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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已經整整死去了十年。她被兒子天元喬遷到新房裡來,每時每刻都端端地坐在桌上,望著這屋裡發生的一切。
  倥傯的人事,急迫的歲月,轉眼就是二○○五年。這一年婭梅五十整歲,天元五十二歲。二○○五年的國家。說什麼也不能同上一世紀相提並論,不要說最早享受特殊經濟政策的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區地帶,以及後來者居上的上海浦東,山東青島、煙台,黑龍江的黑河一帶,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已經多麼的繁華。就連緊靠北方的古城洛陽,也是崛起得二十分可以了。就比較而言,發展相對緩慢的中原腹地,洛陽在此已居佼佼之首,大量的引進外資,大量的市外人口輸入,使這一個城市的各方各面,都急劇膨脹起來。儘管對入城人口,有一套嚴格的控制手續,可母親還是眼看著她的兒子,依仗無可阻攔的幸運,順利地辦妥了這一切。在五十二歲的時候,他決計離開張家營子,到那遙遠的都市去。說是去闖蕩事業,未免與年齡不夠般配,說是去了此一生,那又大可不必離開這生養之地,且,心裡又總是漾蕩著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的一股熱血。總之,內心的激情,促使他離開這鄉土社會,與其說是去爭取一種新的生活,倒不如說是為了避開舊的生活。
  母親說:「你別走貓兒。」
  天元說:「我得走。」
  母親說:「婭梅說她不走了。」
  天元說:「她不過說說罷了。」
  這青磚瓦捨的房屋,要算張家營子的最後一棟建造。至此,全村的莊戶人家,皆算住進了不見泥土的房屋裡去。立在梁頂去看,村落是水汪汪的綠著。新房裡碧綠之色,早年所謂的先富人家,那瓦捨少說已有十餘年的歷史,房子成了一潭死水的深藍,加上季節的樹木之綠,在這春夏移交之時,顏色旺盛得深入淺出,整個村落在黃土樑上,綠成深色的一片天空了。這樣說,不是說鄉村已經多麼的都市。鄉村是永遠不會成為都市的。你仔細去瞧,能分辨出那綠色中夾雜著點點滴滴的土黃。這土黃的顏色,便是上個世紀留下的紀念。淺黃的是人家不住的土瓦房,多是各戶的牛棚、豬窩,或堆放雜七雜八農具的倉庫。偶爾有深黃色的一間草房,那準是誰家的雞窩,或者給狗給羊住的地方。這種東西,在都市是絕然不會有的。你走進新房裡去,房子是新的不錯,屋裡的陳設卻不一定。祖先的牌位,是成年論輩子地一成不變著,佔了正堂桌上的中位。針線筐兒,永遠有意無意地擺在桌上。牆上不可或缺地貼了老壽星的畫像。裡間屋裡的木床,不是靠了後牆,便是挨了山牆。無論怎樣,床頭立了兩個糧缸,缸上放了板箱,床邊又放了一張桌子,桌上有以備停電時用的油燈或者蠟台,都是不消說的。連終因中國經濟大潮的第二次風起雲湧,導致意識形態方面放寬了政策,總算有機會出版了長篇小說《歡樂家園》、被小報稱為鄉村作家的天元,也未能脫去這種俗設。年老體衰,殘腿壞眼的黃黃臥在門外,他坐在屋子的中央,望著桌上母親的牌位,陽光從門口悄然而入,屋子裡的新磚地上,如同鋪了一層亮錚錚的黃金。一股溫熱的新房清氣,在屋子裡四散開來,流動的聲音清晰可辨,就如一股微細的氣流,在他的耳窩裡旋轉不止。去洛陽的行李,是五天前都已收拾停當,可要走時,婭梅卻忽然來了。說是在省會難得有一絲清靜,特意回來走走,一來看看天元和村人,收拾一下往日的記憶;二來避一避在都市的繁亂,過幾天舒心雅靜的日子。然話是這樣說,是不是真的這樣,天元卻是無從知的。
  細打細算,離婚已經達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一個生活在繁華的省會,一個生活在偏僻的鄉土社會,這麼多的年年歲歲,人生的事該發生多少變故,怕是連往日以為終生不變的東西,比如相愛過的思念,都已不是原有的滋味。起初,分手後的年把,彼此相互關心的書信,還通過漫漫郵途,鴻雁似的來往著。繼爾信就逐漸少了,內容和文字也漸次空洞短缺。後來就終於斷了,應驗了一個詩人的兩句短詩:一旦分手,即屬遙遠。究竟從哪兒斷了書信,誰先斷的,什麼緣故,如今他再也回憶不起。只記得沒有了她的書信,他就像少了一本用過了多少年的舊書,並不怎麼傷感,反而覺得,接不到來信,也免得回信,倒是一件省心之事。後來,無意間在一日午時,接到郵差半月一次送來的一打報紙時,讀到一篇題為《真正女強人》的長篇通訊,方知她離異回到省城,從一個餛飩小攤起家,發成了著名的亞細亞大街的女老闆,便對接不到她的來信更加釋然。既然她已成為一個鳳毛鱗角的商人,也就更加沒有必要書信來往了。俗語民諺叫: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那時候,張老師對這話的體味,實在是滿懷了激情的深刻,孰料兩個月之前,她忽然寄來一封快件,問他日子可好,她想回來看看,走走,歇歇,給母親和兒子的墳上添一把黃土。他回信說,難得你還記著張家營子。還寫了一些禮儀上的客套,如歡迎之類,誰知她接到信後,竟果真來了。於是,他把準備動身的行李收拾到一邊,陪了她五天傷感的走東串西。原以為她舊地重遊,不過三朝兩日罷了,可至今已經五天,她還沒有說哪天回去。這使張老師十分惶惑起來,和洛陽那邊的戶主說定,三日前要趕到那兒,為人家的兒子開課,盡人家的家庭教師之職。至今,婭梅卻沒有要走的跡象。而且她是知道,他是必須按時趕去才是。
  委實是不知該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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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不想回省會了你該咋辦?」
  見面初始,她這樣問他時候,臉上浮著一層紅暈,在村頭的陽光裡,宛若染了一棵柿樹的紅葉,仔細去瞅,也能看出一層兒真誠。他知道那只不過是心血來潮的意念而已。然若真的留下,那又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最為大眾的說法是:好馬不吃回頭草。依著她外柔內剛的性子,她是斷然不會如三十餘年前,迫不得已來這伏牛山坡裡上山下鄉。更不會如二十餘年前一樣,為了情愛,甘願放棄省會鄭州,而寄籍於這窮鄉僻壤的張家營子。說起來,離婚達十五年之久,她肯千里迢迢,火車、汽車、拖拉機地一路顛蕩,來這兒看你已經不錯,難道你還有別的奢望?就是她果真風塵僕僕,為了清靜再一次投奔鄉里,你就肯放棄你在洛陽的努力?午時的陽光又紅又亮。早上吃了一點殘食的黃黃,臥在日光中,至今不見動彈一下。它也實在夠老了,天元到洛陽時候,讓鄰人代他餵養,不知何故,曾大病一場,以為它走完了自己命運的旅程,誰知天元回來,病又輕了,及至見到十五年前的女主人婭梅,雖是瘤子、瞎子,卻也又能在院裡晃動。婭梅撫摸它的時候,婭梅哭了,黃黃也流了眼淚。它的老弱,總給人一種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的感覺。叫人想到,人的命運,如同狗是一樣,有誰能主宰了自己未來?倘若天元還在老君廟小學教書,怕這時正好是老掛鐘的時針、分針合二為一時候。十二點下課的鐵片兒鐘聲,該悠然當當地迴盪在山梁的田野和溝壑之間。可惜他已不再教書達一年半之久,甚或更多一些日月。老君廟小學,也最終因為他的辭職,孩娃們不得不轉學到小李村小學。究竟根梢,這一些人生的變故,大約都與房子和情愛有關。社會的發展,時局的變化,在這山裡人家的日常裡,並看不到所謂一日千里、欣欣向榮的景象。可離開張家營子,到三五十里外的公路沿線地帶,那兒的村村落落,的確是不能與往時同日而語。
  當年極其貧窮的劉家洞,曾經有不少靠賣女兒養家餬口的住戶。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政府把改革和開放四個有民族決定意義的漢字宣傳得何等深入人心,可劉家洞人逃荒要飯卻是相當平常。然到了八十年代末,大約是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年,忽然從洛陽修來的一條公路自天而降。憑藉著這條公路對交通的首先改變,劉家澗便開始經起商來,村名由澗字改為街字,繼而根據政府對管轄區域的調整,街字也變為鎮字。到了前年,也就是二○○三年,由於本地區特大鉬礦的發現,和陸渾水庫旅遊區的進一步開發,行政區域的再次調整,劉鎮終於被政府規劃為一個新的縣份。縣城紮在劉鎮,縣名就叫劉縣,城名便叫劉城了。而劉城也是不負眾望,發展之神速,頗含當年國家開發深圳、珠海特區的味道。轉眼之間,不僅高樓大廈鱗次起來,就連三星級賓館,也應著旅遊業的需要,於去年夏天,聳立在了三面環山,一面迎水的劉城東郊。據說這座鉬礦,全部投資,都由經濟可與美國和西歐抗衡的日本承擔。又據說劉城將有一華僑巨富,投資一個價值五億美元的牡丹大酒樓、牡丹跑馬場、牡丹大賭場。是否會有牡丹妓院出現,據說也在提議、否定,否定、提議的反覆之中。當然,這些傳聞是否屬實,還亦未可知。但劉城如亞細亞大街一樣的崛起,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一道從洛陽伸來的雙軌鐵路,要穿城而過,且眼下的大批民工,都已開始放炮挖山,開鑿隧道,卻也是鐵的事實。相反的,數十年前,張家營人買東賣西,下鄉上山的省會知青,要聚餐一次的簡單酒宴,也必須跑幾十里的老鎮子,卻是不得已地冷落、淪落。除了本鎮和鄰村人去買些油鹽醬醋,趕集是再也沒人往老鎮上去了。同等的距離;誰不願往相反方向的劉城去呢?加之去往劉城,固定有一日幾趟的柴油拖拉機和簡易汽車,來往接送著山樑上的人們。山梁以外,實在是天翻地覆了。
  可是,這老虎樑上的人家,日子卻依然得很,除了家家最終都住進了新磚新瓦的房舍,姑娘們也穿裙子,小伙們也聽流行歌曲以外,著實找不到一些根本的變化。而這一些所謂變化,也晚了人家三五十年之久,皮毛得不能再皮毛。說起房子,這也是變化的象徵,歷朝歷代的繁華落後,民間百姓的富裕貧窮,倒首先體現在房舍。那時候,婭梅和天元憑藉著教書的固定月薪,蓋起了張家營子有史以來的第一座瓦房。現在去看,那瓦房不僅低矮土氣,粗糙簡陋,還有些不堪入目。然在當時,卻贏得了全村人的驚羨。在方圓數十里內,是除了他們,連村黨支部書記家,也還不敢妄想三年兩載住進瓦房裡去。社會終歸是在變著,到全村人都從土瓦房演變到青磚瓦捨,甚或有的人家,直接從草房,過渡到小樓裡去的時候,張老師才忽然發現這土瓦房已經不能住了。
  漏雨了。
  這麼多年月,村裡的新房一幢幢樹立起來,張老師也不是沒有感觸。這一點母親終日在正堂桌上,看得最為清白。一方面因為梅的離去,使他對日子頗感心灰意懶,不願從房舍上重振人生之旗鼓,將將就就,能過也就行了。另一方面,大半生民辦教師的生涯,儘管工資一再升級,他已是全縣民辦教師中工資最高的一位,但拿這筆工資,到劉城或洛陽吃頓便飯可以,要想以此有所積存,翻蓋一座不落鄉間時式的新房,那又談何容易!可是,老房子已是盡心盡力,耗盡了木瓦之能。風風雨雨幾十年過後,連房脊上的一棵小榆樹,旱了死去,澇了活來,也都從一棵眼瞅不見的芽兒,變成了拇指粗的一棵小樹,它哪兒還能在歲月中支撐下去。終於,在去年的一場連陰雨中,一根椽子斷了,屋裡淋成一片汪洋。到了再也不能不翻修或者新蓋的地步。翻修是毫無意義,如同補釘一件上百年前時興的長袍大褂。而要新蓋,錢又從何而來?
  不得不於前年,辭掉了小學的教師,憑借《歡樂家園》的出版所得來的點滴聲譽,到洛陽健康新世紀娛樂公司,做了老闆家的家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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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婭梅的來到,已經誤了他四五天的起程。吃飯的桌上,懷舊的路上,她時不時地問他:
  「你入城的手續辦好了?」
  「全好了。」
  「決心離開張家營子?」
  「最少離開幾年。」
  「為了錢?」
  「不全是。」
  「還為啥?」
  「說不清,你那時候返城能說是為錢?」
  「不能。可我要留下你還走不走?」
  「你不會。」
  「要會呢?」
  「要會……那你又何必當初呢?所以你不會。」
  總是這麼叮叮噹噹幾句,當他逼她把話說到決斷的時候,她便悄默不言,不是把目光擱在高遠的天空之上,就是擱到屋裡桌上母親的牌位上。春夏之交的太陽,暖起來引人入睡,明明晃晃的鏡子一樣照在身上。張老師有些瞌睡。昨夜兒,他被另一個女人的情愛所亂,弄得一夜未眠,今兒醒來,已臨近午時。不消說,她也是一夜未睡,要不她會早早起來燒飯,如十五年前一夜。她回來五天,已經燒過兩次早飯。可是今天她沒起。眼下,午飯他都燒好了。午飯照她所說,燒的是酸漿麵條,煮了黃豆,炸了辣椒。十五年前她身為張家營人的媳婦,愛吃酸漿麵條,是鄉村的境況裡,只有這樣好吃。十五年後,要他到五里外的做豆腐人家舀來半桶酸漿,怕僅僅是為了換換省會華貴的口味罷了。酸漿麵條蓋在火上。前些天,她向是準時十二點回來吃飯。可今兒,她就是同他一樣一夜未睡,想必這時候也該醒了。母親說,貓兒你去叫她回來吃飯。他在門口的日光中慵懶不動,說一會她會回的。母親說飯時你們好好說說,別爭別吵。他說她沒說她一定要留下不走,母親說也許她要變的,我去喚她回來。張老師終於似睡非睡地合了眼皮,迷迷糊糊之間,感到一條影兒從眼前晃了過去,如同一隻飛鳥的影子,從他曬暖的臉上一掠而過。他想到,是母親去了老宅的三間舊屋。
  婭梅回來,一直住在老宅。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畢竟半生夫妻,無論何因何故,到頭來都還沒有組成新家,如若二人都住在新房,不消說遭人舌議;就是自己,雖不會有什麼激動不已的事情,不會讓情感汪汪洋洋,滿山遍野得鋪天蓋地,但你說不會有控制不了的事情,卻是誰都不可料斷。說到底是曾經和和諧諧夫妻了一場。而另一方面,老房是婭梅節衣縮食的財產,到這新的世紀之初,雖房子頗像三間草房,又沒有偉人住過草房的紀念意義,卻也畢竟在那三間屋裡,庫存了她這一生最好的韶光,最值回味的日子。母親到了這屋裡時候,婭梅已經醒來,透過睡亂的頭髮,正看那午時的日光,在柳條窗上跳來跳去,舞步輕柔如一條綢帶在窗上隨風起落。她眼睛半睜半閉,正看那省會舞台上的古典舞步似的陽光的時候,她聽見母親說梅子,天元把飯燒好了,你愛吃的酸漿麵條。她渾身一個驚怔,抬起頭來,看到的是滿屋子空空蕩蕩,除了當初掛全家福照片的釘子還蒼繩一樣落在牆上,這屋裡留下的就僅有她那滿是塵灰的記憶了。她扒開枕頭,看看手錶,時針分針,正好合二為一。沒料到,在這屋裡竟能睡到中午十二點,委實在十餘年來,尚數首次。她撩了一把頭髮,毅然地從床上坐將起來,動作之快,彷彿因為遲起,誤了她一樣事情,彷彿再慢下一步,她的一個決斷,就無法再告訴天元。
  她不走了。她決計不再走了。五十歲的年齡使她最終明白,省會那兒除了有她的大筆存款和一筆固定的巨額進項,剩餘的,大凡人所之需,都還在張家營子。她要去告訴天元,說我不走了,你也留下吧,我們今晚就合住在一塊。如同那年她從省會過年回來,在檯子地的一夜一樣。省會的那個世界,說到底不是她的情感所寄,以為十五年的奮鬥歷程,是她人生的一段華彩篇章,可到這張家營子一看,方知她人生最大的破綻,也正在這十五年之間,也正在鄭州的亞細亞大街之上。終於明瞭那樣一個如輪子無休無止旋轉著的世界,軸心並不是自己和自己一樣的人,而是唐豹,和豹子一樣的人。可是,她又總是拿不定主意,該不該把她在鄭州那些人生破綻告訴天元。也許說了,他會感到噁心。如若不說,她又怕有一天天元知道,會導致一場更大的淒慘。然而,她卻不知,她在省會的一切作為,天元通過母親的雙眼,已經看得十分明了。就是她第二次婚姻的失敗,連她在四十多歲奇跡般地重新懷孕,又生下一個男嬰的小屍,母親也已見了多次,想母親哪能不告訴自己的兒子,無非做兒子不敢相信,母親所說都是實情而已。她畢竟是死過十年的人,所言所為,哪能讓活人百分之百的信以為真呢。
  於是,自己不親口說了這些,他天元又如何肯相信你婭梅是決計真的打算回到鄉土社會裡來?在張家營子,伴著亡母、亡兒還有黃黃了此一生呢?如此地思前想後,婭梅猛然折身坐起,穿衣時手卻緩緩慢慢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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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婭梅不會知道,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被母親拾在眼裡。不會知道,她與人再婚時候,婆母的亡靈,曾在一天夜裡,追星趕月地飛往省會,到亞細亞大街的亞細亞酒樓找到了她。那時候她正睡著,那個她在郊區碧沙崗找到的男人躺在她的身邊。三天之後,他們將在亞細亞大街舉行震動半個省會的豪華婚禮。夜深了,他說他想睡這,她就讓他睡在了酒樓。突然到來的愛情,火炭一樣烤得她渾身酥軟,精疲力竭。她原沒想到,他對床上的事情,竟那麼諳熟通達。他小她十歲,是省會一家大廠的工會主席,酷愛繪畫藝術,曾經有畫冊出版。當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他給出版社拉了大量廣告。那些作品,放在書店的書架上,無人問津也很正常。人們不需要關心這些事情。然若作者拿著這些東西送人,對方便會對那些作品津津樂道,對作者起敬而肅然。梅是在日蝕以後看見他的,他原來就在碧沙崗一角坐著,面前放了寫生的畫架。在漸次退去日蝕的黑色之後,正是午時十二點整,陽光燦爛純淨,市內響起了一陣陣雀躍的呼喚。這時候,他朝她走了過來。他說你是亞細亞酒樓的李經理?她說我是李婭梅。他說我每個星期天都在這兒等你。他們便如此認識了。他對她的癡情使她受寵若驚。他把他的畫冊送她的時候,她翻著那些碧沙崗的風景素描,雖說不出好在哪兒,可也說不出不好在哪兒,只是油墨的香味,一頁一頁地在她面前風風雨雨。她想到了她與天元合寫的《歡樂家園》,被一場大火化為淡白的灰燼。等第二次將近完稿時候,早已時過境遷,社會上正開展一場前所未有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省裡的出版社被一刀砍了,出版計劃自然擱淺。拿著那本中國畫的畫冊,她雖然沒有表現出對情人才華的驚訝,但她小心翼翼地將畫冊收藏起來,事實上已被人家所征服。床上的事情,一旦如火如茶,不消說誰都顧不了對那些技巧來源的追尋,只渴望他們真的置身於沙漠之中,世界在他們面前驟然消失,只留下赤裸裸兩條身子,緊緊廝連,分他們不開。可一旦過去了情慾的風雨,男的獲得了一種滿足,安安然然睡得香熟,女的便要睜著雙眼,要麼望著空洞的人生,去刨根問底地思索那些陌生的快活,到底是什麼一個源頭;要麼,蒙著那暖暖和和的被子,回味剛剛過去那一瞬間的享受,盡可能拉住那快活的尾巴,長時間的讓快活留在身邊。那一年婭梅已經四十四歲,太陽月亮、冷冷熱熱,實在經過了太多太多。去回憶剛剛過去的一場風雨,一是被他點燃的慾火燒得口乾舌燥;二是對他於床第之事的通達不寒而慄。於是,她一夜睜著雙眼,死死盯著頭頂的藍色吊燈。至天亮時分,她想睡了,婆母忽地飄然而至,坐在她的身邊。深秋的天氣,婆母的臉被凍成一種紫青。她說天元好吧?她說他還在教書。她說他成家沒有?婆說他死也不成家了。這時刻,便有兩行熱淚,秋風落葉一樣淒然而下。婆母去她臉上擦了一把眼淚,繞床走了半圈,望著睡熟的男人。
  她說:「就是他吧?」
  梅說:「是他。」
  她說:「這人面色陰沉,心裡藏有東西。」
  梅說:「他人不壞,我們認識了二年。」
  她說:「你要小心,不能和他結婚。」
  說完這些,她便起程回家,說趕至天亮以前,還要回到張家營去。梅讓她拿些錢去,她說天元不要,她和孫子強強又用不了這邊的錢。又問些強強的日常情況,她又說滿好,讀書識字去了,說奶孫倆在那邊相依為命,日子順順當當。送她下樓時候,婭梅左看右看,想讓婆婆捎上一樣東西,婆婆卻說,你這些東西,都是那男人看上了的,如何也不肯拿上一件。第二天,婭梅從床上醒來,那人已經洗涮一畢。西裝領帶,齊齊整整,立在窗前,正朝亞細亞大街出神。臨冬的清風,從半開的窗戶蜂擁而至,屋裡牆上他精心畫的碧沙崗國畫,在微微動著,極如響過的琴弦在最後顫抖。他看她醒了,慌忙關上窗戶,過來坐在昨晚婆婆坐過的地方,說婭梅,你可真不容易,一個女人家混到有這份家產。
  她說:「結完婚這些都歸你管吧。」
  他說:「可以幫你一些,但我想自己辦一家康華文化公司。」
  她說:「要辦也成,需要多少錢我都給你。」
  他說:「你的錢我一分不要,我是敬重你的人品才情,不是看上了你是亞細亞大街的名富。」
  這樣說的時候,他一臉平靜,表情如是一湖不見風雨的清水。於是,她想到婆婆畢竟是死去的人,如何能洞悉了活人之心?既然他能在這樣充斥金錢的社會裡,十餘年地堅持每個星期天都到碧沙崗寫生畫畫,那當然是與常人有著不同之處。當今之世,錢的地位高尚無比,不論搞政治還是搞實業,離開金錢確實寸步難行。回憶入城以後,所親歷的那些人和事情,又有哪個哪件,不是以金錢做為唯一的價值標準?床上的事情,夜晚如何胡思亂想都在情理之中,若一旦窗前有了白亮,再去追憶思索,便都顯得無聊低俗。既然他不是那種人生途中,一味追尋金錢的平民百姓,脈管裡、氣質上,不能說流動的和內在的是一個畫家的血液和力量,可也到底是一位對藝術、人生、愛情孜孜不倦地追尋著的人。比起來,儘管和唐豹的形貌不能共論,實在說他又瘦又小,猛地看去,甚或有些醜陋,可在社會中表現的人格,卻是唐豹騎上快馬,也是追趕不上的。
  也許和他結婚,也正是自己的歸宿?誰知道呢,是與不是,都不得而知,事已至此,自己既不是風華年少女子,有年齡為本錢去探險另一個人是否純正,又不是放蕩不羈,或灑脫解放的女人,坐在時代班車的前面或者正中,快快活活的人生,便是人世的目的,那怕快活一次,也感到是人生的莫大收穫。年紀已過了不惑中年,卻又做了這樣合床的暗事,那就只好結婚算了,何況二年交往,絲毫沒有覺察人家對你手裡的款項,有貓之於鼠的偏好,又如何能料斷人家就是那種心裡陰暗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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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近時,婭梅才終於知道,男人所謂的工會主席,是很久以前曾經有過的事情。在工會的年月,他並沒有去認真做工會事情。那時期的國家與民族,正被對興旺與發達的渴盼,弄得暈頭暈腦。而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家幹部,自恃清高和權力,對經濟問題,大多有一套自己的不實用見解。一方面別人給他請客送禮,他絕然不會不接,不會不參加當時人民幣為千元一桌的上等宴席。另一方面,讀書不多,對金錢本身愛到赤裸裸的田地,手裡同樣有各式各樣權力的幹部,借助著西方發達國家對金錢的一些論述,建立了一套十分流行的理論,為自己掙錢鳴鑼開道。加上深圳、珠海、廣州等地的一些經驗點撥,便先行一步跳進了經濟大海,利用國家對商品經濟還不十分明了之機,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大作文章,終於飽了私囊。儘管曾經有一時期,對所謂的官倒,實行過籠統的制裁。但這一被西方人嘲笑再三的運動,最終應了法不責眾的千古民諺,而收效極微。到了後來,被經濟形勢所迫,政府不僅鼓勵自己的公務人員下海經商,甚或採取一些措施,逼迫他們到經濟一線時候,那些素養不高之徒,對金錢的認識,也正是捷足先登,一邁便畸形地邁到了西方國家的境界。另一些人,走著中國文人的悠閒腳步,說起金錢,有一套又一套的理論把戲,可真的付諸實施,卻又書生氣十足,不肯丟了中國文人所謂的面子,待到了最終明瞭時候,不知已時過境遷了多少年月。那些不能書信的文盲,做起文化生意來,可以把中國書市辦到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美國的唐人街等地,而自譽為是文化人的知識分子,卻是連一本掛歷也賣不出去。但是,儘管他們有過自費或嫁禍於他人、謀利於別人的出書、出集、出冊的歷史,自己也知道那些出版物毫無藝術可言,無非於拿一冊出版的物品,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然後再去蒙騙一下那些對文化還藏著敬仰的商人罷了。反過來說,仰仗著文化的修養,去導演一些當時時勢下滿目皆是的騙局,卻使你不到頭破血流之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清醒過來他是戲劇導演。
  與婭梅再婚的男人,正是這樣的一位。
  料不到的事情,是婭梅在四十多歲的年齡上,一不小心又懷了身孕。原以為這個年齡不會懷孕,加上採取了嚴密的避孕措施。然而最終,醫生還是告訴她身體不適是因為有了身孕。她被這一診斷弄得又驚又喜,從醫院回去,整整三天不知所措。想要下孩子,又怕在後半生受孩子所累。不要孩子,又怕再過些年月,人至老壽,從風風火火的商業上退將下來,孤獨無靠,會對死去的強強產生無盡的思念。男人到武漢辦理他的康華文化公司業務去了,苦苦等了半月,男人回來,一人臥室,婭梅說我懷孕了,原來還以為是我有了胃病。那時候男人正在洗臉,她把毛巾遞給他。他接過毛巾,僵了一會,也不去擦臉,任臉上的熱水嘩嘩啦啦,一地響聲。他說:「婭梅,你別開這種玩笑。」
  她說:「真的,醫生說的。」
  他說:「這不可能,每次我都小心再三。」
  她把市第一人民醫院診斷證明給他。
  他看了一眼那診斷單兒,臉上的呆怔漸漸成了淺青,如同黑夜裡的一張天空,既闊大,又深邃。草草擦了臉上的熱水,將毛巾搭在洗刷間的鉤上,出來望著婭梅那張半是喜悅、半是迷惘的臉。他說:
  「你打算咋辦?」
  「爭取爭取你的意見。」
  「拿掉。」
  也是真的要爭取爭取他的意見,願不願做父親是人家的一種權力。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從南方刮向北方,從大都市刮向中等城市的一股風是:年輕人不願結婚的比例和離婚的比例直線上升,而結了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是與日劇增,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不結婚不要孩子已經成為一種時尚,而且人家都是風華正茂之時,更不要說自己到了這不宜生育的年齡,自然不要也有不要的許多益處。可是,就在亞細亞後街自己購置的平房屋裡,她藉著窗光燈光,看見男人說拿掉二字的時候,臉上是斬釘截鐵的顏色,不給人有絲毫商量的餘地。就在這一瞬之間,婭梅看見男人目細鼻小,嘴巴偏大,後影因他單瘦利索,還見幾分瀟灑,前面溫和時候,常有笑意浮著,說起來五官不算勻稱,引不起人們多大好感,但因為那笑,也就引不起了多大反感。可是,在他半是溫怒時候,那笑便煙消雲散,只剩下五官的醜陋畫在臉上。也不知他徹底惱怒時候是什麼模樣。同天元一塊生活的十餘年裡,她受天元敬重慣了,這時候,哪能受得了他這樣橫眉冷對的斷然拒絕。就在這兩眼相望之間,她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一定要實實在在成為人母。
  她說:「我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了,你願怎樣就怎樣吧。」
  男人是二話沒說,拿上他的衣服,出門到他的康華文化公司去了。那時候,他的文化公司,主要經營名人字畫和文物古董,半是櫃檯上的生意,半是關門的生意,連有些文物、古董的來源出價,婭梅也不知道。雖才開張不到半年,分公司已經辦到外省外市。說起來從手無分文起家,生意卻鬧得很大,在同行中已站穩腳跟,自然也不把婭梅的強硬放在心上。然而,他這一摔手而去,一場悲劇便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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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是說不回家便不回的,態度的強硬大出婭梅所料,這種作派和他婚前的百依百順,簡直判若兩人。就是婚後他著手操辦康華公司那一階段,也還是對她體貼入微,早上起床,不等婭梅睡醒,洗臉水倒進了盆裡,牙膏擠在牙刷的毛上。出門時,不是在她臉上親吻一下,就是在床頭留下一個紙條,寫上令人肉麻的親愛的什麼什麼,其親熱程度,總使婭梅感到一種做作,似乎是一種佯裝,或者是從西方影視節目中學的一套而已。然而話又說回來,這樣的年紀,審慎再三地組織家庭,對家庭裡的一切,自然比常人敏感,生怕困了隻言片語,而在夫妻之間投下陰影,也就由他親暱罷了,看他到底能持續多久。這樣一方面細心觀察,一方面又自得其樂地沉溺於情愛之中,到他終於辦好康華文化公司的一切經營手續以後,有天夜裡,他突然在她耳邊長噓短歎,問說為了什麼,他說不為什麼,說不為什麼有啥兒值得感歎。這樣再三逼問,他才說銀行不給貸款,公司無法營業。
  「需要多少資金?」
  「反正我不用亞細亞酒樓資助。」
  「你這樣是沒有把我當成你的妻子。」
  「我不能讓人議論我娶你是為了你的錢。」
  「只要我不這樣以為,你怕別人幹啥。」
  這樣說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場狂風暴雨的親熱。最後問他到底需要多少錢時,他說這哪能說得清楚,不說需要庫存一些名貴商品,就是營業廳的櫃檯,現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畫,還有四分之三都還空著,要想開張,至少得把櫃檯擺滿。於是,婭梅便說,我明天去給出納交待一聲,需要多少錢,你去她那取,再不夠,讓她去銀行調款。這時候的亞細亞酒樓,也是家大業大,日進日出萬元以上便屬於生意蕭條,遇到政府有大的會議在酒樓吃飯,一天營業額高達三萬五萬,也都顯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帳上取錢,自然是一路綠燈。有時候,人家壓根不出面兒,只一個電話,出納便從銀行取出幾萬元存款現金,用皮兜裝上送到康華公司裡去。等終於到了公司又一個營業樓開張那天,婭梅去字號為京古齋的營業廳致喜,推開旋轉綵燈的豪華門進去,頓時驚愕不已了。不說櫃檯裡的字畫、碑文帖、有關出版物及筆墨紙硯,各類齊全,就連南陽的高級玉器、洛陽的唐三彩、禹州鈞瓷和景德鎮的一些仿宮廷瓷器,都整整擺了兩間屋子。標價最貴的一件青玉龍雕,價錢高達三萬五千多元。從這個數目去看,進價少說也在一萬五千元以上。當然,經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買賣,賠不起也賺不起。無論價錢高低,是商品都有賺的可能。想不到的是,營業廳裡,櫃檯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櫃檯內的,又鋪了針織地毯,牆上貼了豪華壁紙不說,且還掛了一圈從日本進口的跳動壁燈。整個兒的氣派,不要說顧客來這兒購買物品,就是隨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來恭賀開張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會名流,省內的畫家、書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筆書法協會的主席、豫劇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還有省委宣傳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長、文化廳長等等,都到廳內致賀,都在門口的簽到冊上用毛筆簽字。說起來,到這兒的倒數婭梅最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經十三天沒有回家,也沒有給她打過一個電話。這一會他立在門口,一一接待各位來賓,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婭梅終於明白自己委實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訪的君主,錯當做了普通百姓。
  實際上,這時候的婭梅,再也不是初回省會賣餛飩的攤主。亞細亞大酒樓的成功,增長了許多的人生閱歷。對於這樣的社會名流,她實在見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場合,說出他們的名字,動地搖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亞細亞酒樓,他們自己為拿不起一桌飯錢時候,那種窘像,婭梅是每月都要見到。所謂的作家、藝術家,實則是個徒有虛名的稱謂罷了。經理、老闆、董事長,才是這個社會的主人。作家、藝術家只是一個時代的點綴。任何人都不會在商品面前為他們的出現感到驚訝。使婭梅驚訝的是,丈夫貌不驚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內,辦成一個康華公司,而且有這麼大的經營氣派。她不為他有這樣膽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間,依著一個歷經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亞細亞酒樓的動搖。她沒有從男人面前過去,她從側門走進營業廳,在人群中夾雜著瀏覽一遍,站到了玉器櫃檯前,向營業小姐問了幾樣玉器裝飾品的價格,又問了這大廳一共投資多少金額,聘請她們每月給多少月薪,最後問她們是否吃住都在公司。營業小姐盡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後她問,你們經理還每夜住在京古齋看門嗎?
  現在回想起來,那位營業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慍,是一種淺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無禮地砰砰敲門,打開一看,門前站的卻是查戶口的戶籍警。她不說話,只是看著婭梅的一張平平靜靜的瘦臉,日日常常的裝飾,那臉上分明寫了你不該打聽這些的慍怒。婭梅沒有再說什麼,依照經營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張一百元的大票,從玻璃櫃檯上推將過去,說我是你們經理的妻子,亞細亞酒樓的老闆。聽了這話,營業小姐臉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錢收進口袋,動作之快,似乎不是為了那五百塊的小費,而是怕有人看見她們這筆買賣。接下,營業小姐一手拿著一樣玉器,很像在向顧客介紹商品,一面說她的經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廈包了一個房間,十二樓,一二○四號房,電話號碼是9194677。
  婭梅問:「他說過他家裡的事情沒?」
  小姐答:「誰都不知道他是結過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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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向兒子述說這些情況,是那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天氣冷到不能再冷。張家營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凍裂開了一條大縫。天元從學校回來,沒有燒飯,獨自在屋裡坐了一陣,便上床圍了被子。油燈光昏黃一片,在屋裡是泥土的顏色。他一邊依著床頭,腳蹬著床頭的黃黃取暖,一邊望著腳頭牆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淺黑淡淡,一動不動,憂傷而又僵呆,倒很像了這些年他日子的一種寫照。算起來也就幾年時間,兒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親因此一病再病,最終於那年春上告離人世。好端端一個三鄰五村,人人稱羨的家庭,在眨眼之間,便妻離子散,飄零凋散了。剩下他與老年的黃黃,相依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敗的圖景,光景的苦難艱澀,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終歸死了,去的終歸去了,活的,終歸還要在張家營活著。每逢這樣寒冷的天氣,他便隨意給黃黃弄點吃食,自己餓著肚子,也懶得去生火燒飯,圍著被子,望著影,想想流水歲月,飄零人生,也不失為是一種苦難的享受。待想到久時,母親便會從那邊回來給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兒子帶回,讓他望上一眼。那時,母親總是說,貓兒,你再成個家吧,找個女人燒燒飯也好。婭梅她都結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著兒子的頭。兒子的頭髮同離開這個世界時一樣光滑油亮。他說:
  「她不會的,她和別人過不好日子。」
  母親說我眼看著她和人家舉行婚禮,那儀式和張家營子壓根沒有一樣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擺了五十四桌,亞細亞的酒樓不夠,又包了一家叫白雲賓館的大廳。凡參加婚禮的人,每個人送了一個紅包,最不濟的,裡邊也包著二百塊錢,每個紅紙包上都寫著他們的名字,包一千塊錢的,少說也有三個五個。有個叫唐豹的人,紅包裡竟有五千塊錢,聽說那人是星光大商場老闆,曾經喜歡過婭梅,可婭梅看不上他,找了這個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個畫家兼商人。其餘別的,都是亞細亞大街的老闆、經理、醫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稅務、銀行、衛生、公安等部門掌事的人。人家說婭梅為這場婚禮花了一大筆錢,給每個男客點煙時,都送一個火機,每個火機都是三百塊錢。給每個女客遞的糖裡,都有一個白珠子,還有……天元便不想再聽下去,從床頭取出那張《真正女強人》的報紙,讀上,遍半遮,用被子蒙頭睡了。他睡了,母親便坐在他的床邊,嘮嘮叨叨,喋喋不休,千遍萬遍地求他再找一個女人,不要為婭梅死心眼兒。這種勸告幾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時候,母親便如期而至,來說一些婭梅新的情況,說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難處。總之,都是為了勸他結婚,直弄到滿山遍野都是母親的影子,滿山遍野都是母親的勸誡,天元也就終於打算,再組織一個新的家庭。說到底,後半世還人生漫漫,心也不能總是掛著離去的婭梅。
  母親托了村長給天元張羅媳婦。比起來,張家營人當數村長見多識廣,接觸人多。熟識的人中,又多是鄉土社會裡一些上層人物。那些一輩子在山樑上爬著種地的人,無論怎樣,也進不了村長的親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縣裡召開的三級幹部會上,村長認識了三十里外趙梁村的副村長。副村長是全縣很有名望的基層幹部,丈夫死了,留下一個女兒,小天元幾歲。由於她是村長,又有名望,對再婚的事自然是很為挑剔,不說再找一個如前夫那樣的劉城有權有勢的幹部,可也不能找一個地地道道,又不會做生意賺錢的農民。這樣的條件,這樣的環境,在鄉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籃打水。到了村長向她介紹天元的情況時,她便欣然應諾。村長回來給天元說了,天元說讓我想想。
  「沒什麼好想」,村長說,「就這樣定了。」
  「我還沒見到她的人樣。」
  「我替你見了你還不信我村長?」
  「我總得摸摸她的脾氣,能不能合來。」
  「是個女人,哪有合不來的道理。」
  「結婚過日子,這是大事。」
  「我已經答應了,見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長……」
  「難道我村長還做不了這個主?」
  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長說一不二的態度,使你感到又親近又無可選擇。這當然不能說是包辦,但是村長說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見面那天太陽很好,她扯著她四歲的女兒,在他家前後看了一遍,最後坐到屋裡時候,臉上有一層紅光,說我看你還是和我到趙梁教書吧,那邊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長,說話辦事都方便。她說村長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長一死,我就當村長了。當了村長,我把趙梁小學的校長換下來,由你當校長,三朝兩日,憑著我在縣裡的關係,給你轉個正式教師不是問題。
  他說:「你不想嫁到張家營來?」
  她說:「張家營能讓我當村長?」
  他說:「難道非當村長不可?」
  她說你這話成了笑話,能當村長我不當村長幹啥兒。由此也就知道,儘管社會急劇變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為錢才是時代的正宗。可在北方農村,村長這個政府最為基層的代理,卻對人還有極大的引誘。不過,能當上村長,自然和經濟的寬余總是有著分不開的關係。大凡說來,北方農村的村長家裡,日子總比百姓家裡好出許多。這一點天元也是知道。不過天元由於長期和婭梅生活形成的習慣,頗像一池有魚有蝦的清水,並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龍騰起。或說,他怕把日子的平靜清潔,攪得渾渾濁濁。副村長的女兒,說話、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農民不同,天元見了,隨即便生出一顆愛心。他摸著孩子的頭說,你嫁過來,也到老君廟小學教書,我們過安安靜靜的日子,可以好好培養培養女兒,我不喜歡鄉村幹部終日風風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輩人說地主老財似的。女人冷冷地笑笑,說: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麼人都有。你一個保姆樣教學生娃兒的民辦教師,竟還瞧不起我們村長。」

《最後一名女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