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年6～12月
阿爾梅達的使命已經算是雄心勃勃了，而在里斯本，曼努埃爾一世關於印度洋的戰略思考還在繼續發展演變。他的宮廷原本就感染了強烈的彌賽亞式使命感，如今更甚。他的親密謀臣鼓勵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注定要成就不世功勳。人們解讀了很多跡象，從他的名字，從他當上國王的超乎尋常的境況，從比他更有資格繼承王位的六個人的先後死亡，從如潮水般湧入里斯本碼頭的財富，從地理探索的快速進展，大家都感到這是命中注定。曼努埃爾一世第一次嘗試就成功抵達了應許之地印度，而他的好幾位前任花了四分之三個世紀才繞過非洲。這被認為是上帝的奇跡，表明一個和平與上帝得勝的新時代在降臨，或許時間的盡頭在加速到來。葡萄牙紋章的五個點，形似基督身負的五處傷；葡萄牙朝廷迫害猶太人，以淨化國家為理由強迫猶太人改宗或將其驅逐出境。這都表達了一種狂熱的信念：葡萄牙人現在是新的上帝選民，肩負著上帝賦予的偉大使命。船隊每一次從東印度滿載而歸，葡萄牙的目標就變得更恢宏。
具體地講，葡萄牙的目標是徹底打垮伊斯蘭世界。曼努埃爾一世的親信們從聖約翰的《啟示錄》中找到了隱秘的指涉。開羅的馬穆魯克王朝被認為是巴比倫大淫婦，必須要打倒。葡萄牙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聖戰是葡萄牙人的使命，「葡萄牙王室的神聖性，建立在殉道者的鮮血之上，並通過這些殉道者，延伸到世界的末端」。[2]如今，葡萄牙人要在龐大的戰線上奉行自己的信念。曼努埃爾一世的親信鼓勵他採納皇帝的稱號。杜阿爾特·帕謝科·佩雷拉在關於葡萄牙地理大發現的書中稱他為「愷撒·曼努埃爾」。
1505年6月初，曼努埃爾一世派人給教皇尤利烏斯二世做了報告。從這份報告裡可以清楚地看到葡萄牙野心的彌賽亞式意味和廣泛程度，以及對曼努埃爾一世戰略的暗示：
因此，基督徒們可以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伊斯蘭的全部奸詐和異端邪說都將被斬草除根，基督的聖墓……長久以來遭受這些惡狗的踐踏和毀壞……將恢復它原初的自由。這樣，基督教信仰將傳遍全世界。為了讓這種前景更容易成為現實，我們已經在百般努力，希望能與最重要也最強大的基督徒（祭司王約翰）結為盟好，派遣使者去他那裡，與他接觸，提議給他最大的幫助。
曼努埃爾一世的大使越講越眉飛色舞，最後來了一個光輝燦爛的修辭誇耀，邀請教皇去把握世界：
請接受您的葡萄牙。不僅是葡萄牙，還有非洲的很大一部分。請接受埃塞俄比亞和廣袤無垠的印度。請接受印度洋本身。請接受東方的臣服。您的前任無法瞭解東方。這項榮譽專屬於您。您已經非常偉大，通過上帝的仁慈，將變得更加偉大。[3]
阿爾梅達奉命去建設一個印度國家，而教皇將享有這片廣袤土地之上的宗教權威。曼努埃爾一世的雄心壯志遠遠不是他給阿爾梅達的指示能夠滿足的。向教皇報告的僅僅一周之後，毛羅修士帶著蘇丹的威脅（摧毀聖地）終於抵達里斯本，而曼努埃爾一世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蘇丹的威脅造成的後果與他的期望截然相反。曼努埃爾一世絲毫不畏懼蘇丹的敲詐。他派毛羅返回羅馬，給蘇丹送去一封毫不妥協的回信，威脅道，假如聖地遭到破壞，他將發動一場十字軍東征。他追溯了葡萄牙的聖戰歷史；他發誓要徹底消滅異教徒。他自稱得到了上帝佑助。這個威脅似乎具體體現了里斯本的一個明確計劃：不僅要消滅馬穆魯克王朝，還要為基督教世界收復失落的聖地。曼努埃爾一世秘密派遣大使去見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西班牙國王斐迪南、教皇尤利烏斯二世、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二和神聖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邀請他們參加一次海上十字軍東征，渡過地中海，前往聖地。沒人回應——儘管只有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表示了支持——但曼努埃爾一世仍然面不改色。
1505年之後，這種宏大的計劃主宰葡萄牙人的思維達十五年之久。計劃的設計者是葡萄牙朝廷內部的一個小團體，他們面對商界的堅決反對、其他君主的嫉妒和馬穆魯克蘇丹的敵視，為自己的計劃嚴格保密。計劃的靈感雖然來自中世紀的末世論（關於神聖天意與世界末日），其戰略卻建立在對已知世界的最前沿知識的基礎上，規模席捲全球。阿爾梅達接到的指示已經體現了國王的部分計劃：首先從經濟上扼殺馬穆魯克王朝，然後通過紅海直接攻擊他們。宏偉的新計劃涉及一個從兩面發動的鉗形攻勢。曼努埃爾一世提議從地中海發動海路的十字軍東征，同時集中力量攻擊摩洛哥的穆斯林勢力。
他的政策的基石便是消滅伊斯蘭集團，印度是達成此目標的攻擊跳板，而非目標本身。甚至在摧毀伊斯蘭世界之後，可以放棄通往印度的海路。基督徒佔領紅海地區之後，便可以生意照舊，從更安全和更短的紅海商路獲取東方財富。財富的通貨膨脹泡沫鼓勵國王去做黃粱美夢。7月，教皇批准曼努埃爾一世收繳兩年的十字軍稅，並赦免所有參與十字軍東征的人的罪孽。儘管曼努埃爾一世嚴格控制對這些思想的公開表達，但他似乎在渴望彌賽亞式基督教國家的皇帝頭銜，而這個帝國的建設者將是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
與此同時，威尼斯間諜卡馬瑟守候在里斯本碼頭區，隨著每一支船隊的起航和返航，兢兢業業地搜集關於葡萄牙遠航隊所帶來的財富的確鑿信息。儘管曼努埃爾一世對這些信息加以嚴密封鎖，卡馬瑟還是獲得了詳細得驚人的情報。「我看到了印度航線的航海圖，」他向威尼斯國內報告道，「上面顯示了葡萄牙人從事貿易和發現的所有地方。」[4]他冷靜地記錄了葡萄牙船隊編成、噸位、出海貨物、船長、挫折與海難、帶回來香料的數量、航行時間、香料銷售的安排與售價，以及關於基礎設施和政府的大量信息。1505年7月22日，他目睹葡萄牙一年一度的香料船隊（這一次是十艘船）駛入里斯本，仔細地記下了肉豆蔻衣、樟腦、姜和肉桂與「價值4000杜卡特[5]的珍珠」。[6]他得知，上一年12月，葡萄牙人在潘塔拉伊尼取得一場輝煌勝利，摧毀了十七艘穆斯林商船，「連船帶香料一同被燒燬了，都是運往麥加的貨物……難以置信的損失……二十二名葡萄牙人死亡，七八十人負傷」。[7]但關於此次遠航的規模，卡馬瑟的報告卻比較混亂：「航程持續了十八個月，去印度的航程是五個月，然後花三個半月裝船，六個半月返回。他們原本應當早些回來，但因為船隻狀況不好，在莫桑比克耽擱了十二天……第一艘船的全程是二十四個月零八天。」
擁有精明商業頭腦的威尼斯人能夠準確把握在里斯本卸載的香料的巨大數量。他們曾熱切地希望，去往印度的漫長海路是不切實際的，但葡萄牙人航行的事業不屈不撓。一年又一年，葡萄牙人的遠航像節拍器一樣有規律，艦隊起航又返回。卡馬瑟不抱任何幻想，他深知威尼斯的利益受到了嚴重威脅：
我認為，要說葡萄牙人無法航行到印度，因此這門生意做不下去，是大錯特錯的。這已經變成了一門定期的、穩定的生意，葡萄牙國王無疑會完全主宰大海，因為印度人顯然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航海貿易，也無力抵抗這位尊貴國王的航運或火炮。印度人的船很弱……不帶火炮，因為他們目前沒有船載火炮。[8]
對威尼斯人來說，唯一的辦法是再次嘗試秘密地催促馬穆魯克蘇丹採取行動。1505年8月，在阿爾梅達洗劫蒙巴薩的時候，威尼斯人又派遣了一位使者阿爾維斯·薩谷迪諾去開羅：「單獨與蘇丹談話，不能有任何見證人……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確定，蘇丹已經採取堅定的措施……在卡利卡特方面，我們給你充分的自由，可以提出任何恰當的提議。」為了讓蘇丹明白，他和威尼斯都遭受著急迫威脅，薩谷迪諾要給蘇丹看「一封剛剛從葡萄牙來的信，內容有關於大宗香料運抵葡萄牙」。[9]這封信無疑是卡馬瑟寫的。
在開羅，高聲疾呼地反對葡萄牙的不止威尼斯人一家，而且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多。葡萄牙人燒燬穆斯林船隻，對穆斯林商人施以暴力，阻礙朝覲，麥加本身受到威脅：伊斯蘭世界的怒火在熊熊燃燒。阿拉伯編年史家詳細記載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對穆斯林的虐待：
……阻撓他們的旅程，尤其是去麥加的旅程；毀壞他們的財產；燒燬他們的房屋與清真寺；俘獲他們的船隻；破壞和腳踩他們的檔案與文書……還殺戮去麥加的朝覲者……公開咒罵真主的使者……用沉重的枷鎖束縛他們……用拖鞋毆打他們，用火折磨他們……簡而言之，在對待穆斯林的時候，他們沒有一絲一毫的仁慈之心！[10]
除了伊斯蘭教遭到侵犯，馬穆魯克蘇丹的稅源也受到威脅，因此他必然要和威尼斯人聯手。
在身處開羅那香氣襲人的御花園和繁文縟節的典禮之中的人看來，印度洋似乎很遙遠。7月，蘇丹準備迎娶一位新妻子。「為了迎接她的駕臨，舉行了奢華的慶典。」編年史家記載道。
她乘坐飾有金線刺繡的轎子。陽傘和有花鳥圖案的華蓋遮蔽著她的頭頂；她經過的地方，侍從撒出小的金幣或銀幣。新房門前鋪開了絲綢地毯，一直鋪到柱廊大廳。公主們走在新娘前方，直到她在高台之上落座。蘇丹專門為她修繕了柱廊大廳，並以新穎的方式進行了裝潢。[11]
8月，「根據慣例」，舉行了一條灌溉水渠的落成典禮，以應對「有福的尼羅河」一年一度的漲水。蘇丹還「像平素一樣，大擺排場地」[12]紀念了先知的誕辰。
但對於遠方傳來的壞消息，蘇丹再也不能充耳不聞了。9月，他檢閱了軍隊，準備組建三支遠征軍，其中兩支將去鎮壓阿拉伯半島的內亂，第三支則奉命「抵抗法蘭克人對印度海岸的侵犯。大量兵員被動員起來，武器裝備的準備工作也在積極推進」。[13]11月4日，軍隊做好了開拔的準備。士兵們領取了給養和預支了四個月的餉銀。大部分士兵來自北非，也有來自安納托利亞的土庫曼人和許多連隊的黑人弓箭手。這是一支混編的伊斯蘭僱傭軍，葡萄牙人稱其為魯姆人[14]。一些磚瓦匠、木匠和其他工匠隨軍行動，準備加固吉達的防禦，並為其建造城牆。大家擔心葡萄牙人會襲擊麥加和伊斯蘭世界的腹地。大軍開始向紅海港口蘇伊士進發。
為此次遠征所做的技術準備工作至今仍然是個謎。馬穆魯克王朝並非海軍強國，而是像寄生蟲一樣，依賴印度洋穆斯林商人的私營貿易產生的稅金而生存。馬穆魯克王朝沒有艦隊，而且長期匱乏造船所需的木材。他們只能千辛萬苦地從黎巴嫩的地中海沿岸進口木材，通過尼羅河運往開羅，然後用駱駝或大車運過80英里沙漠，來到蘇伊士。獲取鑄炮所需的金屬，同樣也是個難題。但馬穆魯克王朝在集中木材和金屬，準備打一場大戰役。在這一年，曼努埃爾一世從羅德島得到了警示。聖約翰騎士團駐紮在羅德島，其中一名騎士，葡萄牙人安德烈·多·阿馬拉爾，不斷向里斯本報告關於馬穆魯克王朝的信息。
葡萄牙人後來宣稱，蘇伊士造船廠建造船隻所用的木材是由威尼斯人砍伐、加工和供應的，而且威尼斯官員還去監管造船工程。1517年，葡萄牙派駐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宮廷的大使向威尼斯大使發出了這項指控，但遭到毫不含糊的否認。尊貴的威尼斯共和國在其他地方也遇到了麻煩。威尼斯人認為價格是比戰爭更好的武器。「讓葡萄牙放棄去往印度遠航的最妥當、最快捷的辦法是，」統治威尼斯的十人委員會後來收到了這樣的報告，「降低香料價格，讓威尼斯的香料比里斯本更便宜。」[15]他們多次嘗試請蘇丹削減關稅，從而降低香料價格，但都失敗了。不過，威尼斯的一些私營商人可能為馬穆魯克王朝提供了鑄炮用的銅條，他們素來是這樣幹的。也有一些來自威尼斯領地的自由工匠，如造船匠和鑄炮工匠，在蘇伊士和開羅製造歐洲風格的船隻與火炮。
蘇丹集結的軍隊被認為足以完成其任務。1505年冬季，一千一百人開往蘇伊士，由經驗豐富的海軍指揮官侯賽因·穆斯裡夫（庫爾德人）指揮。他們登上了集結完畢的艦隊（包括六艘歐洲設計風格的克拉克帆船和六艘槳帆船），開始沿著紅海南下，前往吉達。他們掌握的最新情報表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擁有四艘船，只有一座要塞，位於科欽。在1505年夏季阿爾梅達抵達之前，這情報基本上是準確的。但沒過多久，它就過時了。
8月27日，阿爾梅達第一次看到了馬拉巴爾海岸。漢斯·邁爾記載道：「山峰高聳入雲，樹木非常高大，青翠欲滴得令人難以置信。」[16]葡萄牙人在印度海岸仍然只有脆弱的立足點，僅僅是一些印度權貴頂著穆斯林商貿精英集團的壓力准許他們開設的貿易站，以及位於科欽的木製要塞。全靠杜阿爾特·帕謝科·佩雷拉的天才，科欽的要塞才死裡逃生。阿爾梅達的政府所在地其實就是他的船甲板。他命令以閃電般的速度建造一系列設防基地，以鞏固立足點；若有可能，要借助和平的聯盟；若不可能，就訴諸武力。
根據國王的指示，他首先在無人居住的安賈迪普島登陸。這個島被認為是葡萄牙人的一個重要的撤退基地，也是伏擊穆斯林船隻的瞭望哨。不到一個月時間，他們就建造了一座要塞的雛形。然後他向南前進，拜訪了霍納瓦爾。這是他的計劃上沒有的。為了一船馬匹，阿爾梅達與當地國王發生了爭吵，引發了一場大規模衝突。阿爾梅達的進軍過程主要是短促的激戰。在這樣的一次戰鬥中，霍納瓦爾城的一部分被摧毀，一些屬於狄摩吉（馬拉巴爾海岸臭名昭著的海盜，瓦斯科·達伽馬七年前與他打過照面）的船隻被付之一炬。此次進攻的指揮官是阿爾梅達的兒子洛倫索，他很快就因為進攻特別兇猛而贏得了「魔鬼」的綽號。這一次，他差一點被敵人切斷退路和喪命。阿爾梅達自己的腳上也中了一箭。這個箭傷讓他「更多是憤怒，而不是疼痛」，[17]但猛衝猛打的榮譽法則就是會造成風險，這將對葡萄牙人的整個事業造成影響。後來，霍納瓦爾國王向葡萄牙人求和，承諾年年納貢。狄摩吉則加入了葡萄牙陣營，此事的影響非常深遠。一座座城市被攻破並熊熊燃燒，一艘艘船被擊沉，這些消息藉著季風迅速傳開，令整個大洋屈膝投降。
曼努埃爾一世曾敦促阿爾梅達盡快趕往科欽，以保障冬季返航的船隻裝滿香料，並且明確指示他不要在途中的坎納諾爾（葡萄牙人在那裡有一座貿易站）浪費時間。副王沒有遵從御旨，這可能是因為他已經得到風聲，葡萄牙在坎納諾爾的商業利益受到了穆斯林商人（他們為自己的生意擔憂）的威脅。他在坎納諾爾停留了八天，雷厲風行，接見了強大的納辛哈的印度教國王的使節，然後受到坎納諾爾國王的歡迎。納辛哈國王願意把沿海港口交給阿爾梅達使用，並提議把自己的一個妹妹嫁給曼努埃爾一世。漢斯·邁爾對印度教儀式的景觀和印度龐大的人口規模感到困惑。
（坎納諾爾國王）命令在一顆棕櫚樹下掛起一些裝飾物，然後在一隊隨從的護送下前來。他帶來了三千名手執利劍、匕首和長矛的武士與弓箭手，以及喇叭手與笛手。從坎納諾爾到王宮的距離是2里格，路兩邊有村莊。他抵達棕櫚樹下的帳篷時，身後已經有六千多人。在帳篷內，擺放著一張臥榻，上面有兩個軟墊。他穿著一件齊膝的精緻棉布長袍，繫著腰帶，頭戴一頂絲綢帽子，就像加利西亞帽。他的侍從捧著一頂金冠，肯定有8馬克[18]重。[19]
1502年的印度地圖，圖中包括斯里蘭卡和一系列半神話的島嶼
國王或許知曉這些西方人一路燒殺搶掠留下的廢墟與血跡，決定抗拒穆斯林群體對他施加的壓力。他允許葡萄牙人加固他們的貿易站，還為其提供了石料。阿爾梅達停留的時間不長，等到貿易站的地基打好之後就繼續航行，留了一百五十人和一些火炮在坎納諾爾，去鞏固據點並建造一座固若金湯的建築，它很快就將受到一場圍城戰的考驗。
到11月1日萬聖節時，阿爾梅達已經在科欽了。這座城市是曼努埃爾一世印度計劃的重中之重。它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的唯一一個可靠盟友。阿爾梅達抵達的時候，發現老國王特裡馬姆帕拉已經隱遁，專注於宗教。根據王位繼承法，繼位的是他的侄子南貝多拉，但有人對此不服，正在興風作浪。阿爾梅達舉行了一場隆重典禮，動用了大象、喇叭、遊行，並向南貝多拉奉上一頂金冠和貴重禮物。他彷彿變戲法一般，把合法的王權「授予」了南貝多拉。南貝多拉「從曼努埃爾一世國王手中接受了這一切。曼努埃爾一世是西方最偉大的國王、東方海洋之王、南貝多拉加冕禮的主人，也是科欽所有統治者的主公」。[20]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打磨這樣的戰略已經有五十年了。阿爾梅達乘勝追擊，狡猾地要求將目前的木製要塞改為石製，「作為副王的司令部和官邸，從今往後所有前來組織征服和本地貿易的總督都將以此為基地，以便讓葡萄牙王國的船隻到此地裝載貨物，而不去馬拉巴爾海岸的其他任何港口」。[21]國王有些不情願，因為根據傳統，石製建築是國王與婆羅門專享的特權，但他還是同意了。阿爾梅達說服他的理由之一是，他承諾將要塞鑰匙交給國王，以顯示國王才是要塞的主人。但馬拉巴爾海岸的統治者們將會發現，法蘭克人有了堅固的城牆，並在堅固的炮台安放大炮之後，就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將他們趕走了。
然而，據歷史學家巴羅斯記載，阿爾梅達勸服國王的言辭或許包含了另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方面。他宣稱：「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從事這些探索的主要意圖是，與這些地區的王室溝通交流，以發展貿易。這種活動源自人類的需求，依賴於通過互相交流而構建的友誼。」[22]阿爾梅達頗有先見之明地認識到了遠途貿易——從瓦斯科·達伽馬開始的全球化的脫韁野馬——的起源和益處。
1505年的最後幾個月和1506年，阿爾梅達忙得不可開交，彷彿他面前的機遇隨時可能因為馬拉巴爾海岸權貴的變卦而驟然消逝，而且他必須完成葡萄牙國王交給他的緊迫任務。曼努埃爾一世給他佈置了許多任務，其中兩項被他視為優先考慮的對象：財富與安全，即在科欽給香料商船裝滿香料，並在科欽與坎納諾爾建造要塞。他的勤奮與精力充沛堪稱楷模。據他的秘書說，一艘船裝貨的時候，「副王持續不斷地小心處置。他總是親自到場，監督香料的過秤，哪怕夜間亦如此」。[23]他的目標是遏制無處不在的欺詐，因為香料的份量可能給得不足，或者香料口袋會「偶然」崩裂，落出的香料可能會被人順手牽羊。對於科欽要塞的建造，他同樣兢兢業業：「每天天亮前兩個小時，有時是三個小時，他就起床了，與磚瓦匠一同工作……一直辛苦到日落之後兩個小時。」
阿爾梅達忙碌於方方面面，監督著修理船隻、建立醫院和建造帝國行政機構的基礎設施。他身邊有一名財務監管人員、一名行政秘書、一名負責司法的巡視官，還有商業經紀人與船長。他那小小的宮廷就是一個工作組，包括神父、火炬手、喇叭手、保鏢和僕人。每座要塞有一名指揮官、一名有商貿經驗的經紀人和一群輔助人員，後者包括倉庫管理員、文書、秘書長、警長、法庭官員、稅吏、主持葬禮的人和遺囑公證人。醫院、房舍、小禮拜堂和教堂拔地而起。常駐的海軍由他的兒子洛倫索指揮，負責保障海上安全。
阿爾梅達是一位出類拔萃的行政管理者，也是王室利益不可腐蝕的守護者，對誠實、紀律和公平交易極其重視。他讓回國的香料船隊送回一絲不苟的賬簿，上面記錄了帝國體制的管理情況。他曾在給國王的信中不無誇張地寫道：「請陛下放心，任何人想進入科欽城，都必須得到我的批准，讓我知情。連一個雷阿爾[24]也不會失竊……此地大小事務就像在葡萄牙一樣，全在掌控之中，且井井有條。」[25]他持續不斷地與個人的腐敗行為做鬥爭。攻佔基爾瓦之後，葡萄牙人擄得大量商品和金銀，他為自己留下的只有一支箭，作為此次勝利的紀念品。他給國王寫信稱：「我得到的報償，就是能夠這樣為陛下服務，我的行為就為此見證。」[26]作為副王，他可以理直氣壯地佔有大量胡椒，但他總是只拿一點點。他堅定不移地捍衛普通水手與士兵的利益，他們為了建設印度帝國而受苦受難，甚至喪命，而薪水卻總是被拖欠。
1505年冬季，當年的香料商船在科欽迅速裝貨之後，分幾批返航了。九艘商船抵達了里斯本，只有一艘，即雖然龐大卻船齡很大的「海洋之花」號，因為漏水而不得不在莫桑比克過冬。豐厚的回報證明了東印度商業運作的高效和有序，阿爾梅達始終認為這是整個殖民事業的核心。威尼斯人卡馬瑟目睹香料商船陸續返航，詳細地報告了其貨物，「是我從商船文書的賬簿看來的」，[27]還描述了里斯本方面經營這些商品的越來越高的水平：「所有貨物都在印度事務院卸載，這是專門為了這個目的而新建的海關大樓。每艘船有自己的倉庫。海關大樓內有二十間這樣的倉庫，所有胡椒在那裡井然有序地存放。」[28]卡馬瑟估計，阿爾梅達在1505～1506年冬季送回的貨物價值「肯定非常高」。[29]據他估算，足有35000擔[30]香料，這是國際貿易中前所未見的巨額數字，後來一直到1517年才打破了這個紀錄。
1505年12月，在給曼努埃爾一世寫信的時候，阿爾梅達可以回顧自己一系列可喜的成績了。在奔波忙碌了四個月之後，副王為葡萄牙在印度的永久存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現在向曼努埃爾一世建議，不僅要採納「航海之王」的頭銜，還應當使用更為恢宏的稱號：
在我看來，陛下應當採用「東印度皇帝」的稱號……因為基爾瓦和蒙巴薩的國王……以及馬林迪和摩加迪沙國王……都認您為主公，自稱是您的臣屬……而在印度海岸，您要有許多安寧的王家要塞，任何船隻要橫穿大海，都必須得到您的保護。巴特卡爾和霍納瓦爾向我承諾，要向陛下臣服，向陛下納貢……所以陛下採納皇帝的頭銜，是理所應當、實至名歸的。[31]
與此同時，阿爾梅達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完成國王交給他的全部任務。他給曼努埃爾一世寫信解釋道，因為他自己把建造要塞和輸送香料視為頭等要務，「我決定今年不去紅海，儘管這是全世界我最渴望做的事情」。[32]他解釋說，自己必須建成要塞並保障其安全，並且需要在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及時地為商船裝貨。不過，扎莫林仍然是一個留待解決的問題。
這封信於次年中期被送抵里斯本，國王收到信後命令在全國舉行彌撒和宗教遊行，並考慮製作一系列紀念性壁毯，以紀念促成印度帝國建成的那些偉大事件：基爾瓦國王的加冕、佔領蒙巴薩、在馬拉巴爾海岸建造要塞。這些壁毯是自我宣揚的恢宏手段。教皇也在考慮賜予他「基督教國王」的頭銜。在此期間，曼努埃爾一世的雄心壯志還在繼續膨脹。1506年5月，克裡斯托弗·哥倫布，西班牙與葡萄牙競爭的代理人，在巴利亞多利德去世，死前仍然堅信自己抵達了東印度。
[1] 「巴比倫大淫婦」的說法出自《新約·啟示錄》第17和18章，基督教用它來比喻邪惡的力量。
[2] Aubin，Jean，ed. La Decouverte，le Portugal et l'Europe. Paris，1990，p.70.
[3]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33.
[4]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31.
[5] 杜卡特是歐洲歷史上很多國家都使用過的一種金幣，幣值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差別很大。威尼斯杜卡特一度受到眾多國家的認可與接受，類似今天的美元和歐元。
[6]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0.
[7]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1.
[8]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32.
[9] Aubin，Jean，ed. Le Latin et l'astrolabe：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1996-2006，p.455.
[10]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1883，pp.105-107.
[11]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77.
[12]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78.
[1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79.
[14] 魯姆的說法源自希臘語，意思是羅馬人，最早指的是拜占庭帝國，因為拜占庭自稱羅馬人，「拜占庭」的名字是後來的學者的說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伊斯蘭世界用這個詞來指代不同的意思，如拜占庭帝國、生活在近東的希臘人、奧斯曼帝國的非穆斯林居民、巴爾幹和安納托利亞地區，甚至整個地中海東部等。16世紀的葡萄牙人將他們在印度洋遇到的馬穆魯克或奧斯曼人稱為魯姆人。
[15] Aubin，Jean，ed. Le Latin et l'astrolabe：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1996-2006，p.458.
[16] Albuquerque，Luis de，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eds. Grandes Viagens Maritimas. Lisbon，1989，p.89.
[17] Barros，Joao de. Da Asia. Decada I，part 2，Lisbon，1778，p.273.
[18] 馬克起初是流行於西歐的重量單位，專用於測量金銀，1馬克最初相當於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紀時會不斷浮動。
[19] Albuquerque，Luis de，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eds. Grandes Viagens Maritimas. Lisbon，1989，p.90.
[20] Barros，Joao de. Da Asia. Decada I，part 2，Lisbon，1778，p.357.
[21] Barros，Joao de. Da Asia. Decada I，part 2，Lisbon，1778，pp.356-357.
[22] Barros，Joao de. Da Asia. Decada I，part 2，Lisbon，1778，pp.353-354.
[23]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40.
[24] 雷阿爾是舊時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國的貨幣單位。葡萄牙使用雷阿爾的時期是約1430～1911年。
[25]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44.
[26]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75.
[27]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3.
[28]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9.
[29]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33.
[30] 擔（Quintal）是西方舊時的重量單位，不同時期在不同地區差別很大。葡萄牙的1擔約合58.75千克。
[31]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317.
[32]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es da I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