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個月都有幾次工作。剪輯單色畫，這個我自己做隻要三十分鐘就能完成瞭。不過我會留下塗色這一項讓江本幹。我們就這樣玩著插圖畫傢的遊戲。
那段時間我們眼裡看到的都是些什麼呢？雖然我們愁吃愁穿，可是並沒有因為擔心自己的未來而感到沉重。
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正在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吧，不過我們當時肯定認為以後的生活至少會比那個時候要好，雖然沒什麼依據，卻這樣堅信不疑。
什麼都沒做的時候，也就沒有什麼好恐懼的。
我們的生活裡沒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可是我們並不覺得生活很枯燥。
隻有得到某些東西的人才會感到乏味、恐懼。
“媽媽，我要跟單位裡的人去一趟九州，到時候到你那兒住。”
其實我現在基本沒有工作上的熟人或朋友，不過我跟在出版社工作的W正好是在兩人都鬱悶的時候認識的，結果兩人一拍即合。
我們剛認識不到兩周，W就邀我一起旅遊，而我也接受瞭。
其實W本來是打算跟他的女友一起去海外旅遊的，所以請瞭一周的假，結果前幾天他剛跟女友分手，現在隻剩下請的假瞭。可是W這個傢夥覺得跟我一起去海外旅遊有點不妥，於是決定開車繞九州一周。這個計劃讓人覺得有點破罐子破摔，而且很有所謂的男人味。
W雖然出生於橫濱，不過當銀行職員的父親曾經調到小倉的銀行工作過，所以他想去小倉看看，於是把這次旅行定位成“九州之旅”。
我正好也好久沒回福岡瞭，而且覺得這次不花錢的旅遊很有意思，於是決定跟W一起去。我跟W在一起做的是海外旅遊雜志方面的工作，我在這個雜志上寫專欄，不過我自己不但沒去過海外，就連護照都沒有。
我們從東京出發後，W的豐田海拉克斯就駛上瞭東名（東京和名古屋）高速公路。我沒有駕照，所以隻是選選歌，或者睡覺。來興致的時候會在副座上跟W東侃西侃一番。就當我們馬不停蹄地趕到廣島那一帶時，高速公路竟然全面停止通車瞭。這部分高速公路建在山裡，氣溫較低，路面因為下雪結冰瞭。如果不是裝上防滑鏈的汽車，或者不是防滑輪胎，就沒法在路面上跑。
由於長距離駕駛的疲勞，W變得有些任性。他纏著收費處的人不放，說他的車裝的是防滑輪胎，沒問題。不過最後還是沒得到允許，我們隻好在旁邊的服務區停留瞭幾個小時。
“都要到九州瞭，沒想到這裡竟然在下雪。我還以為這裡收費處的男人都穿著夏威夷衫呢。”
W之前好像把九州的情況估算錯誤瞭，現在終於一下子倒在座位上，似乎不再幻想瞭。
我們渡過關門海峽、踏上九州的時候是早晨，之後我們直接趕去住在若松的媽媽傢裡。若松有一座很長的紅色鐵橋，名叫若戶大橋。這座橋穿過工業區，連接瞭戶區和若松區，全長兩公裡。
在一個孩子的眼裡，藍色銅海灣上，那一座大紅的橋，宛若將東京塔橫放下一樣。下瞭橋，就是媽媽租住的房子。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個火野葦平先生的傢。
一來到這裡，媽媽就紮著圍裙飛奔出來，朝W深深地點頭鞠躬。
《東京塔》第6節(6)
“特意遠道而來，一定累壞瞭。洗澡水燒好瞭，趕快去沖個澡吧。這孩子開著車，一個人一定筋疲力盡瞭。”
媽媽初次見到兒子的同事，好像很緊張。
我這個兒子一門心思要賺錢，連在東京要做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帶著同事來瞭。而媽媽好像是瞭解兒子在做什麼工作似的，很開心地、周到細致地忙碌起來。
在W洗澡期間，媽媽已經將早餐滿滿地擺瞭一桌子。
“也不知道合不合城裡人的口。”媽媽說。W連忙說：“哪裡，很好吃的。大嬸。”我們多次地添飯。我的被子和W的被子緊挨著鋪著，被子好像是在睡覺前用被褥幹燥機烘烤過，松軟而溫暖。
在寒冷的冬天，在我睡前，媽媽總是使用幹燥機烘暖我的被子。
W進瞭被窩，就立即鼾聲如雷。媽媽疊著他的衣服，說：“可憐的孩子，一定是累壞瞭。”
我一邊聽著W的鼾聲，一邊和媽媽聊天，不知不覺中疲勞襲來，慢慢鉆進瞭被窩裡。
在這麼溫暖柔軟的被子裡睡覺的美妙感覺真是久違瞭。
我們醒來的時候，早已過瞭晚餐的時間，飯桌上擺滿瞭飯菜。不知什麼時候，爸爸已經坐到電視機前面，吐著煙。
W慌忙同我父親打招呼，“啊！您好！”其餘的話說不出來。
我從外表和態度上都可以客觀地看出，W很恐慌。他附在我的耳邊，悄悄地嘀咕著，“你爸爸很兇啊！”
似乎是聽到瞭W已經睡醒瞭，奶奶過來同W打招呼。
“您好！是孫子的同事啊。請多多關照我孫子。”晚飯準備好瞭，W在媽媽和奶奶火辣辣的註視下拿起瞭筷子。W每說一句話，媽媽、奶奶和爸爸三個人就各自回應一句。
吃完晚飯，閑躺著看電視的爸爸看著我們在喝茶，站起來，說道：“我們出去吧。”
“去哪裡啊？”“出去一下。”
一邊說著，一邊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似的，穿上自己的夾克，似乎是想要帶我和W去小倉。這是爸爸接待W的獨有方式。
“這是去哪裡啊？”
W不安地問道。
“嗯。大概是去小倉的俱樂部。”我回答。
爸爸拿起我和W的上衣，說道：“難得來一趟。去小倉那裡好好玩玩兒。”
爸爸的朋友 光頭A在第一傢俱樂部裡面等著我們。
爸爸一般帶我出去喝酒的時候，都邀請自己的朋友一起去。他讓朋友打聽我的事情以及東京的狀況，自己則在旁邊默不作聲地側耳細聽。
每到一傢店，他就會對老板娘說：“這是我兒子的同事，在工作上經常照顧我兒子。”Ｗ雖然聽不懂爸爸的話，也茫然不知所措地跟爸爸說話。光頭A體形勻稱，身材高大，比樂隊的少年還要高出一點。那些少年們不約而同地多次同光頭A點頭示意打招呼。光頭A對人傢進行一番“吉他撞壞瞭”以及其他說教之後，說些樂隊要加油啊之類的話，然後若無其事地走向下一傢店。
爸爸毫無興致地看著他們，也走向下一傢店。
W和那些少年們以相同的表情從頭至尾地看著一切，指著走在前面的爸爸背影說，“你爸爸玩搖滾音樂嗎？”
在下一傢店，光頭A問瞭W的姓名以後，說小倉有三個大名鼎鼎的跟W同名的兄弟。是三個很有趣的兄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無惡不作的壞傢夥，老三被抓進監獄的時候，兩個哥哥駕著直升機在監獄上空盤旋，對著監獄裡的弟弟用擴音器喊著“我們救你出來”。“有意思吧。他們跟你同名。”
W早已習慣瞭光頭A的故弄玄虛，依舊興高采烈地同A嘻嘻哈哈之時，爸爸跟我說：“你這位朋友在哪個公司？”
“出版社。”
“你在出版社做什麼？”
“畫漫畫，或者原創稿子。”
“幹這個能吃上飯嗎？”
“嗯。比以前好多瞭。”
“是嗎？那你再忍耐忍耐吧。”
“嗯。”
爸爸跟酒吧老板娘借電話，說是給媽媽打個電話。
“我們這就要回去瞭。跟你媽媽說給我們準備茶水泡飯。”
當時是凌晨兩點。我們回到媽媽傢裡的時候，茶水泡飯和醃黃瓜已經擺在桌上瞭。
“你們趕緊飽餐一頓吧。”媽媽笑著對我和W說。
如果隻熱衷於自己的事情，就會感到被追趕著跑，總是跌倒，感覺時間停止瞭。如果隻看見自己，隻看見自己身體內的鐘表，就如同世界的時間停止不動一樣。
《東京塔》第6節(7)
可是，猛然停下腳步看看周圍，這樣的餘裕即便擁有一瞬間，你甚至也能覺察到時間的流逝和動感。
當關註對象不是自己的時候，時間就會匆匆流逝。時間確實就像日歷一樣一頁頁地翻過。這時候，就會發現一切都來不及瞭。
等你意識到，時間已經無法挽回地流逝瞭。
媽媽已經年過花甲瞭。我才28歲，而媽媽已經年過花甲，知道這一點，讓我強烈感覺到時間的流逝。
“已經是老奶奶瞭。”
“是啊。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死瞭。”
在這樣無意之間的對話中，時間嘩嘩地流過瞭。
我最後一次打工是在海苔公司的倉庫裡，負責堆貨物。自從辭瞭這份工作之後，我就沒再打工，不過就算這樣我也還能勉強生活下去。
我按爸爸說的那樣，吃喝玩樂瞭五年，現在可能已經厭倦瞭這種行為，在接觸瞭各種工作之後，我終於對工作有瞭些興趣，不再反感瞭。
我手裡還有貸款，不過我每個月把高利貸的卡和錢給江本，讓他幫我還。
W在三田的一棟能看到東京塔的單間公寓裡租瞭個房間，以此為基地，當做自己的辦公室。後來聚集的人多瞭，於是把公辦室轉移到瞭神社前的正道上。
無論是在三田的時候，還是在神社前的正道上，我每天都待在W的辦公室裡。我待在這裡不是跟女人玩樂，也不是喝酒，可能是對以前懶惰的反抗吧，我就算沒事做也會留在辦公室裡，拼命地畫畫，拼命地寫字。
不久W租的辦公室解散瞭，我和江本都搬到瞭都立大學附近的公寓。
我在方南町上租瞭一處限期的房子。由於是限期的，中介費和租金都很便宜。一層是我跟江本共用的工作室和起居室，二層的兩個房間我們各用一間。我們現在已經不用睡“上下床”瞭。
這裡通瞭電，有煤氣，裝瞭電話，廁所也可以用水沖。我已經好久沒住過這樣的房子瞭。“我的生活在逐漸變好。”我這樣覺得。
媽媽經常跟她的姐妹一起出去旅遊，似乎她們很喜歡這種一年一度的旅行。
“我感覺脖子這兒鼓鼓的。”媽媽在去別府旅遊的時候這樣說道。
媽媽的姐妹讓她回去之後去醫院看病，於是媽媽看瞭鎮上的一個大夫，結果馬上被介紹到瞭九州大學的附屬醫院。
媽媽住進九州大學的醫院後，過瞭一段時間，她打瞭一個電話給我。
“我得瞭癌癥。”
媽媽用極其平常的語氣說道。
“什麼地方有問題啊？”
“是甲狀腺癌。”
“那能治好嗎？”
“你不用擔心，好像說不會有生命危險。”
聽到媽媽說的這個消息，我一下子覺得胸口好堵，好像心臟都被人揉碎瞭。不過媽媽顯得很鎮定，所以我以為病情並不是很嚴重。
“要做手術嗎？”
“要做。好像甲狀腺和聲帶上都長瞭癌細胞，不過做手術的時候隻割甲狀腺，不切聲帶。因為切掉聲帶就沒法說話瞭呀。”
聽媽媽說她跟醫生商量瞭一下，決定做手術，不過做手術的條件是不切聲帶，聲帶那部分的癌細胞媽媽想用其他方法治療。
要是摘除聲帶，就沒法說話。可是如果保留聲帶上的癌細胞，那這個手術就不能夠治愈。兩相選擇下媽媽堅持要保留聲帶。
我覺得媽媽做這個選擇也很容易理解。以前一直正常地說話、正常地笑、正常地唱歌的人，現在一下子被人說以後不能發出聲音瞭，當然不能輕易地接受。
媽媽住進瞭九大的醫院，準備做手術。不過她倒是更擔心同時在若松住院的京一舅舅。
“上瞭年紀之後大傢都要生病，真不好啊。”
媽媽通過手術摘除瞭整個甲狀腺，聲帶上的癌細胞則留到手術以後用碘療法治。
媽媽做完手術後，我馬上回到福岡，趕到九大的附屬醫院。進瞭媽媽的病房後我看到她正坐在床上，而阿佈姨媽還有花骨牌大學的朋友早苗阿姨等人坐在床邊。
“沒事吧？”
“嗯，沒事，不用擔心。”
“不是沒全治好嗎？”
“以後會比較麻煩，不過不用做手術瞭。做手術真是討厭啊。”
《東京塔》第6節(8)
我給媽媽買來瞭她托我買的帶耳機的小型收音機，並且教瞭她怎麼用。
早苗阿姨笑著對我說道：
“小間，聽到你媽得瞭癌癥的時候嚇瞭一跳吧？”
“嗯，不過媽媽說沒有生命危險，還好。”
“你媽媽命大著呢，一點小毛病是死不瞭的，你就放心吧。”
媽媽和早苗阿姨對望瞭一眼，都笑瞭。我親眼看到媽媽這種情況，總算放下心來。
這時阿佈姨媽把我叫到病房外，在走廊的角落裡小聲地對我說道：
“小間，其實你媽媽還不知道，你京一舅舅已經去世瞭。”
“啊？怎麼會這樣？”
“就在你媽媽做手術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三十號在醫院裡去世的。當時你媽就要做手術瞭，而且身體也虛弱，我想等她身體好一點再告訴她，所以一直都瞞著她。小間，你也不要告訴你媽。”
京一舅舅是個很有男人氣概的人，他在若松開瞭個公司，兢兢業業地操持著。舅舅梳一個大背頭，戴著一副有點顏色的眼鏡，叫我媽媽的時候還老喊“姐姐，姐姐”，就像個小孩子似的。
“京一和伸一上高中的時候，他們竟然帶鐵鏈去學校打架呢。”
媽媽經常提到舅舅們的事。
京一舅舅有兩個女兒 京子和小百合，她們跟我年齡差不多大，在表兄妹中跟我關系是最好的。小的時候，我們兩傢很近，一到夏天我們三個人就會做一個塑料遊泳池，在裡面泡水。長大以後，我每次回福岡的時候，除瞭見以前的朋友，還會去找京子玩，一起聊天。去東京之後，當瞭OL的小百合還給我介紹瞭下北澤的房子，我們做瞭鄰居。她不僅幫我付喝酒的錢，連我朋友那份都會一起付。
我自己沒有兄弟姐妹，不過我覺得如果有也應該就是這個樣子。我一直把京子和小百合當做我的親妹妹看待。
京子的結婚典禮上，京一舅舅作為新娘的父親，撐著油紙傘緩緩地出場。京一舅舅這個人本來就比較容易落淚，那天他捂著眼睛、不停地掉著眼淚，仍然慢騰騰地走著。看到他這個樣子我也忍不住哭瞭起來。
京一舅舅也患瞭癌癥。到最後癌細胞擴散到瞭身體的各個部位，都不好說是哪個部位的癌瞭。據說京一舅舅患瞭腹膜癌，腹腔裡積瞭很多水。腹部膨脹得像一隻青蛙，裡面竟然積瞭有三升的水，還並發瞭肝硬化。舅舅是在無盡的痛苦中去世的。姨媽們哭著說都不忍心看到跟病痛做鬥爭的京一舅舅。
“喂，小間，把骰子拿過來。”
盂蘭盆節或者新年的時候，我們這些親戚一聚到一起，就大人小孩一塊兒擲色子。京一舅舅半蹲著身子擲色子，連我這個小孩看來也覺得非常瀟灑。每次見到京一舅舅，他都會從腰包裡拿出鈔票，給我零花錢。
媽媽看到我拿瞭那麼多錢，就會訓我說：“你要的太多瞭，還一半給你舅舅。”不過舅舅每次都會這麼說：“不用啦，拿著吧。不過你可不要讓你媽擔心哦。”
京一舅舅竟然去世瞭。
摘除瞭甲狀腺的媽媽以後必須一直吃激素，因為摘除瞭甲狀腺，沒法自己分泌出激素瞭。
在開始碘療法之前的這段準備時間裡不能服用激素制劑。可是媽媽說不吃激素身體就特別沒勁，而且大夫禁止她吃海帶、海苔、涼粉等海藻類的食物，所有以“海”字開頭的菜都不能吃。
開始碘療法之後，由於進行放射治療，媽媽要在隔離的病房裡待三周，不能出來。
我六歲時患瞭赤痢，被送進瞭隔離病房樓，當時媽媽自己沒被傳染卻也跟我一起住瞭進去。
二十多年之後，媽媽這次要進行放射治療瞭，卻隻有一個人被隔離在病房裡。
這個治療要一年做一次，一直到殺死聲帶附近的癌細胞。大夫說這種療法很適合媽媽的體質。
我知道放療很痛苦，可是如果能夠治好的話，我隻能讓媽媽多忍受一下。
第一次碘療終於結束瞭，媽媽總算恢復瞭一點健康。上瞭年紀之後，就不能指望治好病，而是要學會跟病魔一起生存。可是想到媽媽的體內還帶著癌細胞，我就心痛、焦急、懊惱。
親人去世瞭，母親也病倒瞭。雖然這種事在任何人身上都會發生，可是如果不是到瞭這一步，沒有人會有切身感受。
《東京塔》第6節(9)
我現在不能隻考慮自己瞭。雖說遇到什麼樣的狀況都算正常，可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一切的時候，我還是覺得很壓抑、很沉重。
我並沒有失去什麼，卻有這樣的感覺；沒有人要求我做什麼，我卻像被戴上瞭腳鐐。對媽媽的擔心，必須解決這種現實情況的焦慮，使我在夾縫中深深地困惑，苦苦地思索。
剛解決瞭三餐，就面臨瞭另一個問題。而且這次問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艱巨、困難。
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痛苦。
“我們想在你媽媽去世之前去一趟夏威夷，你也一起去吧。”
阿佈姨媽給我打來電話，這樣說道。
“怎麼著都想在死之前去一趟夏威夷呀。”
媽媽好像也特別想去。恢復瞭健康的媽媽和姨媽們把癌癥轉化成瞭一種動力。
我從未想到我的第一次海外旅行竟然是跟媽媽和姨媽們一起四宿六天的夏威夷之行。
夏威夷很好玩嗎？其實這個時候已經不是好不好玩的問題瞭，因為她們打出瞭“帶去黃泉的禮物”這個撒手鐧，我還能怎麼拒絕呢？
我急急忙忙跑去申請辦護照。媽媽跟姨媽她們一起去瞭趟政府部門，已經領到瞭護照。
雖然她們姐妹幾個在國內旅遊過好幾次，不過海外旅遊還是第一次。幾個姨媽老掛在嘴上，說“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最大的野笛姨媽，第二的惠美子姨媽，媽媽下面的阿佈姨媽，還有惠美子姨媽的丈夫本田姨父，以及他們的孩子修。
修也就是我的表兄，比我大很多，我們也沒怎麼一塊兒玩過。據說這次夏威夷之行是做導遊的修安排的，他也順便當我們的導遊。如果不是這樣，估計我們連國都出不瞭。
反正怎麼著也是去一趟，而且去的人中大多數都是老年人，所以這次夏威夷之行安排瞭昂貴、豪華的行程。
我的貸款雖說還得差不多，可是銀行存款的餘額從來沒有富餘。我把所有的錢都取瞭出來，又借瞭一些，終於籌齊瞭媽媽和我的旅費。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這一年媽媽做瞭甲狀腺癌的手術，這一年媽媽六十二歲，我也馬上就要到三十歲瞭。
這一年我們母子倆一起去瞭海外旅遊，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這是我們母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海外旅遊。
“九大的大夫說是沿著脖子上的皺紋切的，所以疤不太明顯。”
媽媽笑著說道，可是看來她還是很在意手術後的傷疤。你看我們現在去的是南方，她脖子上竟然還圍著個圍巾。
“就跟弗蘭肯 似的。”
我開玩笑地說道。後來我畫媽媽的肖像時，總是在她脖子上畫一條縫瞭線之後留下的傷疤，就像怪物弗蘭肯那樣。
這次我們還一起坐瞭飛機，這也是我們的第一次。媽媽除瞭這次就沒坐過飛機。
飛機起飛的時候媽媽表情僵硬，由於緊張和恐懼而緊繃著臉。當然坐在旁邊的我也一樣。
空姐每次給我們拿來飲料或糖果的時候，我們都像受瞭恩惠似的，不住地點好幾次頭。
“媽媽，坐飛機很害怕吧？我也害怕呢，我不喜歡飛機晃得這麼厲害。”
“一個大男人竟然也怕這個。”
雨季的夏威夷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熱，有的時候還下起瞭小雨。
修興奮地說道：“我因為導遊的工作來過好多次夏威夷，不過很少住在這個酒店裡。”我們住進瞭修所說的Halekulani酒店。
我和媽媽住的是雙人間，看到房間裡的一籃子水果，我們感動得不行，同時又有些緊張。
站在觀海的凸窗前，可以看到大海透出一種從未見過的顏色。
媽媽走到陽臺上，兩手扶著前面的扶手，靜靜地眺望大海，吹著海風。
那個樣子簡直像一個上小學的小女生。
媽媽她們姐妹幾個不久就出去購物瞭，說要買牡木 ，買回來後立馬穿到瞭身上。在夏威夷的這段時間她們好像就打算穿著牡木過瞭。
“怎麼樣？不錯吧？”
“不管怎麼樣，反正涼快就行。”
媽媽從裝飾在房間裡的花瓶裡拔出一枝花，夾在耳朵上，在我面前跳起瞭類似草裙舞的舞蹈。
“怎麼樣？哦哦哦！”
可能媽媽比我想得還要高興吧。
《東京塔》第6節(10)
說到這裡，我忽然想到我還沒見過留著長發的媽媽。以前的照片也好，單身時的黑白照片也好，媽媽的頭發都沒有長到肩膀的。可能是媽媽的頭發特別軟，不剪短的話容易亂吧。
我的頭發也很軟。
“聽說牡木裡面什麼也不穿才是最正統的。”
“那你裡面什麼都沒穿？”
“是呀。”
“你聽誰說的？快點穿上啦。”
也不知道媽媽在哪聽錯瞭，聽成裡面不穿衣服才是“最正統”的。就算這是“最正統”的穿法，我想我以及夏威夷的人也都不會這麼要求吧。
我們吃飯都是在觀光船上的餐廳，或者是高級飯館。這裡明明是夏威夷，卻有很多地方不得不穿短外套。
我本來還想讓她們吃漢堡的，結果媽媽她們姐妹幾個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龍蝦，嬉笑個不停。
白天姨媽們和媽媽去購物中心瞭，我一個人留在酒店裡，有時候會到酒店周邊散散步，有時候會一面眺望著遠方的DiamondHead ，一面聽著隨身聽裡的《DiamondHead》。跟媽媽在一起的時候，就算看到穿著比基尼的女人，或者是曬著大太陽，我的心情也興奮不起來。
我回到酒店後，發現媽媽她們好像回來瞭一次，不過馬上又跑去遊泳池那邊瞭。
我之所以知道她們去遊泳池瞭，是因為就算站在陽臺上也能聽到媽媽她們的喧鬧聲。
我在陽臺上搜尋瞭一番，發現她們果然在那裡。池底畫有Halekulani標記的遊泳池裡，有一群說著築豐方言的人在嬉鬧著。
我也去瞭遊泳池，發現媽媽她們正在遊泳池裡遊泳，頭上戴著夏威夷隨處可見的連鎖便利店“ABCStore”的塑料袋，可能是不喜歡把頭發弄得濕漉漉的吧。
媽媽她們在遊泳池裡大喊大叫，玩得不亦樂乎。露出水面的ABC店的塑料袋在池裡遊來遊去。
戴著太陽鏡、喝著熱帶雞尾酒的白人躺在遊泳池旁的躺椅上，不高興地看著媽媽她們。那種目光就算是語言不通也能向我們表達出他們的意思。
聽修說，住在這傢酒店、在畫有Halekulani標記的遊泳池裡遊泳在美國人中間已經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征。
可是穿著遊泳比賽中穿的泳裝、頭上套著塑料袋、用築豐方言大喊大叫的媽媽她們現在竟然在象征他們美國人地位的遊泳池中遊泳。
我覺得美國人也真可憐，不過更多的是“走著瞧”這種心理。
媽媽她們根本不在意那些美國人什麼態度，就像小孩子在自傢附近的遊泳池裡一樣，玩得興致勃勃。
我對遊泳不太擅長，不過媽媽似乎完全不會遊。我跳到遊泳池裡，把媽媽的兩隻手臂拉直，教她蛙泳。淺打水濺起的水花落到ABC店的塑料袋上，發出啪啪的響聲。
旅行度過瞭一半之後，我們住進瞭一棟大型的分售公寓裡。似乎是媽媽她們習慣有廚房的地方，比較喜歡這種形式。
修告訴我們有一處又安靜、又漂亮的海濱，於是把我們帶到瞭那裡。那裡的海濱人影稀疏，確實很漂亮。從懷基基坐車走瞭一段距離之後才到瞭那處海濱。
我和媽媽還有姨媽她們一起坐到舒適的海灘上，忽然產生一種錯覺：這裡不是夏威夷，而是福岡的海濱浴場，於是乎覺得無拘無束。
午飯的時候，我們打開媽媽和姨媽她們在分售公寓的廚房裡做的午餐，大傢一起分著吃。還是自帶的飯好吃，比在任何觀光船上的餐廳裡吃得都要好吃。
從大海上吹來的風讓人心曠神怡。夕陽西下，海面上一片平靜。
飯也吃完瞭，我們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回去。這時忽然聽到修訓斥惠美子姨媽的聲音。
“好不容易大傢來一趟夏威夷，不要做這麼寒酸的事，真是太丟人瞭。”
原來惠美子姨媽把我們用過的一次性筷子放到水裡洗瞭洗，準備帶回去。這些筷子應該是惠美子姨媽從日本帶過來的，除此之外她還帶瞭咸菜、酸梅幹。
惠美子姨媽可能是考慮到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國傢不用筷子，如果以後再要用就比較麻煩瞭，所以才想把用過的筷子洗洗帶回去。
“我怕回賓館以後還要用到，所以 對不起。”
惠美子姨媽一邊道歉一邊哭。一個穿著泳衣的六十多歲的老人在夏威夷的海邊握著一次性筷子哭個不停。
《東京塔》第6節(11)
大傢看著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年齡最長的野笛姨媽用代表所有人的口吻說道：
“阿修，你怎麼能這麼說話？你媽年輕時辛辛苦苦才把你們這些小孩撫養大的。她省吃儉用，都舍不得給自己買件衣服，來供你上學。你怎麼能這麼說你媽呢？”
可是惠美子姨媽卻像自己做錯事似的，道歉說“不是不是，是我不好，對不起瞭”，然後開始慌慌張張地收拾東西。
東京有一個關照過我的中年女性，她年輕的時候丈夫就去世瞭。他們一共有三個孩子，她丈夫死的時候最小的女兒才剛滿一歲。之後她一個人把這三個孩子拉扯大。
她曾經這樣對我說過：“其實孩子隻有在小的時候才可愛，可是一眨眼就過去瞭。長大以後就變得任性，不聽話瞭，還經常給我惹麻煩，真的很不容易。痛苦的事要比高興的事多好幾倍。
“甚至我有時候會想：真是受夠瞭，要是沒他們該多好。可是孩子嘛，有時又會做一些事，讓我覺得生下他們真是幸運，有時候真的會這樣。其實撫養孩子就是這種心情和辛苦的不斷重復。”
我們回到瞭日本，回到瞭東京。媽媽在夏威夷隻買瞭一件牡木，回來時包裡鼓鼓的，不過裝的都是送人的禮物。媽媽和阿佈姨媽借這個機會來到我租的房子，準備在這裡住一段時間。現在租的方南町的房子還好，能讓她們住，要是以前的就不行瞭。
媽媽在公交車上一直說要吃壽司，所以我們在去我的住處之前進瞭一傢方南町商業街上的壽司店。
“夏威夷真好玩。”
有些曬黑瞭的媽媽滿足地說道。
“我們還以為姐姐不久會死，所以一起去夏威夷的，你看看現在！姐姐你竟然是最健康的。”
我和媽媽都快要忘記她的病瞭。
“這裡的星鰻好大啊，真厲害，難道是一整隻？”
看來媽媽比較喜歡大的東西。
“媽媽，我現在就住在這兒。”
我打開小門，向玄關走去。江本把門打開，說瞭句“歡迎”。媽媽她們正要進屋，就在這個時候
“啊，好痛哦。”
我回頭一看，發現阿佈姨媽被石階絆瞭一跤，正躺在地上。
“阿佈姨媽，沒事吧？”
“啊，好疼。可能是在夏威夷玩得太累瞭。”阿佈姨媽不好意思地笑道。
“哎呀，怎麼回事啊？怎麼是你有毛病瞭呀？”媽媽也笑著說道。
阿佈姨媽當時隻說扭傷瞭腳，沒想到第二天早上腳腕竟然腫得老高。於是我讓阿佈姨媽坐到自行車的後座上，載著她去瞭附近的醫院。檢查的結果是腳腕處發生瞭骨折。
阿佈姨媽的腳腕上纏著繃帶，裡面裹著石膏。媽媽看到阿佈姨媽回來時這副模樣，笑個不停。也正因為這個，媽媽和阿佈姨媽在東京待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
媽媽在九大做手術之前，回到瞭築豐的姥姥傢裡。因為她在若松租的房子的主人回來瞭，所以不得不回到自己出生的傢裡。
這個傢也就是我小學的時候我和姥姥、媽媽三個人一起生活的地方，也就是媽媽他們九個兄弟姐妹出生的地方。姥爺去世之後，他們九個孩子各自離開瞭這個傢，孤身一人的姥姥也過世瞭，現在這裡已經成瞭一所空房子。
媽媽孤身一人回到瞭這個傢，住在這所房子裡，在套餐店裡上班。
媽媽一個人在這所房子裡生活瞭一段時間之後，住在鐮倉的舅舅，也就是媽媽下邊的弟弟，被我稱做鐮倉舅舅的親戚也回到瞭這所房子。舅舅在鐮倉的銀行工作瞭好多年，現在退休瞭，準備回老傢過晚年，於是和他的妻子一起回到瞭築豐的傢。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在神奈川組建瞭各自的傢庭。
可是媽媽無處可去，還要繼續去上班。
可能是他們之間商量好瞭吧，鐮倉舅舅夫妻倆回來之後，媽媽開始跟他們一起生活。
而我這邊呢，方南町房子的房主也快要回來瞭。因為租的時候就是有限期的，當時房主調到外地工作瞭，所以租的時候房租也相當便宜。
據說房主的外調快要滿期瞭，之後就要回到我租的這個房子。我的情況跟媽媽的不同，我不能跟房主一起生活，彼此也都不想這樣。
《東京塔》第6節(12)
我和江本現在必須為以後的住處重新找房子。
乘圓內線的話，方南町在杉並區裡面，不過我住的地方離車站很遠，走到澀谷區的京王線塚車站隻需要十分鐘，所以我一直都是到塚車站坐車，而不是方南町。再說江本以前租的房子就在塚車站附近的養老瀑。
我們來到塚車站的不動產公司找房子。我來到東京以後已經搬瞭無數次傢。有個說法叫“搬傢窮”，人們一般把這個詞用在搬傢次數太多、把自己搞窮瞭的情況。真的是這種意思嗎？其實我也經常被人稱做“搬傢窮”。
可是對“窮”和“搬傢”兩方面都有過體驗的我來說，這種用法並不正確。不是因為搬傢而造成貧窮，而是因為貧窮不得不搬傢。
要是能繼續住的話，我當然想在一個地方常住下去。可是我沒錢，隻能搬傢，也就是說我是被趕出去的。於是我在找房子的時候會找那種必須馬上搬進去的。
這個社會就是有這樣一種情況：越是沒錢，越是要多花錢。
像我這樣短時間內要搬好多次傢的人，已經不覺得搬傢有什麼特別的瞭。我不會再去看雜志上的廣告，也不會再轉很多傢不動產公司。
我現在進第一傢不動產公司就會把房子定下來。因為看多瞭會眼花繚亂，會想看更多，結果到最後就不知道什麼樣才是好的瞭。其實隻要確定瞭房租的上限，無論你到哪都差不多。
其實比起選房子，去麥當勞這種事倒是更讓我犯愁。
我們到瞭塚的不動產公司後，說瞭自己預算的房租，他們提供幾處符合條件的房子。其中第一處是：
“鋼琴廳。”
“有隔音設施嗎？”我問不動產公司的人。結果那個人滿不在乎地回答道：
“沒有。”
我喜歡這個人的態度，覺得這種隨意的語氣很好。我又問瞭詳細情況，知道這處房子在塚車站的旁邊，走路隻要五秒鐘，其實都可以稱做“車站建築”瞭。
這棟雜居建築正好夾在車站和甲州街道的中間，甲州街道的上方是首都高速公路。另外這棟樓的三層和四層是保齡球館。
也就是說在這棟樓裡可以聽到無數種聲音，有從車站的站臺傳來的列車的汽笛聲、廣播聲，有從交通量大的甲州街道傳來的汽車的喇叭聲，有從首都高速公路傳來的高速奔跑的汽車、卡車的引擎聲。除此之外，地板下面還有保齡球滾來滾去的聲音，然後是的一聲 保齡球瓶被擊中的聲音。
由於這個環境的噪音太多瞭，就像是鋼琴的聲音，所以這裡被稱做“鋼琴廳”。
在此之前，我的鄰居老是嫌我的房間太吵，所以這處房子簡直是太適合我瞭。沒聽完他們的介紹，我就迫不及待地說道：
“我們簽合同吧。”
可是仔細考慮一下的話，押金要兩萬，酬謝金要兩萬，還有中介費和以前的房租，而且需要一次付六個月的房租，我根本沒有這麼多錢。
這處房子在十二層樓房的第七層，是2DK（兩廳一廚），房租要十四萬多一點。我要是住進來必須準備一百萬。我並不是付不起每個月的房租，可是一下子要一百萬，我到哪找去？我又看瞭看銀行裡少得可憐的存款。
我之前的貸款都還完瞭，不過我沒有信心還能再貸到。
我試著去瞭趟銀行，看看能不能貸到款，結果五分鐘都沒到就被人趕出來瞭。
好幾天我都在大腦裡反復考慮怎麼籌錢，結果還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有一天我都躺下準備睡覺的時候，江本遞給我一個裝瞭一百萬的信封。
“你用這個吧。”
“這個錢是怎麼弄到的？”
“我向我爸媽借的，說好瞭每月還一點。”
“可是，這不太好 ”
“反正我也一起住，你就先用吧。”
雖然我非常過意不去，可是實在沒有辦法瞭，於是我向江本道瞭謝，跟他約好每個月還一定的錢給他。這種尷尬的師生關系估計很少有吧。
搬傢之後的第二天，剛睡瞭一晚，我就忍不住抱怨道：
“太吵瞭，這個房間。”要是早上起床、晚上睡覺這種規律的生活還好，像我這樣生活不規律的人老在最吵的時候睡，而且樓裡的保齡球館從早上七點就開始營業，雖說我住在七層，可是還能聽到褥子下方傳來保齡球骨碌骨碌的滾動聲和瓶被撞倒的響聲。七層都這樣，那住在五層的人聽到的保齡球聲該有多吵呀？
《東京塔》第6節(13)
但是人的適應能力實在很瞭不起，還沒到兩周我就適應瞭這樣的環境。保齡球的聲音，站臺傳來的聲音，首都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呼嘯聲，甲州街道上的汽車喇叭聲，街上的噪音，所有這些聲音都統統成瞭我生活中的背景音樂。
媽媽那時候也正在為住處犯愁。
媽媽肯定也考慮到瞭舅舅他們。舅舅肯定想在退休後過點安逸的夫妻生活，所以才回到福岡的。舅舅夫妻倆都是老實、善良的人，不過這個跟媽媽自己的想法無關。
媽媽這個人以前從來沒在我面前表現過低調的情緒，這次打電話時我竟然能夠明顯地聽出她聲音中的無助。
“要不去阿佈姨媽那兒住？”
“也不能老麻煩她呀。”
“那怎麼辦呢？”
“是呀，怎麼辦呢？”
我似乎是第一次聽到媽媽的嘆氣聲。
媽媽都六十多歲瞭，還患上瞭癌癥，正在接受治療。她的朋友們自然都跟傢人一起生活，還有很多人都有孫子瞭。這麼大年紀還到外面工作的應該非常少見吧。
媽媽看到這樣的情景，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繼續工作的呢？
疾病纏身，情緒低沉，在媽媽眼裡，她以後的人生是什麼樣子呢？
在這樣愁苦的生活中，媽媽竟然連讓人感覺安定的最低需要 自己的傢，自己的住處都沒有。
媽媽小的時候，這個鎮子因為煤礦而繁榮，到處都充滿瞭人、活力和希望。媽媽生在這樣的環境中，在有九個孩子的大傢庭中長大，她曾經想過將來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嗎？
從那時候算起，已經過去瞭五十年的歲月，媽媽卻還待在原來的地方。煤礦關閉瞭，豎井上突突冒煙的煙囪不見瞭，爆破的聲音也消失瞭。
人們紛紛離開鎮子，過去的輝煌早已找不到蹤影。
可是這樣的變遷對媽媽來說可能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已經超出瞭媽媽的想象，她在目光炯炯的兒童時代做夢都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五十年後，垂垂老矣的自己孤身一人生活在鎮子上，疾病纏身，拼死拼活地工作，不安、無助地度日。媽媽肯定沒想到這一切。
媽媽不會想到現在所做的事。
不會想到自己會嘆氣。
快要掛電話的時候，媽媽像往常一樣叮囑瞭我一番：“工作怎麼樣？”“註意身體，好好加油”，然後準備掛電話。這個時候我無意識地喊瞭一句：
“媽媽 ”
“怎麼瞭？”
“你來東京吧？”
“這個嘛 ”
“你來東京跟我一起住吧！”
雖然這是我條件反射說出的話，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考慮瞭很多次，從小學開始我就意識到瞭這件事。
我一直都是跟媽媽一起生活的，我也沒有什麼兄弟姐妹。我的心裡早就有這個意識：我將來必須照顧媽媽。
但是我一直下不瞭決心。原因之一是現在我自己的生活都隻是勉勉強強，我擔心自己照顧不好媽媽，另外一個是我還想再自由自在地多玩一些時間。
更重要的是我以為爸爸、媽媽以後會一起生活，雖然至今還沒表現出來，這肯定是他們兩個人死要面子。而且現在也差不多到時候瞭，他們兩個都不年輕瞭，老瞭以後肯定是他們兩個一起生活最好。
而且雖然媽媽以前問過我同不同意她跟爸爸離婚，但他們現在的戶口還在一起。
這個事實讓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兩個以後還會到一起生活。
“來東京跟我一起住，好嗎？”
我這麼問媽媽，結果媽媽嚴肅地反問道：
“我去那兒不會打擾你嗎？”
“不會的，沒事。”
“謝謝哦，那我考慮考慮。”
媽媽掛完電話後，我還以為她不會來呢。
考慮到媽媽這個人不為自己考慮、隻為別人著想的性格，我覺得雖然我們是母子，她也不太有可能會來東京讓我照顧。
“我的事你不用擔心，你的心意我領瞭，謝謝你瞭哦。”
我還以為下次打電話時媽媽會這樣說。如果媽媽真的這麼說，那我以後要想辦法寄錢給她，貼補她的生活。
大概過瞭一周，媽媽打來瞭電話。
《東京塔》第6節(14)
“我去瞭沒關系嗎？”
“嗯，當然沒關系瞭。”
“那我就去東京吧。”
“嗯，你過來吧。”
沒想到會是這樣的回答。可是以媽媽那樣的性格，既然她這麼說，那肯定是她在精神上確實非常苦悶。
不過據說姨媽她們都反對媽媽這種做法。“這麼大年紀瞭跑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身上還帶著病。以前一直住在鄉下，現在老瞭還要去東京，這不是讓人擔心嗎？而且小間現在正是奮鬥的時候，你去肯定會給他增加負擔。你先別過去，以後的事好好想想再說。”
聽到姨媽們這麼反對，媽媽這次卻很固執，毅然決然地還是要來東京。
姨媽們也給我打瞭電話。
“小間，你媽說要去東京，不會給你添麻煩吧？”
“不會的，你們把不會壞掉的東西用快遞寄過來。”
“可是你媽身上還有病呢。”
姨媽們一直都很擔心我媽媽，不過最後她們這樣對我說道：
“不過你媽肯定最想跟你住一起，那她就拜托給你瞭。”
媽媽決定來東京之後，我們迅速展開安排，準備一個月之後讓媽媽搬過來。
我向江本征求意見，問他介不介意我媽媽過來跟我們一起住。
“我沒事的，你們還是母子倆一起住吧，好不容易能住到一起瞭，就你們母子倆比較好。”
“那你怎麼辦呢？”
“我到附近找個簡單點的房子，能夠經常過來。”
我現在租的房子還是用江本借給我的錢租下來的，現在他卻當沒這回事。
他肯定是考慮到我媽媽生病瞭，這個傢夥真是個好人。
“錢我會快點還的，不好意思，這樣行嗎？飯你就來這兒一起吃，洗澡也是。”
“嗯，這樣也行。”
媽媽來之前，我跟她通瞭幾次電話。
“傢具什麼的帶來也沒地方放的。”
“沒事，我什麼也不帶，就帶點換洗衣服。”
雖然已經說好瞭，也開始瞭具體的實施，並且在迅速的進行之中，我卻怎麼也沒有媽媽要過來跟我一起住的真實感。
我也明白媽媽會過來住，但是又有種錯覺，認為她會像我做學生時那樣，來東京住一段時間之後還會回到九州。
可能還是因為爸爸的存在吧。我一直認為對媽媽和爸爸來說，他們兩個人一起生活是最好的，所以我感覺這段時間隻是一種過渡而已。
媽媽來東京的日子就快要到瞭。
我裝做無意地說到瞭這件事。我和媽媽之間還從來沒談到過他們夫妻的事情，還有爸爸的事情。這不知不覺已經成瞭我們的一種約定，因為媽媽基本不跟我提起她和爸爸之間的事。
“當然來東京也沒有任何問題。不過爸爸他怎麼辦呢？你們兩個都這麼大年紀瞭，再回到一起住不是挺好的嗎？我一直覺得這樣比較好。”
在電話裡我裝著大人的口吻說道，我本來認為這對媽媽來說是件好事。
隔著電話的媽媽突然一瞬間說不出話來。過瞭一會兒，媽媽用有些尖的語調說道：
“你爸爸跟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呢，早就住到一起瞭。”
我怎麼會想不到這麼簡單的問題！從媽媽的嘴裡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忽然感到自己之前一直是個大傻瓜，胸口堵得發慌。
我原來一點也不瞭解媽媽。
可是聽到這個事實時，聽到這個我第一次瞭解到的事實時，我忽然對跟苦撐到現在的媽媽一起生活這件事鼓起瞭幹勁。
媽媽說瞭那句話後，沉默瞭一會兒。這時我鼓足力氣對媽媽說道：
“那你就來東京住吧，一直住到死為止。”
《東京塔》第7節(1)
孤獨，能讓人的感傷得到愉悅的迷醉；內心隱隱的不安，是訴說夢想時最必不可少的佐餐。
此時獨自一人，苦於孤單、時時不安地活著；此時卻並無任何畏懼，內心堅定地活著。
日子從不停歇，卷縮著草草逝去。季節的更替也早已厭倦。也許這一切將沒完沒瞭，終年重復，我關註著，目光卻充滿厭膩。我想，每一天，隻是緩慢而又毫無新意的循環罷瞭。
一切，尚未開始。自己的人生本該開始些什麼的。這是一種總不開始的急躁，一種無法出發的焦慮。
然而，若是真正開始後再回顧此時的苦楚，想必已遠沒有此時浪漫。
真正的孤獨存在於尋常普通的社會中，真實的不安存在於平凡生活的角落裡。即使酒後流露，也隻會形同抱怨，它們如此沉重，它們並無特征。
想要面向某方展翅飛翔。比起在跑道上滑動的飛機，那些在空中反復盤旋，卻不知飛向何處的飛機，才更是彷徨不安。
在世界與自己的曖昧聯系之間，時間正沒有終點地暢快流逝。然而，無論是誰，不知何時，都將接受時光使者的訪問。
裝扮成滑稽演員的男人一身黑衣，面無表情地出現，觸動某處的開關。那瞬間開始，時間的足音響起，如同馬拉松沖刺般飛馳而去。
曾在此前對不可知的未來傾其所思、緩緩流淌的時間，開始倒逆回轉。從此時開始，並非他處。時間從終點朝著現在流淌，逼迫而來。
這時，倒數人生的倒計時開始瞭。自己的死，某人的死，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回避，也無法逃離。那一刻，任何人都將面臨。隻要你由某人生下，或與某人相關。命運並不會因你自己的腕表而予以饒恕，這就是光陰。
五月裡有人這樣說。
東京也好，鄉下的小鎮也罷，哪裡都一樣。與誰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十五歲起離開媽媽身邊至今，已有十五年。在東京租的房子裡，我和媽媽再次開始共同生活。
房子狹窄，是2DK式房間，我和媽媽同我兒時一樣，開始瞭母子二人的生活。在此之前，我們曾輾轉居住過食堂角落裡的屋子、廢棄的醫院樓、親戚傢等等，但於每一處都有所顧忌，兩個人彼此都沒有把那些地方當做是自己真正的傢。
雖然這回仍住在喧嘩聒噪的保齡球館上方這樣看起來很奇怪的地方，我們卻絲毫沒有為此羞愧，或者不夠安定的感覺。至少，這種住法沒有接受親戚或朋友的照顧，也並非寄人籬下。
這是靠借款租住的地方，但已向房屋中介交瞭合同金，每月自己繳納房租。這裡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低頭便可生活的傢。這種感覺，我想媽媽的體會會更加深刻。
媽媽年歲大瞭，卻連一個能稱做傢的地方都沒有，一直靠親友的善意輾轉居所。對她來說，這塚的房子，一定是至今為止最讓她舒適不過的地方瞭。
我和媽媽第一次發自內心地感覺，這裡是我們自己的傢。
“過去一直都是個鄉下人，想不到過瞭六十歲，一下子成瞭涉谷區的居民。”
媽媽的戶口遷移過來，成瞭我的撫養傢屬。保險證上名字的順序，也變為十五年前的樣子。
與此同時，再也沒有能稱做我老傢的地方瞭，就算回到福岡縣，也沒有可回的傢。媽媽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再也沒有什麼老傢瞭。這個漂浮於保齡球館上方的屋子，就是我們的老傢。
“行李拿過來也沒有安置的地方。”
雖然搬傢之前我這樣囑咐過，不過實際運送過來的卻真的隻有幾個紙箱而已，東西比想象中少瞭許多。大概是刻意地把大部分東西都處理瞭吧。而且，前些年在醫院的樓裡住的時候，傢裡曾失竊過，媽媽心愛的衣物幾乎都被偷光瞭，現在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瞭。
不過在鄉下，這個年代還有連衣物都要偷走的小偷，這未免有些悲哀。
靠裡的六疊大小的房間裡放著我的床，作為媽媽的房間。另外一個六疊的房間放著電視、桌子、書架，我買瞭睡覺用的沙發床。床是鐵管式的便宜貨，躺下後折疊的部分頂住後背很疼，不過，已經沒有空間放得下席夢思床瞭。
媽媽來東京這天，我站在東京站的站臺等待著媽媽乘坐的那班新幹線。站臺於我毫不陌生。我已經在這城市住瞭十二年。不知不覺地，比任何地方待得都要久。
《東京塔》第7節(2)
在此之前，媽媽曾無數次在車站站臺為我送行，目送我進入車廂。今天我在東京站站臺上，為瞭迎接媽媽。一年四季的景致都別無他樣的站臺上，光號列車滑行進站瞭。在西裝革履的人叢之間，我看見裹著圍巾、胸前別著飾針、個子矮小的媽媽拎著旅行包從車上走下來。
找到我的身影，媽媽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瞭，向我招手。不知道車站的名字，也不知道電車怎麼坐，在這個城市連個熟人都沒有的年過六十的媽媽終於到瞭。就像十八歲的自己一樣，提著一個小包從車上走下，站在東京站的站臺上。
她站在那裡，表情像一個無助的孩子。以前的自己和媽媽的區別就在於，媽媽對於這個城市不抱有任何目的和感情。因為，若不是我在這裡，她根本沒有理由到東京來。
想到這裡，我的心裡漲滿瞭悲哀，混雜著沉重的情緒。
從東京站乘坐JR中央線，又在新宿換乘京王線，到達塚的傢後，她在不大的屋子裡轉瞭轉，說“不怎麼寬敞呢”，走出屋子到狹小的陽臺上，又指著面前聳立的巨大的物體說：
“這個，是什麼？”
“保齡球的瓶子。下面是保齡球館 ”
“這麼熱鬧挺好的，離車站也近。一樓就是超市倒是方便啊。”
那天晚上，我說還是去外面吃吧，可她說想去下面的超市看看，結果，就開始做上瞭糖醋豬肉。
在狹窄的廚房裡，一晃一晃的熒光燈下，她一邊切著菜一邊念叨著：“東京蔬菜很貴吶，真讓人吃驚 ”
我們略顯生硬地舉起啤酒碰杯。我已經好久沒有吃到媽媽做的料理瞭。
“媽媽在這一直待下去 合適嗎？”
是想事先把話說在這兒吧，才用這種很巧妙的語氣開瞭個頭兒。
“好也罷壞也罷反正已經都過來瞭。到東京的醫院去看看，說不定病也能治好，也不用擔心瞭。”
“要是，媽媽死瞭呢 ”
“別說那種讓人煩心的話，死還早著呢。一直活著不好嗎？”
“那麼 ”
媽媽重新調整瞭坐姿，像個外人似的，垂下頭說道：
“那一切就拜托瞭 ”
在九大醫院已經準備好介紹信的媽媽開始定期到表參道的甲狀腺專科醫院做檢查。
在甲狀腺治療方面頗有名氣的這個醫院，連續幾日都絡繹不絕地擠滿從全日本來的病人。
從那時起，我的工作也開始多瞭起來，不知怎麼每天忙得團團轉。雖然還不能說收入完全穩定，不過也不會為兩人吃飯發愁，也不再發生以前經常出現的拖欠房租的事情。我早晨開始去汽車駕校學習，就好像回到中學時代一樣。
“快起來！再不上學就遲到瞭！”
被媽媽叫起來，一睜眼就能聞到從隔壁廚房飄來大醬湯和米糠醃菜的香味。在媽媽少之又少的行李裡，理所當然地塞著她唯一的寶貝：米糠醃菜的缸。從媽媽到來的那個瞬間開始，我們每天都有當天拌好的醃菜。
沉溺於墮落生活的自己，以前無論有多重要的事情，仍然一次一次地起不來、遲到、爽約，然而在媽媽做的早飯還有配合自己的起床時間做好的醃菜的威力下，不可思議地，我就醒來瞭。
熱氣騰騰的洗澡水，疊放好的衣物，清理過的房間，廚房裡總是洋溢著食物的香味。
這是有熱氣和燈光的生活，與此前完全相反的日子。我想，在那時之所以能全心投入工作中去，全是因為有那樣的生活。
隻有認真地做好尋常生活中的事情，人的能量才可以得以發揮吧。
“吃好瞭，我走瞭。”
我抱著工作的工具、駕校的教材還有摩托車的安全帽走出傢門。
“今天晚上回來晚嗎？”
每天出門的時候媽媽都會問到晚飯的安排。
媽媽剛來不久時，我們互相都覺得不好意思，但又享受著這一切。上瞭年紀的母親和年過三十的獨身兒子在陳舊的集體大樓裡過著略感羞澀的生活，這樣的情形從旁人看來，或許要感到有些難為情吧。
即使如此我們仍然這樣，感覺像是在把那些曾經淡忘的、遺憾的事情，一件一件彌補回來。
媽媽一邊去醫院看病，一邊積極地融入東京的生活。她在手提包裡放著電車的路線圖，逐漸地一個人也能去新宿和涉谷瞭。她記住怎麼坐公共汽車，到處找小區的報紙來讀，好像連圖書館和當地的義賣活動她都成瞭常客。
《東京塔》第7節(3)
她說想做定期的志願者去照顧臥床不起的老人，所以我們兩個人走瞭很多地方去瞭解相關的辦法。
“連你自己都已經是老人瞭，能行嗎？”
“你聽我說啊，我並不知道人傢能不能讓我去做，可是在我自己能動彈的時候還是想做些對別人有用的事兒。”
說著這話的媽媽，從側面看上去，臉上的表情不知哪裡讓我想起瞭築豐的姥姥。
媽媽和我，母親和兒子，這種關系和立場在逐漸地變化，與此同時，媽媽僅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瞬間時常出現。曾經的坎坷不堪，曾經的心存不甘 我偶爾會察覺她為不圓滿的人生而發出的嘆息。
我在十五歲時離傢，到與媽媽再次共同生活前的十五年間，我經歷瞭青春期和二十幾歲的全部歲月。兒子生活最雜亂的年代，媽媽並沒在身邊看過，我也沒有讓她看到，就這樣過去瞭。對母子來說，進行交流最好也是最壞的時期，徹底地缺失瞭。這缺失的部分裡，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說，而且由於關系的變化，我有時也能像對朋友說話一樣，問起媽媽的事情來。
和江本還有她一起到附近的小酒館，我一邊勸酒一邊問起各種各樣的事情，小時侯的事情，學生時代的事情，對媽媽的依戀。我像對待朋友一樣讓她接二連三地喝下去，讓她盡情傾訴。
“以前啊，有那麼一個舞場呢。為瞭跳舞我總是到那兒，在那兒學瞭跳舞。”
“按現在來說，就跟俱樂部似的吧。”
“可沒有陪酒女郎哦。”
“和那種俱樂部不一樣啊。”
“而且，不知哪天，有一個看著感覺不對的男人。那個人對我說，你過來一下，然後牽著我的手把我拉到衛生間裡。”
“聽起來挺有意思的，這事兒。”
“到瞭角落裡，又對我說，把胳膊伸出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註射器，是一個賣菲洛本毒品的人 ”
“菲洛本？！”
“他說打瞭這個以後，心情會變好，舞也能跳得更漂亮。”
“那你打瞭？！菲洛本呀？！”
“面前就站著個賣菲洛本的人呢。我怕極瞭，什麼都說不出來。”
“那就打瞭？！”
“然後呢，另外一個男的來到衛生間裡，說，你要幹什麼！用手把註射器猛推到一邊去瞭。要是沒有那個人在，肯定危險。真是怕死瞭。”
“什麼啊，怎麼結局跟電影似的，其實還是打過瞭吧？菲洛本。”
“沒有。不過說起來，當時要是被註射瞭那個，最後也不知會怎麼樣呢。想起來就害怕。”
“不過滿不在乎地跟著那個毒販子走的話，也正常。我這個媽媽，可是個癮君子啊。”
“我跟你說瞭沒打的。”
“媽媽是個癮君子哦，拍成電影好瞭。”
“你別跟別人說啦。”
“我來寫稿子。”
“別胡鬧瞭。”
江本一邊笑著給媽媽的杯子倒滿酒，一邊說道：
“那可不行，阿姨。再喝一點吧。”
媽媽，爸爸，大傢，所有的父母，都不是生來就為人父母的。理所當然地，他們都是同我們一樣，經歷過無知懵懂的日子，也經歷瞭苦辣酸甜的歲月，才最終成為父母。如此想來，竟有一種憐愛的心情，雖然有些羞澀。
如果像《回到未來》中那樣，做一次跨時空旅行，與年輕時的媽媽相見，我也會喜歡上當時的她吧？聽著媽媽講過去的事情，我時不時會如此想象。
在我身邊的這些人，朋友、晚輩、助手、女友、工作夥伴，媽媽逐漸地與他們親密起來。大傢為瞭來吃媽媽的飯湊到一起。不知何時，隻住著兩個人的傢裡每天卻要做好五個人的飯。一旦誰要是來的話，媽媽這麼想，並如此準備著。
後來，變成就算我不在傢，朋友或是工作夥伴來和媽媽一起吃晚飯此類情形也沒什麼好奇怪的瞭。
到傢裡來的人是音樂傢也好，演員也好，有錢人也好，出版社打工的學生也好，對媽媽來說都沒什麼區別，無非是“年輕人總是餓著肚子”，這樣想著給來的人做飯菜吃。
《東京塔》第7節(4)
這樣做，能讓大部分人很高興，不過偶爾也有不那麼想的人。做好菜，做好壽司想拿去分給鄰居吃的時候，也有人並不接受。
“東京這裡的鄰居交往跟鄉下可不一樣，給不認識的大媽她們東西吃，她們就覺得裡面放瞭毒藥似的。”
“哪能有什麼毒藥啊。”
“你是不那麼想。不過，有人是那麼想的呢。”
有個女學生在女子大學上學，通過研究室的前輩介紹得到機會，給出版社打工。她有時會來取插圖資料，來之前把插圖畫傢工作的地方想象得高雅至極，結果來到之後眼前卻是如此景象：在昏暗的集體大樓裡的小屋子裡，母子一起生活，還在放滿筷籠啊醬油啊菜的小飯桌上畫插畫。在等待上色的時間裡，她坐在桌子的對面，為瞭不讓這時間顯得過於漫長，媽媽本著“年輕人總是餓著肚子”的想法，拿出飯菜來給她吃。
看著女學生對茶水和飯菜都一碰不碰的樣子，媽媽說瞭好幾次“千萬別客氣啊”。不過一直默不作聲的我能看出，那樣子絕對不是客氣。她是覺得別扭和麻煩。她離開時媽媽不肯罷休地又說：“想帶走也沒關系，我給你包起來。”女學生隻是說：“不，真的不用瞭。”媽媽隻能看著涼下來的飯菜，略顯失落地說“真是太客氣瞭”。
我看著她對熱騰騰的飯菜碰都不碰任其冷卻的樣子，突然感到非常憤怒和悲哀。也許確實有些麻煩，也可能覺得不對口味也好，哪怕隻是吃一口都剩在那裡也好。可是，她對為她做這些的人毫不領情，反而像是對待什麼骯臟的東西一樣，視若不見。這讓我極為憤慨。
這樣的時候我一般都會給住在下北澤的助手何賽打電話。號稱餓肚子大王的何賽騎車不用十分鐘就趕過來瞭。傢裡剩下的飯菜，都讓何賽全部吃光。
“你們好！打擾瞭。”
“何賽，快要涼透瞭，都吃瞭吧。這可是有志從事媒體事業的狐朋狗友吃剩的東西。”
“我說你，怎麼能那麼講話呢。”
“哎沒什麼沒什麼，哇，看上去好吃得一塌糊塗啊。我都吃啦。”
慢慢地學會開車瞭，我漸漸喜歡上瞭東京的風景。從首都高速路上看得到大樓此起彼伏，在西新宿、市政府的近代風格建築，多摩河的沿岸，籠罩於皇宮的霧氣。我曾經認為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學會開車這種本事，那時起至今也有好多年瞭。
一邊感受著自己駕車於東京街道上的不可思議，同時從車窗裡再次看到的東京的景色顯得是那麼新鮮。
剛拿到駕照時，總是忍不住想要開車出去，於是帶著媽媽走過形形色色的街道。
銀座、六本木、青山、原宿、新宿 我沿著環線不停繞著，向她介紹東京。我們去吃壽司、去吃中餐、去吃烤肉。到瞭貴的店裡媽媽總想知道價錢，不過告訴她以後她又像是無法消化吃下的東西一樣長籲短嘆的，我也就不再告訴她瞭。
在晚上我們驅車到芝公園去。
籠罩於墨綠色中的樹木前方是東京塔，橙紅色的燈光將周圍照耀得明亮而奪目。經由坡路，從塔的正下方通過，抬頭向上看去，那壯麗而又具有透視效果的巨大橋梁，像是為瞭通往月亮而搭建的。
我問媽媽：
“我雖然來東京有十幾年瞭，卻從來沒上過東京塔的上面，也沒登過那個瞭望臺。媽媽也沒有去過吧？”
“啊，不過視野應該不錯，能讓人心情舒暢吧。”
“現在已經關閉瞭，下一次帶你上去看看吧。”
“好。很期待啊。”
媽媽來東京已過一年，習慣瞭一起生活的時候，我也感覺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運轉良好。
為瞭實施碘治療，媽媽也曾有幾個星期住院，不過身體狀況並不差。不對，與其他六十歲的人比起來，應算身體好的吧。雖說疾病並未痊愈，不過也沒聽說轉移到聲帶附近的腫瘤變大什麼的。
媽媽參加瞭一個叫做“白樺會”的老年人圈子，是在小區報紙上看到的。她每個月出門一兩次參加那裡的聚會，好像是湊到一起跳交易舞、去卡拉OK唱歌。每回交兩千元左右的活動費，能唱歌、跳舞，好像連點心都發，還能把佈丁啊江米糖啊香蕉什麼的帶回傢來，好像是小孩子聚會似的。
《東京塔》第7節(5)
媽媽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時常常會說“那時也想去好的學校學習英文 ”像是為瞭重溫校園生活一樣。媽媽去參加白樺會的活動時，總是化著較濃的妝，胸前別的胸針幾乎要把衣服都扯下去似的。
今天有樂隊的現場演出啦，七十五歲的大爺送瞭一串項鏈啦，媽媽回來的時候總是樂顛顛地向我做白樺會的報告，就好像傢裡住瞭一個女大學生一樣。
不僅是媽媽如此，那個小圈子裡的所有老人，都在享受著這些遲來的校園生活吧。
另外，老人們畢竟還是要做老人們才做的事情，或者年紀大瞭都是千篇一律，媽媽也不可避免地經常往返於老太太常去的原宿、巢鴨地區。在那裡和朋友一起吃吃什錦涼粉，淘一淘不知是印著什麼動物圖樣的毛衣，還買回來十個不粘米粒的飯勺，讓我“分發給工作中照顧過我的人”，沒有辦法，隻能送出去。人傢冷不防地收到作為禮物的飯勺，常常用不明所以的表情看著我。
住在町田的美津表姐夫婦、阿修、住在橫濱女兒傢的花札大學的老師早苗太太、住在東京近郊的媽媽的親戚朋友們記掛媽媽，常來走動。住在九州的媽媽的姐姐野笛姨媽時不時地在箱子裡裝滿各種做飯材料或是給媽媽的毛衣，就像是給在東京念書的孩子一樣往這裡寄送包裹。惠美子姨媽也常有誠懇的信件寫來。收到的“圖案信”要是很有意思的話，媽媽自己也跟著開始試著那麼寫。阿佈姨媽則頻繁來電，每回都要說好久。
不知為什麼，我感覺一切都運轉良好。甚至讓人覺得，對媽媽來講東京比鄉下要更適合她。她與他人的關系也因為來到瞭東京，反而比以前顯得更有平衡感瞭。
她的疾病並無惡化。她一直常去有名的醫院，還參加鄉下所沒有的娛樂活動。
我的工作忙碌起來，借江本的錢也還完瞭。媽媽睡覺的時間裡，工作生活兼用的傢裡仍有人進進出出的。對聲響極為敏感的媽媽穿著睡衣就出來給人傢倒茶。我考慮到工作的空間過於逼仄，於是在同一個大樓的十一層又租瞭一個房間。
在保齡球館更上方的一層，從窗戶看得見首都高速四號線朝著新宿筆直地延伸而去。夜裡的車輛發出紅與白的燈光，無數的車輛川流不息，煞是好看。
我把辦公桌和書還有床搬到十一樓，給媽媽買瞭電視。我吃飯洗澡在七樓，工作睡覺在十一樓。雖然像是多蓋瞭一個兒童房，不過於我而言這環境已是相當舒適瞭。
我從十五歲開始獨自生活，從不顧忌任何人的想法，我行我素，出來之後長年過著隨心所欲的生活，三十歲後卻要隻隔著一扇門和媽媽一起過。電視的聲音太大會被抱怨，看色情電影也是忐忑不安，隻能戴著耳機看，備感緊張。即使工作到深夜，也要被提醒早點睡覺，讓人無可奈何。度過瞭十五年自由放浪的生活之後，年過三十的自己甚至連手淫都要像忍者似的踮著腳尖到洗澡間裡，就像要用淋浴銷毀犯罪證據似的，儼然才十幾歲的青年人。這樣的生活我從未想象過，那時真是讓人備感拘束。
而媽媽因此才能安然入睡吧。
一切都在逐漸好轉。
繳稅的確定申報下來瞭，曾經以為自己這輩子都不可能會繳稅的，不想這天卻不知不覺來到瞭。
申報可以追溯到兩年前。賬本是媽媽戴著眼鏡記錄並訂好的。
好幾年的小區稅和保險稅都攢到一起來瞭，就連吸煙也要限量。
對此，我視若不見。不過，媽媽像是在政府裡辦好瞭分期付款的手續。
我睡在十一樓的房間裡之後不久，有一天午飯時媽媽對我說：
“我給你呀，買瞭一張床。”
“啊？為什麼？”
“那個折疊床頂著後背太疼瞭吧，你睡不好覺會休息不好的。在塚的商業街上的傢具店裡有床，我在那已經預訂好瞭。有好多種呢，不過這東西每天都用嘛，幹脆豁出去買個好的。就睡那個吧。”
“花瞭多少錢？ ”
“大概十四萬吧。”
“你有那麼多錢？”
“啊，這些就是全部瞭。”
平時的生活費都是我在月末把房租那部分交給媽媽，由她交給大樓的管理辦公室。飯費以及零碎的花銷那些，都是媽媽在沒有錢的時候就告訴我“生活費沒有瞭”，我再適量地給她三萬或是兩萬這樣的零用錢。
《東京塔》第7節(6)
此時我又接著向媽媽問起瞭很久以前就想知道的事情。
“媽媽並沒什麼存款吧？”
“啊，已經都花光瞭。”
“那麼，養老保險是怎麼交的呢？”
“養老金也是，本來一直交著的，後來中途手頭太緊，就停下來瞭 雖然可惜，也隻能那樣瞭。”
這並非是媽媽不好，而是養老金制度不好。像媽媽這樣直到六十歲都靠打短工勤奮工作著、生活也總是精打細算，卻隻能靠低工資過日子的人，又怎麼能夠月月上繳養老保險呢？
也有人說不交不好，可是對於把每個月的一萬元都作為直接關系到能否活過當日的一筆大錢的人來說，要交付給那並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未來，這在情理之上也說不過去。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短袖的衣裳無論怎麼伸展都無法變成長袖的。若是知道人生百態，工作也有形形色色這回事，就應為那些孤獨的老人和病人，以及低收入的勞動者做些不同方式的事情，多給他們些什麼。在靠占用養老保險金而造出來的大廳裡舉辦搖滾音樂會這種事，即使聽瞭也隻能制造出興奮罷瞭，要把這樣的形式摧毀，重新分配。
我雖然沒有指望媽媽自己有錢，但不得不承認，在內心的某處我還是很世故地期待著她多少有些積蓄。並非想讓她把錢給自己，我這裡也根本沒有所謂積蓄這個東西。隻是考慮到她在醫院的消費，覺得還是有點兒比較好。果然還是沒有的。
“是嗎，這樣子啊 ”
看著我抿著濃茶表情也不自在起來，媽媽回到自己的房間，從抽屜裡取出裝有證書的紙筒來，拿到我面前坐下。裡面裝著我上學五年的大學畢業證書。
媽媽把它展開後，說：
“積蓄還有其他的一切，都用在這個上面瞭。這個就是我全部的財產。”
在京王線塚車站坐快車到新宿隻要一站，坐普通的電車，也隻經過初臺、幡之谷，接下來就是塚瞭，雖然我們住在涉谷區，不過還是在新宿站下最合適。這裡與中野區和世田谷區的交接處鄰近，而且去下北澤或是代代木上原去也並非不得步行那麼遠的距離。
商業街是一條令生活極為便利的小街。向上原的方向沿路走去，有一條從幡之谷延至茶澤大路的步行路，沿途都是櫻花。這並非是多麼引人註意的一條路，不過在櫻花開放的季節裡，媽媽很喜歡每天在那條小路上散步。
自從開始住在東京，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大人們總待在公園裡。沒有任何玩樂設施，無非隻是一個樹木繁茂的公園，人們在看著樹而已。這些人平時都在做什麼呢？他們又以何為樂呢？我總是這樣想著，看著他們。
鄉下的公園裡沒有大人，隻有生銹的鎖和腐爛的坐椅，帶有漏洞的滑梯，塗料剝落、發出鐵銹味道的攀登架。孩子們就聚集在如此簡陋的玩具旁，在細菌繁殖的沙坑裡玩著泥巴。
公園裡的大人們不知是醉瞭還是怎麼，總顯得有些古怪，所以我們很怕那些來到公園裡的大人們。
可是，在東京一無所有的公園裡卻隻有大人。他們各自註視著遠處的樹木，那目光仿佛是想到瞭什麼，或是像要忘記什麼一樣，隻是安靜地待在那裡。
住在東京的大多數人，以前都是在色彩匱乏的大自然中長大的。他們逐漸厭倦瞭那種色調，被牽拉到色彩斑斕的城市中去。
然而，當他們氣喘籲籲地奔走過七彩繽紛的街道之間時，本應呈現絢爛色彩的萬花筒中卻開始映射出如同煙熏的顏色。灰中帶著紅，灰中帶著橙，灰中帶著天藍，所有的顏色都與灰色相混雜，渾濁不堪。
築豐的夜空是那種無限接近於黑的普魯士藍。星月的光輝止於光源周邊，令其局部浮現出深邃而美麗的藍色。
東京的夜空，是絕非黑色的灰色，燈飾的三原色猶如洗筆器中的水，最後，無論混合進什麼，無論怎麼光照，都隻能無法改變地繼續加深其灰色的濃度而已。
雖說東京的街道飽含著原色，其實，所有的色彩都混沌瞭，沒有一處可以擠出顏料管裡的調料進行描繪。風景也好，思考方式也好，呈現的都是那種在調色板上將油與灰色混合，變成的那種叫不出色號的灰色。
《東京塔》第7節(7)
歐美的電影導演在拍攝未來故事的時候，會將日本或是亞洲國傢裡到處有霓虹燈的街道作為外景場地，這並不少見。我不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對充滿極度光彩以及人的能量的街道感到好奇和刺激才選這裡的。
即將來臨的未來，哪怕僅被如此的色彩和營利主義塞滿，街道與人就都被熏黑瞭。他們該是想說這些的。
追尋色彩，追求沒有極限的顏色，將這一切用調色板混合的人，不知何時也將沉溺於洗筆器的水中。本該持有的金色也好，光彩奪目的玫瑰色也罷，如今不知已溶解於何處，置於灰色之中，一圈又一圈地徘徊於灰色的樹海之間罷瞭。
另外，人們在追求真正的原色。想起還是小學生的時候，買到十二色的顏料，從中取出簡單的顏色，還有單純的心情，我坐在公園的椅子上。我不禁懷念起來，當時一種深綠色不知能調和出多少種綠色來，然而如今無論我多想再次找到，在這個城市中卻再也看不見瞭。
我在車站前的寵物店裡買瞭兩隻兔子。本是穿著拖鞋出門想買些文具，卻突然想要飼養小動物。
“你啊，又搞這個。”
對著突然之間把兔子帶回傢的我，媽媽冷不防地這麼說，有些奇怪。
其實媽媽所說的“又”，是指我還是小學生時就這麼做過。
白色的兔子叫做“面包”，黑色的兔子叫做“葡萄”，我把它們放養在七樓的陽臺上。
結果，喂食也好，打掃籠子也好，都由媽媽親力親為。她每天清掃兔子的籠子，按摩它們的頭和耳朵，甚至不知從哪裡學會和它們對話似的。
在曬洗的衣服飄揚的陽臺上，媽媽坐在小椅子上和兔子講話。
悠閑而又平穩的時光流淌而去。不知何時，傢裡的門把手、紙巾盒都被佈包好。超市特賣品的傳單也被磁鐵扣在瞭冰箱上。
一派平和的景象，並且，媽媽患癌的事情也被全然忘記瞭。
不過，癌細胞自身似乎並沒有忘記吞噬媽媽的健康。“有時，覺得喘不上氣”，起初媽媽這樣講，後來，媽媽逐漸頻頻地在深夜醒來，無法呼吸、難受異常。媽媽的房間響起聽似蟾蜍一樣的叫聲，我急忙拉開扇門後，看見媽媽俯臥在床上，呼吸困難地掙紮著。
“媽媽，怎麼瞭？喘不上來氣？”
這樣問，她也不回答，喉嚨繼續發出聲音。我把她的脖子鎮涼，不停地摩挲後背，發現濕漉漉的汗水都把她的睡衣浸濕瞭。
這樣的發作斷斷續續地逐漸增多，間隔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在傢裡睡覺也好，到町田的美津傢裡留宿也好，都會發作。
“還以為要死瞭呢 ”
在此期間，媽媽常常把同樣的話掛在嘴上。醫院裡說，大概是之前的手術留下的後遺癥發作瞭吧，不過做過精密檢查之後的結果，是癌細胞轉移到聲帶附近及食道上，其中一部分變大膨脹，阻礙瞭呼吸道的原因。
在九大醫院接受瞭甲狀腺切除手術兩年後，媽媽又一次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碘治療，然而，這對媽媽的癌癥卻好似毫無效果。
我和媽媽一起去表參道聽醫院的解釋，說是除瞭手術別無他法。再一次做手術把脖子上的傷口切開，將聲帶也摘除。醫生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說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媽媽將失去聲音。癌已經擴散到如此地步。
如此下去病狀將極易發展到關乎生命的地步。回傢後，我和媽媽商量，沒有二話地堅持勸她做手術。隻有這個辦法瞭。
“做手術吧。雖然可能會失聲，那也是沒有辦法。就這麼下去會死的。而且這個樣子，會經常覺得呼吸困難。”
可是，知道將要無法講話，媽媽像是受到瞭極大的打擊，對做手術一事怎麼都想不通。
“ 不能講話，還要麻煩別人，這樣不如不活下去。 不做手術 ”
“你將失去聲音。”若是被如此宣判，不僅是媽媽，任誰都會變得自暴自棄吧。尤其是媽媽，喜歡說話，又唱又笑的，無論何時都是開朗向上地生活著。回顧此前的人生，其中得助於自己聲音的日子也絕不會少吧？
《東京塔》第7節(8)
無論從此被宣告無聲的人生將換來多少生命，我想這也並非是輕易就能夠接受的。
可是，我卻不能和理所當然退卻的媽媽做出同樣的姿態。
“說什麼呢？在這個世界裡不能講話的、聽不見的、看不見的、走不瞭的，各種各樣有缺陷的人不知要有多少，那些人不都在拼命努力著嗎。媽媽來到東京的時候，還說要給那些有困難的人做志願服務者呢，自己有一些缺陷不是也好嗎，不站在他們的角度也理解不瞭他們啊。還有人比這更不好過的呢。不做手術可不行。已經決定瞭。這不是媽媽說瞭算的。”
以前，媽媽說要給老人看護所做志願服務，但卻怎麼都找不到她能做的差事，而且，切除瞭甲狀腺以後，人也容易疲勞，所以，其他的志願者活動也未能參加。盡管我對這一切瞭如指掌，不過為瞭能夠說服媽媽接受手術，還是滔滔不絕地說瞭一堆不搭調的話。
“不然就學著用手語，我也去學。”
“ 總覺得是別人的事兒。”
“唉！別人的事兒！你要是不在瞭才讓人為難呢。”
聽說媽媽要切除聲帶的事情，媽媽的妹妹阿佈姨媽特意從若松趕來瞭。橫濱的早苗太太好像也要過來。
除瞭勸她手術，我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因為不能忍受這種壓抑而沉悶的氣氛，我從傢裡出去瞭。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匯。剩下的事情，隻有全都交給姨媽們去做瞭。
在附近一邊玩著彈珠，凝視著那些滾落下的珠子，我一邊在頭腦中想象媽媽在失聲之後的生活。
彈珠命中得獎完全是隨機的，怎麼樣都無所謂。可是今天，彈珠撞在玻璃上的聲音聽起來卻格外清晰。
往往都是在人即將失去耐性時，號碼才能最終湊齊。我玩到很晚才離開，回到傢裡時，媽媽、阿佈姨媽還有早苗太太正在放電視的屋子裡，坐在鋪開的白色坐墊上，玩著花骨牌。
“雅也，你媽媽說要去做手術瞭。”早苗太太一邊翻開紙牌，一邊對我說道。
“這麼想想，就算不說話也還能玩牌的啊！”
三個人哄地大笑起來。
媽媽的精神看起來好多瞭，在這個時候，姐妹和朋友的力量真的是無可替代的。
無論發生什麼都以微笑面對，媽媽和我都盡力如此。
“就算不會講話，也能玩彈珠呢。”
“彈珠是不講話才能玩的吧。”
媽媽從座位上起身，開始給我做飯。阿佈姨媽好像是自己創造瞭手語似的，一邊比畫著一邊對我說：
“這個是 吃飯 、 洗澡 ，還有這樣的話，就是 給錢 。”
“嗯，很容易懂的嘛。”
“知道這些不就足夠瞭嗎。”媽媽一邊笑著，一邊忙著做飯。
大概，姨媽們是在告訴我不要過於擔心吧。那晚，媽媽她們幾個多年罕有地玩牌直至天亮。
因為媽媽將要無法唱歌，我和江本、何賽、阿豪還有很多朋友們想為媽媽舉辦一個告別演唱會，地點選在塚一傢新開業的卡拉OK廳。
“吃飽喝足唱歌啦。”
我們把歌本堆在媽媽面前，媽媽表情緊張地演唱瞭幾首歌曲，還一直小口地喝冷酒。
我也唱瞭齊條史郎的《夜之銀狐》。這首歌我在卡拉OK經常唱。此時媽媽就緊盯著屏幕上滾動的歌詞，跟著我低聲哼著。
“這首歌，你爸爸過去經常唱。”
“咦？我怎麼不知道。”
我從未和爸爸一起去過卡拉OK廳。當然，我從來沒見過他唱這歌的樣子。盡管我們幾乎從未在一起生活過，DNA卻連唱歌這一愛好都遺傳下來瞭。
不過，爸爸現在正在做什麼呢？媽媽剛來東京的時候，還有電話掛到傢裡講過話，不過那根本算不得是認真的通話。
“哎，過得怎麼樣？”
“嗯。湊合吧。”
“噢，那挺好。東京那邊有很多工作的吧，小倉這裡根本不景氣，一點辦法都沒有。”
在此之前的對話，不論何時爸爸說的都是一樣的話。
“你媽媽那邊，替我帶好。”
“嗯。”
“那好瞭。”
完全是事不關己的樣子。
盡管這樣，媽媽還是偶爾和他聯系著，不過我從來沒給爸爸去過電話。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電話號碼。
媽媽決定接受聲帶切除手術大概過瞭幾天的時候，喜訊不期而至。
《東京塔》第7節(9)
好像是有一個甲狀腺方面的專傢最近剛從法國留學歸來。據說，這個醫師經歷過很多類似媽媽情況的案例，醫術高超。負責的醫生想拜托他再次診斷一回，並為我們寫好瞭介紹信。本來，媽媽就醫的這個醫院並非外科手術的專門醫院，隻是碰巧在這個合適的時間，把這位法國留學歸來的T醫生介紹給我們而已。
這個綜合性醫院坐落於東京塔下。在醫院正門的入口處，東京塔如同彩色明信片一樣筆直而立，清晰可見。
T醫生與想象中全然不同，恐怕連四十歲都沒有，嘴上蓄著髭須，表情充滿自信。
X光片放在光箱裡，T醫生坐在旁邊一邊掃視著病歷，一邊用一種極為平淡的語氣對坐在一旁的媽媽和我說：
“沒什麼事兒，切除吧。”
“聲帶，也要全都切除是嗎？”
“不用，保留。不切除聲帶，隻切除癌細胞。”
“那說話 ”
“我想沒問題。”
“啊 太好瞭。”
若是在漫畫裡，估計此時將是母子二人大喊“啊！太棒瞭！”同時緊握對方雙手淚流滿面，要不然就是兩個人擊掌慶祝的一番場面。可是現實中卻為此前錯得有些離譜的判斷而感到沮喪。
按照醫生的解釋，將切除掉聲帶附近和食道裡的癌細胞，但聲帶將竭力保留，並把媽媽身體其他部位的皮膚、軟骨移植到切掉的地方。之後在喉嚨上開孔，做成氣管孔
專業的解釋並不易懂，總之，是保留聲帶、切除癌細胞。所謂的一箭雙雕正是如此，我們當即歡欣鼓舞而且放下心來，連解釋也聽不下去瞭。
然而，醫生的診斷和技藝之間，竟差異到如此地步，這又如何解釋呢？這一回，媽媽是得益於上任醫師有心關照的介紹信和恰逢T醫生回國這雙重的“幸運”，可說到底，人生也好奮鬥也罷，還都是要被技巧和運氣所左右的。
手術的日期立即確定下來，媽媽將在術前兩周開始住院。不管如何，這對上瞭年紀的人來說，也是個大手術。不要說精力心情，就是體力這方面，也絲毫放不下心來。
然後，聽說媽媽即將手術的消息，爸爸也在媽媽住院前兩天趕到瞭東京。最近一次見到他大概是五年以前吧？上回在東京碰面，還是我十八歲，兩人在赤坂的日式料理店裡，那次氣氛怪異的會談。
連爸爸都特意趕來，這手術看樣子還是極為重要的，我又想。
媽媽比平時更加細致地化瞭妝，從那天一早開始就心神不寧的。我去東京站接瞭爸爸，開著自己的車向塚奔去。他並沒有打聽媽媽的病情，反而一如既往，開始談論小倉的經濟是多麼不景氣。接下來，又用熟悉的口吻問我在東京過得怎麼樣，最終老調重彈地說在東京多多少少還有些可做之事什麼的。之後，他透過墨鏡向開著車的自己的兒子瞥瞭一眼，沉默瞭一會兒，不緊不慢地問我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喂，怎麼樣瞭？”
見到媽媽，爸爸不咸不淡地這樣說道。幾天後，媽媽脖子可是要被咔地切一刀呢。
這麼說著，他麻利地走進房間，掛起夾克衫，就在我以為他要給煙點火的時候，他又說：
“來杯茶。”
相當我行我素。一切照舊。而且是完全沒有任何掩飾的我行我素。
就算買瞭菜媽媽也還是要住院的，所以我決定到外面吃飯。不過多年未曾全傢三口一起吃飯，我對三人面面相覷的情形未免心存顧忌，於是又照例叫來附近的年輕人，一群人到下北澤一傢幹凈的雜煮店去吃。
“叔叔，初次見面 ”
當然，冷漠而又嫌麻煩的爸爸對此問候視若不見。他留著背頭，戴著像美國歌手鮑比？佈朗一樣的墨鏡，身著香奈爾牌夾克衫，右手小拇指留著長指甲，一會兒抽一根細長的Mr.Slim，隻夾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放到面前，不向任何人勸食，隻顧自己吃自己的。
他吃瞭一口生魚片就隨意地說：“東京的魚簡直不能吃。”大傢還都在吃著他又說：“去喝杯咖啡吧。”結果何賽慌裡慌張地把煮雞蛋一口都吞瞭下去。
誰都比不瞭，這個人。
我回到十一樓的房間，爸爸媽媽在七樓就下瞭電梯。
《東京塔》第7節(10)
不久，我到大樓旁邊的便利店去，看到瞭非常有趣的一幕。我像平時一樣站在雜志架前看成人雜志的時候，爸爸和媽媽一起出現瞭。
我心想怎麼搞的，連忙用雜志把臉擋住，目光卻跟著他們的身影。
爸爸拿著筐，媽媽緊隨其後向點心貨架走去。媽媽一邊說著什麼，一邊把脆餅放進筐裡，還買瞭瓶裝的麥茶。
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形如夫婦的這般場景。在我的記憶裡，像這樣能讓人相信我的父親和母親確實是夫妻的景象少之又少。
我也不能忘記媽媽此時的神情。
跟癌癥毫無關聯似的，非常開心的樣子。
媽媽手術前幾個月。
晚上我在飯桌旁一個人吃晚飯時，電話響瞭。看電視的媽媽接起來，聽著像是慣常的姐妹來電。這樣不在意地過瞭一會兒，突然之間，媽媽聲調高起來，對著話筒就哭瞭出來。
媽媽像孩子一樣啜泣著，反復地說：
“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情 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情 ”
我放下筷子，等待媽媽把話筒放下。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瞭三十分鐘，她一放下話筒，我就問：“怎麼回事？”可是她又一次放大聲音，趴在那裡哭起來。
鐮倉的舅舅死瞭，好像是自殺。
人的死亡不是論資排輩。身為姐姐的媽媽正與病魔做著殊死的鬥爭，身體健康的弟弟卻突然之間命喪黃泉瞭。
葬禮隻在親戚間舉行。可是媽媽卻哭著說不回去瞭。
“他自己這樣死掉的，我不回去 ”
舅舅為人和善，與世無爭。每次回去的時候，都給我帶上鴿形脆餅當禮物。晚年，舅舅夫婦在築豐和媽媽一起住在姥姥傢，就在不久之前，媽媽還一直和他們住。
我並不知曉原因。雖然聽說他身體並不盡如人意，但也並非是得瞭什麼大病。
“回去吧，見最後一面。”
“ 不，我不回去。”
“表弟不是還在很努力地工作，撫養著孩子嗎。葬禮不是表弟能操辦得瞭的，那和年輕人都在做的事兒完全不一樣。明天早上坐第一班新幹線去一趟吧。成年人能那樣好好地活到現在，年歲大瞭才去世，不管怎麼死的，就是壽命到瞭。你回去的話，表弟也會很高興的。你隻要對他說聲 辛苦瞭 就夠瞭。”
媽媽一晚上都哭泣不止。第二天早上拿著我給的路費和奠儀，乘坐第一班新幹線回到築豐。
媽媽手術這天。
早上九點到瞭醫院，媽媽已經躺在手術床上瞭。在術前準備的兩周住院時間裡，她好像和同室的阿姨們溝通得很好，手術床的周圍有很多穿著睡衣的阿姨們一邊說著鼓勵的話一邊在哭。病人之間的友情不存在利害關系，非常簡單，可是這種友情的緣起卻並不吉利。
雙耳不知戴瞭多少耳環的黃發護士戰戰兢兢地用一支長針頭將預備麻醉藥紮在媽媽的肩膀上。
就算你平常在JULIANA扴TOKYO歌廳裡舞弄著扇子跳脫衣舞，我隻求你把這一針好好地給我註射啊，我在心中強烈地祈禱。
我和曾一度返回九州、前幾天回來的爸爸一起，跟在手術床的後面。同一病房的阿姨們一直跟著送到手術室門前，邊哭邊擺手：
“加油啊！！”病人之間的同情心極為強烈。
麻醉開始奏效，我用紗佈擦去媽媽嘴角流落的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