暴行。葡萄牙人在摩洛哥時經常這樣侮辱穆斯林，即往對方嘴裡灌糞便。索德雷還增加了一種花樣。他往馬拉卡爾嘴裡塞了一根短棍，將他雙手縛在背後，然後把一塊醃豬肉塞進他的嘴裡。遭到虐待的馬拉卡爾願意交出一大筆錢，以免受這樣的侮辱。索德雷的答覆與達伽馬回答企圖用金錢贖買自由的「米裡」號乘客的話類似：「貨物可以用錢來買，但國王和大貴族的榮譽不賣。」[3]馬拉卡爾在印度洋貿易世界中是一位有權有勢的大人物，這場奇恥大辱令他滿腔怒火，尋求復仇。1504年，他親自來到開羅，將葡萄牙人的褻瀆惡行匯報給信眾的捍衛者——馬穆魯克王朝的蘇丹，並要求對這些可惡的異教徒採取行動。
在馬拉巴爾海岸，扎莫林也渴望復仇。他完全明白，假如葡萄牙在各個香料王國紮下根來，那就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達伽馬在不可阻擋的季風吹拂下返航之後，扎莫林一定會攻打科欽，懲罰它的統治者，並摧毀葡萄牙人羽翼初生的貿易站。因此，維森特·索德雷的小船隊奉命保衛這個定居點，並支持科欽統治者。但索德雷還有一個任務是封鎖紅海，消滅在紅海與卡利卡特之間來往的穆斯林船隻。這後一項任務意味著可能獲得豐富的戰利品，因此更受他偏愛。在他的兄弟布朗斯的慫恿與幫助下，索德雷無視科欽國王和葡萄牙貿易站的哀求，航向北方，去撈油水。他那明目張膽的不顧自己同胞死活的行為，遭到了抗議。兩名船長放棄了自己的指揮崗位，寧願留在遭到圍攻的科欽貿易站。
索德雷走後，扎莫林迅速行動。他率領一支大軍開往科欽，發了一封語氣專橫的信給科欽國王，指出「接納嚴重傷害我們的基督徒」的惡果，要求他交出城內的基督徒。如若不從，扎莫林「決心進入你的國度，將其摧毀，抓住基督徒，俘獲他們的所有財物」。[4]
這電閃雷鳴般的嚴厲通牒遭到了拒絕。科欽國王已經決定與基督徒並肩作戰，無論生死，都要堅守自己的決定。葡萄牙人將這種堅定理解為高尚的騎士風度。然而從長遠來看，科欽國王得到的回報少得可憐。扎莫林可能更為切實地描述了與外來者同流合污的後果，但科欽國王不改初心。他派遣自己的侄子和繼承人納拉揚率領軍隊去抵抗扎莫林，不惜戰死沙場。納拉揚起初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扎莫林賄賂他的部下，使那些人對納拉揚不滿，最終將其刺殺。科欽國土被扎莫林佔領。根據印度教軍事種姓的律法，兩百名科欽倖存者宣誓要遵照儀式的要求慷慨赴死。他們剃掉了全部毛髮，衝向卡利卡特，見人就殺，直到全部陣亡。
但納拉揚為國王和葡萄牙人爭取到了時間。他們撤離科欽，逃到外海島嶼威平。扎莫林將科欽城付之一炬，但無法接近威平島，因為雨季快到了。傾盆大雨和驚濤駭浪開始拍擊馬拉巴爾海岸，扎莫林率軍撤回了卡利卡特，在科欽只留下少量駐軍。他發誓要在8月回來，消滅所有敢於抵抗的人。葡萄牙人在印度的立足點命懸一線，但科欽國王相信葡萄牙船隻會按照航海季節的規律回來。與此同時，索德雷兄弟一心擄掠從紅海來的穆斯林船隻，卻遭遇海難，被困在一個小島上。維森特不幸溺死，他那不得人心的兄弟布朗斯倖存下來，但隨後可能被自己的部下殺死了。在虔誠的編年史家看來，這純屬罪有應得：「這兩兄弟犯下了彌天大罪，之所以喪命，是因為他們沒有援助科欽國王，並且拋下自己的葡萄牙同胞，讓他們單獨面對極大的危險。」[5]
索德雷兄弟現在幫不上忙，一小群葡萄牙人和科欽國王及其親信就被困在威平島，等待救援。1503年9月初，他們的信念得到了回報，兩艘船從里斯本趕來，這是本年度香料航運的第一批船隻，指揮官是弗朗西斯科·德·阿爾布開克。兩周之後，又有四艘船緊跟著抵達威平島。這第二批船帶來了葡萄牙歷史上最才華橫溢的指揮官中的兩位。
第二批船的指揮官是弗朗西斯科的堂兄弟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他注定要不可逆轉地改變印度洋的歷史軌跡，塑造和震撼世界。1503年時，他可能已經四十多歲了，長期為王室效力，擁有極其豐富的軍事經驗。他的相貌頗為引人注目，清瘦，鷹鉤鼻，眼睛顯得非常精明，蓄著垂到腰間的已經有些斑白的鬍子。他曾在意大利與奧斯曼土耳其人交戰，在北非對抗阿拉伯人，在葡萄牙與卡斯蒂利亞人廝殺。在摩洛哥，他親眼看見自己的兄弟在身旁戰死；他曾與還是年輕王子的若昂二世並肩作戰。和達伽馬一樣，他吸納了葡萄牙貴族的榮譽法則，包括對伊斯蘭教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與不可撼動的對復仇和懲罰敵人的信念。他沒有結過婚，但有一個私生子。他對王室忠心耿耿，清廉誠實，不可腐蝕，對自己的才幹——無論是駕船航海、指揮陸海軍、建造要塞還是治理帝國——自信滿懷。「如果陛下把十幾個王國托付於我，我也懂得如何以最高的謹慎、理智和知識來治理。」他曾這樣告訴起初對他不是很信任的曼努埃爾一世，「這不是因為我擁有什麼特殊的才華，而是因為我在這些工作上的經驗非常豐富，而且已經到了成熟的年紀，懂得是非曲直。」[6]他總是行色匆匆，擁有魔鬼般充沛的精力，絕不容忍傻瓜。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阿方索，但他和曼努埃爾一世一樣，擁有領袖魅力、使命感和建立世界帝國的雄心壯志。他顯然相信，自己大展宏圖的時機已經到了。
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
與他同來的一位船長，是同樣精明強幹的杜阿爾特·帕謝科·佩雷拉。此人是航海家、領袖、戰術天才、地理學家、實驗科學家、博學之士和數學家。佩雷拉是奉命在1494年敲定《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的學者之一。巴西被正式發現之前，他可能已經秘密去過那裡。他寫下了第一部描述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能力的論著；他把經度計算到非常精確的程度，在當時無人可比；他記載了印度洋的海潮規律，並善加利用這門知識。史詩作者卡蒙伊斯後來歌頌他為葡萄牙的阿喀琉斯，「一手拿筆，一手持劍」。[7]
曼努埃爾一世沒有把最高指揮權交給兩個阿爾布開克中的任何一人，他倆的關係迅速惡化。競爭意識非常強的阿方索搶先從里斯本出發，但他的船隊遭遇風暴，損失了一艘商船。他原本就心情惡劣，抵達印度時更是發現弗朗西斯科先到一步，並且還因已經打退扎莫林在科欽的駐軍以及把科欽國王扶回王位而春風得意；此外，後者也把城內現有的胡椒都裝載到了自己船上。
出人意料的局勢讓堂兄弟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加糟糕。曼努埃爾一世給他們的命令僅僅是購買香料並返回。然而，他們發現貿易站受到威脅，負責保護貿易站的索德雷兄弟已經死亡，並且扎莫林一定會率軍返回，徹底消滅貿易站。常駐科欽的葡萄牙代理商及其夥伴表示，如果沒有鞏固的要塞和駐軍保護他們，他們是不會留下的。因此，阿爾布開克堂兄弟必須偏離曼努埃爾一世的書面指示。弗朗西斯科已經說服滿心不情願的科欽國王，給葡萄牙人一塊地，並提供木料與人力，以建造要塞。這座要塞的選址是科欽所在的長條形半島的尖端，守衛著一個大型內層潟湖的出海口和腹地的河流網路與城鎮。
建造一座木製要塞的工程匆匆進行。「每艘船都為其裝備貢獻自己的力量。」喬萬尼·達·恩波利如此寫道。他是一個年輕的托斯卡納人，以商業代理的身份參與了此次遠航。不到一個月時間，要塞就竣工了。它很原始，佈局為方形，外層是土木築成的壁壘，中間有一座粗糙的石質主樓。用恩波利的話說，這座要塞「固若金湯……周圍有很深的壕溝與護城河，有強大的駐軍，工事完備」。[8]它標誌著葡萄牙人帝國主義冒險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是他們在印度土地上的第一個穩固的立足點。1503年11月1日，萬聖節，為了慶祝要塞在這個吉利的日子竣工，葡萄牙人盡其所能地舉行了慶典。他們穿上自己最光鮮的衣服，壁壘上旗幟招展，舉行了肅穆的彌撒。科欽國王身穿華服，乘坐大象，在武士簇擁下趕來慶賀，並參觀這座完工的建築。
阿爾布開克堂兄弟小心地在印度盟友面前掩飾自己的內部分歧，但他倆之間的氣氛仍然是非常惡毒的。為了任何事情，他們都能吵起來——香料分配的比例，建築工程的進展速度，甚至要塞的名字。一名修士對他們的紛爭感到不安，被傳來仲裁。弗朗西斯科希望給要塞取名為阿爾布開克要塞。阿方索熱衷於曼努埃爾一世的彌賽亞風格的王權思想，希望用國王的名字給要塞命名。最終阿方索勝利了，但他的狂妄放縱、咄咄逼人的競爭意識和焦躁的情緒有時會影響他的判斷，並且這已經成為他的領導風格的標誌。
葡萄牙人與扎莫林的武裝衝突時斷時續。雙方同意了一項玩世不恭的停戰協定。葡萄牙人在馬拉巴爾海岸搜羅胡椒，準備返回里斯本，而扎莫林則在籌劃一次新的攻勢。葡萄牙人很快撕毀了停戰協定，無緣無故地攻擊了一支運送香料的船隊，於是戰爭再度爆發。然而，扎莫林在等待時機。他知道，由於季風的鐵律，1504年年初，葡萄牙大部分船隻必然會載著香料回國。葡萄牙人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在卡利卡特，扎莫林開始集結一支新的軍隊，準備一勞永逸地將葡萄牙人逐出。
1504年1月，阿爾布開克堂兄弟出發的日子迫在眉睫。東風很快就會停息。曼努埃爾一世曾命令整個船隊必須一同航行，但後來船隊沒有這樣出發。在坎納諾爾，弗朗西斯科還在慢悠悠地裝載香料，阿方索卻不肯再等了。1月27日，他揚帆起航，留下自己的堂兄弟吊兒郎當。弗朗西斯科最終於2月5日起航。他們只留下微弱兵力守衛曼努埃爾要塞和科欽王國：九十人和三艘小船，由杜阿爾特·帕謝科·佩雷拉指揮。這九十人都是自願留下的。在乘船返航的人看來，留下的人必死無疑。踏上歸途的人們目睹馬拉巴爾海岸消失的時候，一邊畫十字，一邊喃喃地說：「上帝保佑杜阿爾特·帕謝科及其部下的靈魂。」[9]科欽國王看到自己的盟友承諾的留守兵力如此脆弱，目瞪口呆。還要再過八個月，才會有援兵從地球的另一端趕來。
阿方索船隊的歸途很典型，經歷了印度冒險的所有持久不變的艱難險阻：風暴、逆風、補給匱乏、驚人的命運逆轉。托斯卡納人喬萬尼·達·恩波利留下了一份生動的記載，描寫了這次噩夢般的旅程，船隊在幾內亞外海因為無風而被困五十四天之久：
淡水幾乎耗盡……沒有葡萄酒，船上也沒有其他給養；船帆和其他東西都磨損了，人們開始接二連三地病倒。五天後，我們從船舷拋下了七十六具屍體。我們船上只剩下九人……我們徹底絕望了。由於蟲蛀，船體損壞，船在漸漸下沉；除了上帝的援助，我們沒有得救的希望……非常糟糕，我找不到言辭來描述。[10]
他們最終返回里斯本的時候，已然命懸一線。
風向不利於我們。我們帶來的黑人剛剛感受到冷風，就開始紛紛死亡。就在即將進港的時候，我們又遇到逆風，幾乎沉船。我們的狀態極度糟糕，如果在海上再多待半天，一定會在河口沉沒。[11]
他們不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很幸運了。弗朗西斯科的船隊於2月5日從坎納諾爾出發，後來就杳無音訊了，他的船隊可能在南方大洋的某處消失在波濤之中。國王最終聽到的，是阿方索對自己成績的報告。
在印度，扎莫林於1504年3月開始進軍科欽。他集結了一支龐大的軍隊，約有五萬人，兵員來自他自己的領地和臣服於他的附庸城市，包括一大群奈爾（馬拉巴爾海岸的軍事種姓）武士，得到卡利卡特的穆斯林群體支持，還攜帶了所需的輜重與器具：三百頭戰象、火炮和約二百艘用來包圍科欽港的戰船。科欽國王判斷自己身陷絕境。他懇求葡萄牙人借助有利風向，到阿拉伯半島海岸過冬，而不是毫無意義地白白丟掉性命；他自己將謙卑地向卡利卡特的主人投降。
然而，杜阿爾特·帕謝科·佩雷拉是來打仗的。他完全明白此時關係重大，形勢危急：如果他喪失了科欽，那麼其他對葡萄牙友好的港口也將屈服於卡利卡特。葡萄牙在印度的整個事業就徹底完蛋了。當兩個阿爾布開克還在印度的時候，佩雷拉已經花了幾個月時間與扎莫林軍隊作戰，他曾研究科欽的地形地貌。科欽位於海邊一個長條形半島之上，背後有一個潟湖。該地區遍佈灘涂、島嶼和受潮汐影響的周圍長滿棕櫚樹的淺灘，因此是一個複雜的迷宮，也正是伏擊戰的理想戰場。佩雷拉不肯後退。
他給出了直截了當的回應。他告訴科欽國王，他會打敗扎莫林，「如果情勢需要，我們會為您效力至死」。[12]科欽將是最後決戰的戰場，是葡萄牙的溫泉關。佩雷拉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人和五艘船（一艘克拉克帆船、兩艘卡拉維爾帆船和兩艘比較大的長艇）。科欽人名義上可以集結八千人，但究竟有多少人願意為了一項不得民心的事業而戰，是存疑的。國王覺得佩雷拉發瘋了。但1504年秋季一支葡萄牙救援船隊抵達科欽的時候，發現佩雷拉及其大部分部下都還活著，而扎莫林丟人現眼地撤退了。
佩雷拉贏得了一場精彩的戰略勝利。他認識到，科欽坐落在一座半島之上，周圍遍佈鹹水溪流和水道，因此要從陸地一側接近科欽，就必須通過少數幾個淺灘，而這幾個淺灘受潮汐影響，有時會被海水淹沒。佩雷拉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以科學方法研究潮汐與月相關係的人。通過細緻觀察，他得以預測到每個淺灘在何時可以通行，於是可以調動他的寥寥幾艘船和士兵，去迎戰敵人。他命人在各淺灘安插了削尖的木樁，將木樁用鐵鏈鎖起來，構成一道柵欄，露出水面。他的船隻則鋪設了厚厚的木板，作為木製裝甲。扎莫林的軍事行動在戰術上非常死板，漏洞極多。每一次當他通過狹窄的淺灘發動進攻時，葡萄牙人的強大火力都會把涉水前進、企圖在木柵欄上砍出缺口的奈爾士兵打成碎片。佩雷拉成功地鼓舞了科欽人的士氣。奈爾士兵遇到一群在水稻田里勞作的低種姓農民，農民們揮舞著鋤頭和鐵鍬攻擊他們。奈爾士兵害怕被低種姓的人污染，抱頭鼠竄。在四個月裡，扎莫林發動了七次大攻勢，全都失敗了。作戰和霍亂造成的死亡人數攀升，他喪失了鬥志。1504年7月，他終於撤退。由於嚴重喪失威望，他不得不退位，隱遁到宗教生活中，由他的侄子繼位。
1504年秋季援救科欽的葡萄牙船隊規模很大：十四艘克拉克帆船，包括五艘新建的大船。它們帶來了大量士兵、水手和強大的火力。扎莫林慘敗的消息傳遍了馬拉巴爾海岸，葡萄牙新船隊的抵達對各貿易城市及其統治者施加了很大影響。葡萄牙人顯然是不可戰勝的；越來越多的人投奔他們；葡萄牙船隊抵達科欽時，扎莫林的另一個臣屬——塔努爾國王向葡萄牙宣誓效忠。麥加穆斯林的情緒越來越陰暗。印度海岸的貿易港口一個接一個地對他們關閉了大門。
葡萄牙人堅定頑強的對抗、他們軍事行動的凶悍猛烈、船隊的靈活機動、火力的優勢和他們對戰鬥的酷愛，似乎構成了一股無法抵擋的力量。不僅在馬拉巴爾海岸，在東非棕櫚樹環繞的沙灘，開羅和吉達的旅行商人都大感沮喪。到1504年年末時，一大群穆斯林商人對時事悲觀失望，決定拖家帶口，帶著商品貨物返回埃及。這一年的最後一天，洛佩斯船隊追上了這群穆斯林船隻，可能殺死了兩千名穆斯林。這是對扎莫林及其阿拉伯盟友的最後打擊。「此次失敗之後，國王感到自己被毀掉了；從此以後，美好往昔不再來，因為他已經損失慘重，而摩爾人都離開了卡利卡特；因為那裡暴發了饑饉，人口逐漸流失。」[13]卡利卡特的輝煌時代快要落幕了。進入1505年之際，葡萄牙人自信滿懷，將要永久佔領馬拉巴爾海岸。曼努埃爾一世籌劃下一次遠航時已經在考慮這一點了。
印度洋傳統貿易體系遭受的破壞產生了深遠影響，讓越來越廣泛的圈子都能感同身受。威尼斯人原指望漫長的距離、疾病和海難能夠消滅葡萄牙的香料貿易路線。每年3月，葡萄牙船隊從塔霍河口出發，前往印度，來回2.4萬英里。這是非同小可的航海壯舉。但它造成的消耗損失也極大。遠航船隻從賴斯特羅海灘起航，岸上的人們目送它們離去時以淚洗面，不是沒有道理的。從1497年達伽馬首航到1504年，共有5500人去往印度，其中1800人，也就是35%[14]，沒能回來。損失的人員大多死於海難。不過，遠航的回報極其豐厚。瓦斯科·達伽馬首航的收益就相當於投資的60倍。據計算，扣除成本，王室每年從香料貿易中獲得100萬克魯扎多的利潤，這是天文數字的巨款。里斯本碼頭上香料的氣味吸引了大量滿心渴望的新人投入冒險。很多人一窮二白，不怕任何風險。葡萄牙匱乏自然資源，處於歐洲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外圍。所以，東方的誘惑是葡萄牙人無法抵禦的。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稱曼努埃爾一世為「雜貨商國王」，以此嘲諷一個以貿易為生的小國君主的庸俗自負，但其中也有羨慕的意味。在中世紀歐洲，葡萄牙王室的經商行為就像航海本身一樣，是一大創新。葡萄牙國王是王室商人資本家，通過壟斷貿易獲得了巨額利潤。
葡萄牙人對海難有許多想像
有了這個金錢的源泉，曼努埃爾一世得以重塑里斯本的形象。1500年，他命人在塔霍河兩岸開闢空間，準備營造一座巨大的新王宮，要俯瞰塔霍河，讓國王能觀看東印度的財富滾滾而來。河畔宮殿既是帝國輝煌的表達，也是商業活動的中心，這兩方面由王室的身份聯繫起來。王宮旁設有作為基礎設施的行政管理部門：印度事務院，海關大樓，管理木料和奴隸進口及與佛蘭德貿易的官衙，王家鑄幣廠以及兵工廠。在新世紀之初，里斯本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不斷運動的世界，歐洲最富活力的中心之一，充盈著金錢與能量，並由王室將里斯本經營成一門價格壟斷的生意。商業與技術基礎設施的很大一部分是從國外進口的。葡萄牙人的航海技能無與倫比，但該國缺少富有商業精神的中產階級。除了鑄炮工匠和炮手之外，葡萄牙還需要擁有專門知識技能的經紀人在東印度買賣貨物。在里斯本和全歐洲，葡萄牙需要經銷商、零售商、銀行家和擁有精明商業頭腦的投資者。它從佛羅倫薩、熱那亞、博洛尼亞、安特衛普、紐倫堡和布魯日吸引了一大批人才。
1503～1504年，富可敵國的富格爾家族[15]在里斯本開設銀行，人們認為這標誌著威尼斯在歐洲享有的香料貿易中心的聲譽遭受到了嚴重威脅。在意大利和其他國家，威尼斯的競爭對手們幸災樂禍，喜不自禁。普留利希望葡萄牙貿易會在好望角的礁石上撞個粉碎，但這希望過於樂觀了。1504年2月，威尼斯元老院憂傷肅穆地聽取了關於達伽馬第二次遠航往歐洲帶回大量香料的報告。與此形成對照，在亞歷山大港的威尼斯商人極難獲得香料。威尼斯人不知道的是，箇中原因與葡萄牙沒有多大關係，而主要是由於馬穆魯克王朝的內亂。
16世紀的里斯本和塔霍河
1504年春，威尼斯的卡利卡特委員會決定再次開展秘密行動，暗中打擊葡萄牙的地位。威尼斯人派遣了兩名使者。萊奧納爾多·達·卡馬瑟奉命前往葡萄牙，繼續調查該國香料貿易的情況。他將假扮為商人，用密碼發回報告，盡可能搜集關於葡萄牙整個香料貿易活動的信息。同時，弗朗切斯科·泰爾迪假扮成首飾商人，前往開羅，再次敦促蘇丹，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破壞葡萄牙在東印度的行動。卡利卡特委員會在執政官宮殿內會商，設想了一些更瘋狂的計劃。能不能說服蘇丹，在蘇伊士開掘一條運河？這樣就可以降低前往歐洲的運輸成本。沒有證據表明，威尼斯人曾將運河的設想呈送給加烏裡，但泰爾迪奉命向他指出，很多威尼斯商人急於到里斯本購買香料，曼努埃爾一世還厚顏無恥地邀請他們去里斯本；威尼斯政府當然希望固守老的貿易盟約，但如果……泰爾迪要給出許多言猶未盡的暗示，讓加烏裡明白，威尼斯有可能尋求其他路徑。事實上，雙方有著共同利益，卻只能越過互相猜疑的鴻溝，摸索著相互交流。
在卡馬瑟與泰爾迪從威尼斯動身之前，印度洋傳來的義憤填膺的怒吼已經迫使開羅的蘇丹採取行動。他決定以更強硬的手段試探威尼斯的支持和基督徒的決心。1504年3月，他讓方濟各會修士毛羅送回赤裸裸的威脅：讓葡萄牙人撤離印度洋，否則他就摧毀耶路撒冷的聖地。威尼斯人在4月接待毛羅的時候，對此的態度模稜兩可。他們不敢支持蘇丹的立場；他們假模假式地請求蘇丹不要這樣做，但通過暗示和迂迴的措辭表達了同情。泰爾迪奉命通知蘇丹，威尼斯沒有辦法公開支持他，而且基督教各國應當不大可能有辦法保衛耶路撒冷。威尼斯人迅速將這不受歡迎的使者送到教皇那裡，就像傳遞一個燙手的山芋一樣。教皇尤利烏斯二世也匆匆將這嚇人的威脅傳遞給曼努埃爾一世，先是通過書信，然後把使者毛羅修士送到了葡萄牙朝廷。修士直到第二年夏季，即1505年6月才抵達里斯本，曼努埃爾一世有充足的時間來考慮如何回應。消息送抵之後，它對葡萄牙造成了決定性影響，不過不是蘇丹想要的那種。
卡馬瑟在葡萄牙的間諜活動出師不利。他還沒抵達里斯本，就被揭露了身份。出賣他的是威尼斯人的競爭對手——佛羅倫薩人。據他後來的說法，他被投入一座「恐怖的監獄」。[16]他被帶到國王面前，憑借三寸不爛之舌竟然逃脫，花了兩年時間為威尼斯政府搜集珍貴的情報。但是，曼努埃爾一世對外國人的刺探越來越警惕。卡馬瑟抵達里斯本一個月之後，曼努埃爾一世發佈了一道敕令，禁止製作地球儀或複製地圖。他這是為了保住葡萄牙辛辛苦苦得來的優勢，防止外人刺探。
在越來越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葡萄牙人肯定對威尼斯人的評價越來越差。葡萄牙人相信，1504年幫助扎莫林的兩名鑄炮工匠是威尼斯派去的。事實可能並非如此。航海共和國似乎沒有在國家層面上為開羅提供技術援助，但肯定有一些威尼斯商人願意給亞歷山大港送去銅條（用來鑄造大炮等），並且鼓舞阿拉伯人的決心。地中海世界有越來越多的水手、工匠、炮手、技術專家、棄兒和犯人，其中有些可能來自靠近非洲海岸的威尼斯殖民地，如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他們願意向任何能出錢的人兜售自己的技能。到1505年時，其中一些人來到了開羅。阿拉伯世界內部緩緩聚集的壓力很快就需要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1] Weinstein，Donald. Ambassador from Venice：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1501. Minneapolis，1960，p.77.
[2]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106.
[3] Correia（or Correa），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1860，p.308.
[4] Subrahmanyam，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1997，p.349.
[5] Castanheda，Fernao Lopes de.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116.
[6] Sanceau，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1936，p.4.
[7] Camoes，Luis Vaz de. The Lusiads.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1997，p.154.
[8]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142.
[9] Sanceau，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1936，p.15.
[10]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p.144-145.
[11]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p.144-145.
[12] Castanheda，Fernao Lopes de.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138.
[13] Castanheda，Fernao Lopes de.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203.
[14] 原文如此，應為約33%。
[15] 富格爾家族是德意志商業和銀行業大亨，曾統治15～16世紀的歐洲工商業。家族的創立者漢斯·富格爾（1348～1409年）是奧格斯堡的織工。在他的孫子烏爾裡希（1441～1510年）、格奧爾格（1453～1506年），特別是雅各布（1459～1525年）的經營下，公司開展國際貿易，包括香料和奴隸貿易，並通過開採銅礦和銀礦獲得大量財富。富格爾家族給予各國國王和皇帝貸款，並參與教皇免罪符的販售，使家族在歐洲政治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而招致馬丁·路德的批評。查理五世因得到富格爾家族的財力支持，得以當選神聖羅馬皇帝。16世紀後，富格爾家族逐漸衰落，但三個有爵位的支系一直延續到20世紀。
[16] Weinstein，Donald. Ambassador from Venice：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1501. Minneapolis，1960，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