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去世之後，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為繁忙，後來是因為遠行。
爸爸、媽媽很想能經常見到我，卻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麼。對於我寫了什麼書，走了什麼路，怎麼做了院長，又怎麼辭職，他們都不清楚。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中華文明，我不僅要走完中國古路，還要摸遍世界廢墟。但是，那數萬公里，卻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國際間沒有另一個人文教授走通。這個紀錄，要由我來打破了。
那一次，我準備出發去考察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古文明遺址，目的是與中華文明進行全方位深度對比。因此，決定不乘飛機，只駕吉普貼地而行。這當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長路，馬蘭捫著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圖，最後一撩長髮說：「那就必須與爸爸、媽媽做一次隆重告別。」
到了爸爸、媽媽那裡，只是出神地看著他們，什麼也不說。誰知，媽媽向馬蘭招手，把她引進了臥室。
媽媽對馬蘭說：「今天我要送你一個好東西。」說著，打開了一個綢布包，取出一雙精緻的繡花嬰兒鞋。
「這是秋雨出生下地後，穿的第一雙鞋，你收著。」媽媽說。
馬蘭立即激動起來，說：「媽，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雙肉團團的小腳，走遍了全中國，還想走遍全世界！」
由於路越走越遠，越走越險，也就越來越不能告訴父母親，我去了哪裡，將去哪裡。
在中東和南亞的恐怖主義控制地區，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這生命是父母親給的。我心頭突然一慟：他們的東西丟失在他們從來沒聽說過的地方，這對他們很不公平。
馬蘭瞞著雙方老人，也陪著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積如山的廢墟，那些巨石貯留的輝煌，那些不知由來的恐怖，給這位典型的中國藝術家帶來了巨大的衝撞。每一次，她都會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經發生過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岡，前前後後看個究竟。更讓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藝術遺跡，雖然非常陌生，卻立即就能感知非常偉大。她聽到雄渾的晚禱聲，黯然淚下，一次次披上當地的白色長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長久站立，我曾為她拍下幾張照片。
記得在耶路撒冷一條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館裡，我們坐在一起，看著門外慌亂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鄭重地告訴她：「我對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變了。」
她說：「我的看法也變了，先聽你說。」
我說：「我出發的時候，只想對比中華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異。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臨著共同的大災難：恐怖主義、核競賽、地震海嘯、氣候暖化、大規模傳染病。美國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看不到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我現在完全明白，他錯了。」
馬蘭對這些問題並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歎氣了：「我們中國的多數文化人，連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不關心，更不要說全人類的大災難了。他們中不少人，只想給身邊的人製造點災難。」
「恰恰是，中國多數民眾喜歡觀賞別人的災難。這一點，魯迅說過，羅素也說過。」我說。
「那我們該怎麼辦？」她問。
「忍受小災難，呼喚大善良。喚不出還是喚。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說。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眾聽說我們這幾個中國人將要駕著吉普車繼續向東，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險的地區，不禁大吃一驚。他們斷定我們此行兇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開了一個「送別中國英雄」的音樂會。
馬蘭當時還覺得埃及朋友把我們說成「中國英雄」太誇張，可能是一種友情語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時候學的埃及民歌感謝他們。埃及樂手們毫無思想準備，愣了一下，隨即熟練地伴奏起來。
後來我們終於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別並非誇張。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幾個夥伴要在無法辦齊一切手續的情況下冒險進入伊拉克，此後全部行程的恐怖層級將大大提高。馬蘭未被允許進入，要坐車返回，我們夫妻倆在約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別。
我們早已感受到一路越來越不祥的氣氛，因此彼此不說話。她上車後，我繞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臉貼著窗，我的手掌從外面撥去窗上的塵沙，畫著，按著。
她後來告訴我，車開走後，她看我像一根木頭一樣在中東的曠野裡站著，一動不動。等到看不見了，她的手就從窗裡邊合著我剛剛留下的手掌印，很久。這兒的天氣已冷，車窗很涼，她只想，什麼時候，我的手掌印能夠重新回暖。
當天我日記上寫的是：「妻子，但願我們還能見面。」
但是，當她回到國內家裡，打開電視，聽到的是我們幾個在伊拉克失蹤的消息。
其實是伊拉克當局封死了我們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機，我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在到處亂竄。
她知道中東的局勢，判斷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門，不吃飯，不睡覺，不梳洗，成天趴在電視機前，面無人色，蓬頭散髮。直到我們找到大使館，報告我們還活著，她才大哭一場。
其實，比伊拉克更凶險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邊境地區。
在那裡工作了十幾年的外交官和記者都不敢去，他們都曾經無數次地來勸阻我們，特別是勸阻我。勸阻的理由很充分，因為當地的恐怖主義組織早已習慣通過綁架外國人質來索取贖金，包括一次次綁架中國人質。
但是，我為了更直觀地瞭解古代文明發祥地與當代恐怖主義的關係，並及時向全世界報道，還是壯膽進去了。
當無限輝煌全已淪於無限恐怖，我一路感受著人類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國學者，我聽到了張騫和司馬遷的遙遠笑聲。
終於活著回到了國內。
好幾個國家在第一時間翻譯了我每天傳回的考察日記，出版後極為轟動。我也想把一路的災難感受好好地告訴國人，完成一系列宏觀的文明比較。然而沒想到，國內正用一種濃縮的災難「歡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煙卻又遇到了剪徑的馬幫，這實在不可思議。但細細一想，還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來，我的漫長歷險，香港鳳凰衛視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觀眾追著看，大家都認識了我。隨之，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和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都邀請我去演講。這下，按照一種典型的「中國邏輯」，麻煩就來了。這種邏輯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歡迎，更由於我毫無官職。
那天，妻子挽著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揀回了好不容易沒有摔破的家傳舊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著。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側，讓我走裡側。但奇怪的是，每當走過書報攤時，她總是拽著我往前走，一連幾次都是這樣。我終於在一個書報攤前停住了，掃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為那裡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與我有關的盜版書，一堆又一堆，上面還都明目張膽地標著「首印五十萬冊」、「首印三十萬冊」。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沒找著。邊上還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卻從來沒聽到過的書，隨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說。在這些書的上面，掛著不少報刊，標題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殺手》、《藝術的敵人余秋雨》、《余秋雨為什麼不懺悔》、《剝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張地看著我，用故作輕鬆的語氣說：「中國文人對血腥的幻想，舉世無雙。」說著還是把我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