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下，名為禪讓，實乃篡奪，得國惟以革命為正大。革命之起，急於稱帝稱王者，篡奪之心理也，惟以弔民伐罪為號召，則必不以己身之名號駕乎為國為民之上。亦有雖不知革命意義，而自量其不足爭名號，惟挾其狡健乘亂以傲一時之利者，若群雄中之方國珍，不稱名號，而反側甚久，雖無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終，即其智足自衛。至元之遺忠，由《明史》強列於群雄者，自當別論，其餘則無不急於竊號以自娛。太祖依郭子興以起，子興起於濠州，與孫德崖輩四人局處一城，未久即為芝麻李餘黨彭大、趙君用所凌占。彭、趙據濠以稱王，子興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然即欲稱王於滁，為太祖勸阻而勉輟，遂無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慶，元集慶路，太祖改應天，即今南京。又得沿江諸郡，始設元帥府及行中書省，自總省與府之事以統軍民之政，不過仍元代官署之名為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視漢人，於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禮其賢俊，得徽州後，鄧愈薦徽儒李升，召問治道，對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語，太祖善之。就此三語，即可見非當時群雄所能瞭解。高築牆，則非流轉飄忽之劫盜；廣積糧，則非妨農曠土隨地因糧之饑軍，必如此而後可以救離亂；再以緩稱王為不竊名號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實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實可證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慶，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間分徇近邑，兵事正劇，乃十七年五月，《紀》書：「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其急倡農務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為營田使。此皆並世所無之事，不惟倡亂之群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嘗念及此也。至稱號一事，終以仍用元代官名無從表異於為元之義軍，故於十六年七月稱吳國公，而先於十五年奉韓林兒之通檄用宋年號，此非心服劉福通及林兒，為種族之見，人心思宋，奉宋則名義較安耳。嗣後，至林兒為張士誠軍所覆滅，福通見殺，太祖以林兒歸，時已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敗死、張士誠窮蹙之後，乃用林兒名義，進號吳王，猶用林兒龍鳳年號。至二十七年，乃以吳紀年，仍無年號，則在林兒已死之後也。林兒本由太祖救安豐時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兒死。《永忠本傳》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諭諸將曰：『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無意於此，特林兒本毫無可擁之馬矣豎，生死不足計，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兒絲毫庇蔭，非借林兒絲毫權勢，天下大定，若林兒不死，太祖必有以處之。如漢如夏，力屈來降，猶封以侯爵；郭子興則追封王爵；若封林兒亦必比於滁陽，及身而止，豈慮其尚有餘焰復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實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擬以名分歸林兒，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後來儒生以太祖初用龍鳳年號為失策，如《明通鑒》所論，其實亦重視空文，所見與廖永忠相類。總之，不足深論也。
至其戡亂之成功，應外來之機會者半，恃自有之勝算者亦半。當微弱之時，不無以身試驗之事；逮規模稍定，即純以法度裁之，無傲幸求濟之事，此為數百年基業所由奠，非奸雄規一時之利者所能及也。太祖當困極為僧之日，居濠之皇覺寺，紅軍已遍起於徐、穎、蘄、黃，郭子興以濠應之。太祖思避兵，卜於神，謀所向，去留皆不吉；卜從亂，乃大吉。此非真聽命於神也，元之可取，明者知之，但匹夫能否取而代之，此非人謀所能料，從亂軍以救死，毫無憑借，將依倡亂之人為憑借，其人又非素有倚信之人，欲往從之，只可以濟否托諸命運，故以卜決疑。讀史者不當信其卜之有神，但窺其當疑而疑，便非奸人走險舉動。夫子興則平常一倡亂者耳，收容太祖非有真知，猜疑太祖亦無定識，幸自始即得其以養女馬公女相配，所配又即最有意識之高皇后，得向子興妻時時調護，而太祖乃由子興所任軍職之名義外出收軍，豪傑歸向，一朝開國諸元勳大半結納於此時。人材之所由聚，大抵由元忌南人，南人尤多在草澤，特無可與共事之人而未出耳。共有效死之計，得可信重之人而效命，宜其相踵而至耳。在子興軍中有親冒矢石之危，且曾為孫德崖軍所執而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乃與子興所執之德崖交換釋還，此皆微弱時之不無賴有天幸也。
既得應天，領有江南數郡之地，斯時應付三方，其於中原，則純恃機會。元之兵雖窺敗，若得肯奉職之將，究以朝命徵調，國威震懾，絕非倡亂者所易敵。脫脫以丞相督師，一平芝麻李如拾芥，再攻張士誠，幾下其都高郵州城，以讒去，士誠乃倖免。前平芝麻李時，李餘黨遁人濠州，脫脫遣賈魯圍濠，亦幾陷，賈魯忽以暴疾卒，圍解，否則郭子興一軍亦無噍類，太祖或與並盡矣。脫脫亦已非元臣之知大體者，然尚有為元用命之心，元帝信讒竄逐之，後惟荒淫無道，邪僻用事。劉福通紅軍四出，其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遍及山西，分出京東，毀上都宮殿，上都為元世祖始都，即今多倫地。從此元帝無北巡之事，陷遼陽，直抵高麗；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陷興元，今漢中南鄭。人鳳翔，為察罕帖木兒所破，乃人蜀，又分陷寧夏、靈武諸邊地；毛貴出山東北犯，元義兵萬戶田豐亦降福通，遍陷山東諸郡，合毛貴逼畿輔，順帝至議遷都，遍征四方兵人衛；福通自出沒河南北，取宋舊都為韓林兒都，宋之名號行於中國者大半。元之國勢如此，自無暇復問江左，惟義兵中有察罕一軍，力遏紅軍，由陝東下，破宋都，又平山東，幾欲蕩定中原，駸駸南下。太祖亦已遣使通好，察罕報書而留使不遣。未幾，察罕為降人田豐等所刺死，子擴廓仍統其軍，來歸前使。其時元命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來授太祖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太祖以察罕已死，不受命，殺馬合謀，留張昶用之。擴廓雖能繼察罕之事，而與察罕同起事者不服，又元將之稍能軍者孛羅帖木兒日夜與擴廓相攻，以故太祖終無北顧憂。逮孛羅挾元帝肆虐見誅，元亦不可為矣。此所謂予太祖以機會者也。
至陳友諒、張士誠二敵，實為太祖翦除之資。太祖起淮西，士誠起淮東；太祖取集慶，士誠取平江。江左一隅，同時分佔，旁收列郡，所在接觸。友諒則在長江上游，以池、太之間為兵沖。以兵力言，陳悍於張；以戰事言，張繁於陳。常情必悉力於張矣，太祖則知張為自守虜，陳銳於展拓，急攻張則陳必合而相圖；急攻陳，張不遽合，後顧之憂較緩，故反誘友諒速來。友諒與太祖將康茂才有舊，茂才亦新自集慶降太祖，太祖使其以願為內應誘友諒直趨建康。當是時，友諒來侵，勢張甚，欲迎敵，則慮其偏師綴我，乘建康之空虛，順流捷下，覆我根本，諸將至有議乞降者。太祖與劉基決策，誘其深人，設伏以待於境，大破之。士誠自懼，不敢動。此以籌略勝也。既乘勝略定上游列郡，而士誠又自淮東攻安豐，今壽縣。時韓林兒之汴都為察罕所破，劉福通挾以退安豐，太祖慮士誠得安豐則難制，急救安豐，劉基勸阻，不聽。士誠將呂珍已攻殺福通，太祖擊退珍，取林兒歸置滁州，棄安豐不守，為元將竹昌等所襲取，亦聽之。友諒先據龍興，為江西要地，至是已降太祖，友諒急攻之，朱文正、鄧愈等力守不下，太祖自安豐歸後救之，大戰鄱陽湖中。史載太祖危而獲濟，有劉基促太祖易舟免炮擊、周顛用洞元術祭風、張中預克決勝時日諸異跡，此皆不足深論。惟太祖於勝後謝劉基，謂：「不聽勸阻，從事安豐，使友諒不頓兵於洪都，太祖取龍興，改名洪都。後改南昌。直取建康，則大事去矣。」此則亦微有僥倖也。友諒以此役中流矢死，其太尉張定邊自軍中挾友諒之子理回武昌，僭帝號，明年亦降。於是士誠益無能為。士誠先以其弟士德為太祖所獲，士德為略取浙西最有力之人，被擒，大沮喪。太祖欲留士德招士誠，士德密通信士誠，令降元以圖建康，不食而死。士誠因去號受元官，又不能守臣節，後平江既破，家屬自焚死，士誠亦自縊，其兄弟皆不屈。友諒、士誠皆平，方國珍自降，於是克福建，陳友定徇節仰藥死，徐達等北伐，遂人大都，元帝北遁。是年，太祖始建元洪武，克大都，則洪武元年之八月庚午也。先是，上年十月，既平張士誠，即議北伐，常遇春謂：「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都城既克，余皆建瓴而下。」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懸師深人，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兩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人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彼勢孤援絕，不戰而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於是北伐以山東為始。洪武元年二月，山東悉平，移師河南，四五月間，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阿魯溫即察罕帖木兒之父也。迭克陝、虢，遂取潼關，關中諸將李思齊、張良弼輩西竄。聲援已絕，進取元都，太祖諭徐達：「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以閏七月規取河北，兵不留行，拒戰甚少。是月二十七日丙寅，遂人通州，元主宵遁。八月二日庚午，師至元都齊化門，即填濠登城而人，僅執殺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等數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是為明祖代元有國之日。就《明史》言，以洪武紀元為始；就歷代史書系統言，則以大都克後為元亡，乃成統一之明帝國也。
其開國之兵事，雖不能截清於元亡以前，然亦大致已定。此後成兩種事狀：一、迅掃之餘孽；二、永久之防禦。平漢、平吳、平閩，已略敘於前。元之兩廣，廣東屬江西行省，廣西屬湖廣行省，廣西又轄海北海南道及播州安撫司，蓋以南方荒服視之也。平漢之後，已取江西、湖廣兩行省，然未暇遽問兩廣。至吳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始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取廣西。而取廣東則海道為便，故於平閩之師既取福建沿海諸郡，即移水師人廣東，事在洪武元年，即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廣西稍有戰事，廣東則元左丞何真保境歸降。何真亦由義兵起，平諸郡亂，元遂授以江西行省之廣東左丞，有威惠，為眾所歸，知明祖之能定中國，兵至即降。取廣東之師在後，而廣東反先平，會湖廣之師定廣西，真之力也。兩廣之平，亦在洪武元年之秋，與北伐克元都為同時。至蜀與滇，僅能自守，無意於境外之事，故至洪武四年而後平夏，洪武十四五年而後平滇。此皆有征無戰，以不嗜殺之心俾定於一而已。北方則大都下後，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方據山西，奉元帝詔圖恢復，出兵攻大都。徐達不與迎敵，委大都於守將孫興祖、華雲龍，先本奉詔人山西，元年十一月，王保保兵由雁門緣邊向北平，明取大都，改名北平。達軍乘虛取太原，保保還救，又大敗，保保走甘肅，山西遂平。二年三月，移兵人陝西，時陝西直轄甘肅境，其兵皆察罕同起之李思齊所統，大軍以次削平，或降或斬，至是年八月，陝西悉平。惟保保人甘肅後，擁兵塞上，猶時時擾西北邊。三年正月，再命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大發兵肅清沙漠。六月，大破保保兵，禽故元王公貴官一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四千餘人，馬駝雜畜巨萬計。保保挾妻子奔和林，而元主於四月丙戌崩於應昌，子愛猷識裡達臘嗣。元主為宋少帝人元後所生之子，生於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距宋太祖開國之年為第六庚申。先是相傳宋太祖因陳摶有「怕聽五更頭」之言，故全宮中四更末即轉六更，終宋世皆然。六更者，更鼓將盡，作繁聲以結之，謂之蝦蟆更。宋祖未悟更之為庚，後於第五庚申而元世祖即位，越十七年而滅宋，第六庚申而順帝生，遂以亡元，仍為漢人所得。帝北遁之次年，太行隱士葛溪權衡作《庚申外史》著其事。明祖詔書中亦稱順帝為庚申君；又詔寧王權編《通鑒博論》，直書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清代學者頗主此說，全謝山並詳考《元史》中，帝之生於塞外，及文宗徙之高麗，再徙廣西，謂非明宗之子，帝即位，追封其生母邁來迪後及以皮繩馬尾拴召虞集之事，佐證實多，非漢人思宋而托為此言以自慰也。愛猷識裡達臘早為太子，嗣位於應昌，時李文忠追元主，克興和，取開平，興和、開平皆在宣府。開平為元之上都，非今灤州之開平。聞元主崩，疾趨應昌，元嗣主再北遁和林，用王保保自輔。文忠獲元帝孫買的裡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得宋元歷代冊寶等物，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而還，又降元兵民數萬。王保保輔元嗣主，屢擾邊。五年正月，再命徐達等北征。五月與王保保戰，敗績，死數萬人，自是明兵不復大舉出塞。八年，王保保卒。元嗣主篡奪相尋，十餘年而五易其主。自二十年平海西，元左丞納哈出降，元無復治理中國遺跡，亦遂去帝號而稱汗。終明之世，時而順服，時而侵擾，以致九邊設備，解嚴之歲較稀。凡此皆濠、滁起事以來，以武戡亂之餘波，故雖延及洪武年間，仍附於開國以前之武事，以明其所謂馬上得之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