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後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淪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夢裡，或將睡未睡、
將醒未醒的時候，常會聽到沉重的軍靴腳步聲。我們驚恐地悄悄說：“捉人！”說不定
哪一天會輪到自己。
朋友間常談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門路的人就教我們，一旦遭到這類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營救；受訊時第一不牽累旁人，同時也不能撒謊。回答問題要爽快，不能遲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則招致敵人猜疑。謊話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說的盡量巧妙地隱瞞。
那時默存正在寫《談藝錄》。我看著稿子上塗改修補著細細密密的字，又夾入許多
紙條，多半是毛邊紙上用毛筆寫的。我想這部零亂的稿子雖是學術著作，卻經不起敵人
粗暴的翻檢，常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一天上午九十點鐘，默存已到到學校上課。我女兒圓圓幼年多
病，不上學，由我啟蒙，這時正在臥房裡做功課。我們的臥房是個亭子間，在半樓梯。
樓下挨廚房的桌上放著砧板，攤著待我揀挑的菜——我正兼任女傭，又在教女兒功課。
忽聽得打門聲，我就去應門；一看二位來客，覺得他們是日本人（其實一個是日本人，
一個是朝鮮人，上海人稱為“高麗棒子”）；我忙請他們進來，請他們坐，同時三腳兩
步逃上半樓梯的亭子間，把一包《談藝錄》的稿子藏在我認為最妥善的地方，隨即斟了
兩杯茶送下去——倒茶是為藏稿子。
他們問：“這裡姓什麼？”
“姓錢。”
“姓錢？還有呢？”
“沒有了。”
“沒有別家？只你們一家？”
“只我們一家。”
他們反覆盤問了幾遍，相信我個是撒謊，就用日語交談，我聽個懂。
“有電話嗎？”
我告訴他們電話在半樓梯（我們臥房的門口）。我就站在桌子旁邊揀菜。
叔父在三樓，聽日本人用日本話打電話，就下樓來，他走到我身邊，悄聲說：
“他們是找你。我看見小本子上寫的是楊絳。你還是躲一躲吧。”
我不願意躲，因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閱歷有識見的人，他叫
我躲，我還是聽話。由後門出去，走幾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訴叔父“我在五
號”，立即從後門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歲，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帶著個女傭住一間底層的大房間，
我從小喜歡她，時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見了我很高興，說她恰恰有幾個好菜，留我吃
飯。她怕我家裡有事，建議提早吃飯。我和她說說笑笑閒聊著等吃飯。飯菜有炒蝦仁、
海參、蹄筋之類。主人慇勤勸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飯。我怕嚇著老人，一字未提家
有日本人找，不過一向和她說笑，心上直掛念著該怎麼辦。
飯後，她叫我幫她繞毛線。我一面繞，一面閒閒地說起：家裡有日本人找我呢，我
繞完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驚說：“啊呀！你怎麼沒事人兒似的呀？”
我說：“不要緊的，我怕嚇了你。”
正說著，九弟（默存的堂弟）跑來了。他說：“日本人不肯走，他們說嫂嫂不回去，
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帶走。”
“我知道這是叔父傳話，忙說：‘我馬上回來。你在大門口附近等著宣哥（默存），
叫他別回家，到陳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機靈可靠，托他的事准辦到。”
我想：溜出門這半天了，怎麼交代呢。一眼忽見一籃十幾個大雞蛋，就問主人借來
用用，我提著籃子，繞到自己家大門口去敲門。我婆婆來開門。她嚇得正連聲嚷氣，見
了我惶急說：“你怎麼來了？”我偷偷兒對她擺手，一面大步往裡走，一面大聲說：
“我給你買來了新鮮大雞蛋！又大又新鮮！”說著已經上樓，到了亭子間門口。只見圓
圓還坐在小書桌橫頭，一動不動，一聲不響。櫃子和書桌抽屜裡的東西部倒翻在書桌上、
床上和櫃子上。那“高麗棒子”回身指著我大聲喝問：“楊絳是誰？”
我說：“是我啊。”
“那你為什麼說姓錢？”
“我嫁在錢家，當然姓錢啊！”
我裝出恍然大悟的樣兒說：“原來你們是找我呀？咳！你們怎麼不早說？”我把籃
子放在床上，抱歉說：“我婆婆有胃病，我給她去買幾個雞蛋——啊呀，真對不起你們
兩位了，耽擱了你們這麼多時間。好了，我回來了，我就跟你們走。”
日本人拿出一張名片給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貝當路日本憲兵司令部。
我說：“好吧，我跟你們一起去！”
日本人說：“這會兒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點，你來找我。”
我問：“怎麼找呢？”
“你拿著這個名片就行。”他帶著“高麗棒子”下樓。我跟下去，把他們送出大門。
據家裡人講，我剛溜走，那兩個客人就下樓找“剛才的婦女”。他們從電話裡得知
楊絳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見，當然得追究。我婆婆說“剛才的婦女”就是她。她和我相
差二十三歲，相貌服裝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們隨即到我屋裡去搜查，一面
追問圓圓，要她交代媽媽哪裡去了。圓圓那時八歲，很乖，隨那兩人嚇唬也罷，哄騙也
罷，她本無表情，百問不一答。
日本人出門之後，家裡才擺上飯來。我婆婆已嚇得食不下嚥。我卻已吃了一餐好飯，
和默存通過電話，他立即回家。他也吃過飯了。我把散亂在桌上、櫃上和床上的東西細
細揀點，發現少了一本通信錄，一疊朋友寄我的剪報，都是宣傳我編的幾個劇本的，還
有劇團演員聯名謝我的一封信。這個劇團的演員都很進步，我偶去參觀他們排演，常看
到《四大家族》之類的小冊子。不過他們給我的信上並沒有任何犯禁的話。他們都是名
演員，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時候李健吾先生已給日本憲兵司令部拘捕多時，還未釋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
大約為了有關話劇的問題，很可能問到李先生。那麼，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
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鄉又同學，才由她認識了李先生（其實，我是由陳瑞
麒先生而認識李先生的）。
聽略有經驗的人說，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寫一份表格，寫明自己的學歷、
經歷等等。最關鍵的部分是社會關係。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們手裡，不妨把通
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幾個，反正她們是絕無問題的；李太太的名字當然得填上。至
於話劇界的人，導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劇團的頭兒也是廣告上常見的。如果問到，我
只說個名字，有關他們的事，我和他們沒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準備考試一般，把自
己的學歷經歷溫習一下，等著明天去頂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著了。
半夜醒來，覺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沒有什麼辦法，就把準備回答的問題在心
上複習一遍，又閉目入睡。我平時不善睡，這一晚居然睡得相當平靜。
明早起來，吃完早點就準備出門。穿什麼衣服呢？不能打扮，卻也不能肋肋。我穿
一身半舊個新的黑衣黑鞋，拿一隻黑色皮包。我聽說日本人報復心很強。我害他們等了
我半天，就準備他們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費時間，也免得流露出個安的情緒，所以
帶本書去看看。我不敢帶洋書，帶了一本當時正在閱讀的《杜詩鏡銓》。那是石印的線
裝書，一本一卷，放在皮包裡大小正合式。我告訴家裡：上午別指望找能回家，如果過
了一夜個歸，再設法求人營救。我雇了一輛三輪到日本憲兵司令部。
到那裡還早十多分鐘。我打發了三輪，在乾淨而清靜的人行道上慢慢兒走了一個大
來回，十點前三分，我拿著荻原大旭的名片進門。
有人指點我到一間大教室似的屋裡去。裡面橫橫豎停擺著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
男女老少各等各樣的人都在那兒等待。我找個空座坐下，拿出書來，一門心思看書。不
到半小時，有人來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裡去。那人把我領到一間乾淨明亮
的小會客室裡，長桌上鋪著白桌布，沙發上搭著白紗巾，太陽從白紗窗簾裡漏進來。那
人讓我坐在沙發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飯一樣，且享受
了目前再說，就拿出書來孜孜細讀。
我恰好讀完一卷，那日本人進來了。我放下書站起身。他拿起我的書一看，笑說：
“杜甫的詩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寫，隨後有人送來了墨水瓶和鋼筆。我坐下當著這日本人填
寫。填寫完畢，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還敷衍說：“巴黎很
美啊。”
我說：“很美。”
他突然問：“誰介紹你認識李伯龍的？”（李伯龍是同茂劇團的頭頭）
我說：“沒人介紹，他自己找到我家來的。他要我的劇本。”（這是實情）
“現在還和他們來往嗎？”
“我現在不寫劇本，他們誰還來理我呢。”
忽然那“高麗棒子”闖進來，指著我說：
“為什麼你家人說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買雞蛋了嗎？”
“說你在蘇州。”
“是嗎？找父親剛去世，我是到蘇州去了一趟，不過早回來了。”
“可是他們說你在蘇州。”
“他們撒謊。”
“高麗棒子”厲聲喝問，“為什麼撒謊？”
我說：“害怕唄。”
日本人說：“以後我們還會來找你。”
我說：“我總歸在家——除非我出去買東西。我家沒有傭人。”
“高麗棒子”問“為什麼不用傭人？”
我簡單說：“用不起。”
我事後知道，他們找的是另一人，以為“楊絳”是他的化名。傳我是誤傳，所以沒
什麼要審問的，他們只強調以後還要來找我。我說我反正在家，儘管再來找。審訊就完
畢了。日本人很客氣地把我送到大門口。我回到家裡，正好吃飯。
朋友間談起這件事，都說我運氣好。據說有一位女演員未經審問，進門就挨了兩個
大耳光。有人一邊受審問，一邊奉命雙手舉著個凳子不停地滿地走。李健吾先生釋放後
講起他經受的種種酷刑，他說，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請他吃奶油蛋糕，吃飽以
後，就把自來水開足龍頭，對著他嘴裡灌水，直灌到七竅流水，昏厥過去。我說，大概
我碰到的是個很客氣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著眼說：“獲原大旭？他！客氣！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