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正命造命與非命（李鼎彝）
現在我要講的命字，不是生命的命，是命定的命。關於命定的學說由中國哲學史看來，約分四派，即宿命、正命、造命與非命。
什麼叫宿命呢？這是老莊哲學的主張，他認為人生的富貴貧賤壽夭，智愚賢不肖，在一生下來，自然界就有一定的安排。人們只有遵依著這安排去走，絕不用個人的力量改造或去改進，並且也不能以人力改變或改進。但是這種安排是誰來主宰呢？這卻引起一個「天」的問題，「鬼神有無」的問題。在周秦時代，對於天的學說，向分兩派。一派是認為天是人格神，他有意志，他能生殺禍福。人能積善修德即可獲天之佑，否則罹天之殃。這便是天志明鬼論。此種主張的人，相信敬天可以致福，明鬼可以有祥，所以他們不相信生下來就有一個命定的安排。相反的，信命定的人認為人的一生，事前即有一定的安排，自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的。何況這種安排，不是有誰在那做主宰。天是無意志的，是混沌的、自然的、不能生死禍福人的。命的安排，只是一個無意識的安排，沒有什麼神鬼在那裡管理這些事情。所以他們不信鬼神，不信天有意志。天是一個自然天，渾然一氣。命是自然的安排，人卻必得遵依它。
宿命論既然確定命的安排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現實，於是他們消極了，返璞歸真了，不爭什麼富貴功名了，更不求滿足什麼耳目口鼻的慾望了。這自然造成厭棄現實反對文明的態度，要人人老老實實安安靜靜聽命運的擺佈與安排。但是有人要問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莫非這四十萬人前生注定同時該被活埋而死？宿命論者答說，一個人有他的命運，一個國也有他的國運。國運壞了，個人的運也隨著壞了。趙國國運已壞，所以趙降卒四十萬隨著他們的國運一同犧牲。同時又有人要問，這種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預知呢？宿命論的哲理派答覆說，這不能。可是流輩靠命定論吃飯的人，卻用什麼八字、面相、骨相、卜筮來推測，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時日，預知人的一生禍福。這自是流風所及，沒有哲理價值的東西，但其勢力卻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間流行著。
什麼叫正命呢？這是孔孟的主張，此派對於命的是否前定，他們存一懷疑態度。不可知的，他們不喜歡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時他們對於天也採取同樣的態度，所以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說：「鬼神其為德，其盛矣乎！」不過孔孟相信人類是進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們本著教育家立場認為富貴壽夭，只有盡人事聽天命，不要太強求。君子「不立乎巖牆之下」正是盡人事；「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們對於富貴利達，要安分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這便是安命的講法。但是孔孟一談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來；「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貴，但人一定可以希聖希賢。聖賢是屬之我，富貴是屬諸外。歸之我者當努力盡其在我，不應知足，不應畫地自守；屬諸外者，一聽自然，信命運擺佈，這叫殺身成仁——殺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盡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這個「正」字，便是不求富貴，利達聽諸天命，卻要正心修身，希聖希賢，不信命運，這就叫作正命說。古今來大英雄大豪傑、大聖大賢，完成偉大人格，造福人類國家，「功成不受賞，富貴若浮雲」的氣概，全是正命說的表現。
什麼叫造命呢？中國的哲學，後來發生混合現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禱，求神靈菩薩保佑；一面在聽天由命，不去巧用機關。造命論便是混合的產品，他們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時要信神求佛，行善好義，才可以得佛保佑，因禍為福，遇難成祥。你命定應該無子，孩子應該夭折，但你廣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孫，可以得永年。這種說法在教育上誠然有它的功用與苦心，但在哲學上卻沒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訓中對這個論法說得很詳盡，很足以代表造命論的說法。並且這種學說在今天中國社會中，勢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們全在那兒有心為善，希求得償。
什麼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張此說，認為人的禍福壽夭，有上帝做主宰。上帝和人一樣，可以喜怒可以生殺。你多行不義，必得禍；積善之家，有餘慶。命定說是沒有的，不過他們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學家認為人可以勝天，他們是多種善因可以獲天之喜悅而降福澤於你們，不獨現世，甚至來世。
上面這四種說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過多相混淆，不容易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學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眾則相信宿命與鬼神混而為一者多。究竟哪樣主張為是，尚有待於好學者研究。
書後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璣衡，1920年（民國九年）進入北大國文學系。那時正是五四運動後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黃金時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長；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師；他的同班同學，後來較有成績的，有搞中國文學史的陸侃如、馮沅君，有搞國語運動的魏建功，同屆的同學有馮友蘭、周德偉、陳雪屏。爸爸本人書念得並不出色。
爸爸在1926年（民國十五年）北大畢業，吉林省政府想公費送他留學。他那時已經二十八歲了，急於回家鄉養家，所以就拒絕了。因為是「京師大學堂」畢業的，回到家鄉非常拉風，後來被聘為吉林六中校長。當時教育界的待遇極好，遠非日後的窮教員可比；而社會對教育界人士和知識分子的重視與尊敬，也遠非日後的風氣可比。爸爸說，軍閥張作霖在孔夫子誕辰的時候，脫下軍裝，換上長袍馬褂，跑到各個學校向老師們打躬作揖，說我們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虧諸位老師偏勞，特地跑來感謝。軍閥們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訓詞的，也不敢頒發訓詞叫教師研讀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長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學講課。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國文學史》，也寫在這個時期。這部《中國文學史》，後來由我加上長序，由文星書店印出來。當時我的長序惹起大風波，調查局堅持要查禁，經文星書店撕掉長序，才免於被查禁。文星垮後，改由傳記文學社出版（這篇長序，題目叫《爸爸·我·文學》，被收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三期《奇情·上吊·血》裡）。
當年的大學文憑。——有印花，沒照片。
爸爸生在1899年（民國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變後一年；死在1955年，死在台中一中國文科主任任上。在剛來台灣那一年（1949），他在台中一中做過一次講演，就是這篇《宿命正命造命與非命》。這篇只是講演的提要，漏掉了許多舉例與故事，比起講演來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極好，但是文字並不怎麼樣。
這篇講稿中的最大特色，是爸爸討論中國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國人一方面固然相信子夏所謂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在死生富貴以外，卻有很強的「造命」味道。修橋、造路、施粥、濟窮，這些做好事以求好報的做法，就不是宿命的，而是改造命運的。孟夫子說君子「不立乎巖牆之下」（不站在要倒的牆旁邊），如果信宿命論，一切命中注定，要被壓死，要躲也躲不了，可是孟夫子卻要人躲，這是相信命可以改造；孟夫子又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同樣相信命可以改造，同樣不相信宿命論。但他們在死生富貴方面，卻都信宿命，這是他們又聰明又糊塗的地方。爸爸的演說裡，能把這種矛盾與差異點破，可說是他的卓見。
爸爸一生傾向信命，但在「平均公民」之上，信而不迷。我對他這一傾向，頗不以為然。但他究竟是思想迷惘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抽樣，且為我最熟悉的抽樣，因此我內「舉」不避，要以他為「例」了。
爸爸死後七個月，我曾把這篇《宿命正命造命與非命》發表在台大的《大學雜誌》卷一第五期（1955年11月15日）裡。如今快三十年過去了，我把它重刊出來，算是一種非世俗方式的紀念。古人說：「傷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在「故老」已失之日，對「中原」的「回首」，也就愈來愈渺茫了。
198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