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的小學有兩個操場，校門一進來是鋪著水泥的小操場，早上升旗用，四邊圍著中低年級教室和行政中心，穿過中廊去到高年級教室那一頭，才是標準的田徑操場，遠遠接到據說鬧鬼的後山垃圾場。小操場這邊，行政中心的一樓柱子上，有一具公共電話，紅色轉盤式的，一塊錢就可以打一通，柱子下面有一張小木凳，給矮個子的小朋友踩上去投錢撥號用。我從入學那一天起，聽到老師介紹說那裡有電話可以在必要時打回傢，就巴望著有一天可以試一次。
實際上我試瞭不止一次，腦袋裡的電話號碼隻有一個，要打當然隻能打回傢。第一次是忘瞭帶美勞課要用的彩色筆，人一到學校，看到班長又把那盒七十二色的彩色筆掛在椅子上，我就知道忘瞭要帶自己那盒標準二十四色來，終於有可以打回傢求救的正當理由。打電話需要零錢，阿公每天早上會在店口給我五元零用錢，跟我說再見，那是我可以完全自主運用的錢。下課時間隻有十分鐘，我得先到福利社找開零錢，再在下一個下課時間跑到操場另一頭打電話。福利社有不少一元可以買的東西，最常買的是咸橄欖一顆，或是小包碎面，兩種都適合放在抽屜裡，上課時避開老師視線，偷偷捏一點到嘴巴，偷吃的東西最好吃。買完東西找回四個一塊錢，放進藍色百褶裙的口袋裡，丁零當啷走回教室，期待下一節下課可以站上夢幻小木凳拿起話筒打回傢。
我記不得電話是誰接的，反正幾個大人聯合起來拒絕我的時候，都是同一張臉。電話那頭說，彩色筆忘記帶向同學借就好瞭，我就這樣解開瞭向別人借東西來用的人生成就。有一次忘的是算盤，這可沒辦法和鄰座一起用，於是硬著頭皮打電話回去，大人說店裡很忙，叫我自己想辦法。我的辦法就是等著老師發現以後罵我，那一堂珠算課正好小考，是簡單的二位數加法，我如坐針氈地看著同學們打算盤，不敢作弊在考卷填上自己心算的答案。發回零分考卷時，老師沒有罵我忘記帶算盤，她罵的是：“怎麼那麼笨，連心算也不會，就算心算太難，筆算也比珠算快啊，你傻瓜啊？”
我回傢萬分哀怨地說班上的誰和誰，忘記帶東西都可以請爸媽送來，就不會被老師罵，他們一聽反而喜上眉梢，說被罵是應該的，“尚好順唰扛咖噌（順便打屁股），誰教你這泥粗線條”。經過算盤事件以後，我不再寄望傢人們會幫我送來任何漏帶的文具。
後來有一次同學忽然病瞭，老師打電話請傢長來帶回去，我又重新燃起希望，忘記帶文具不行，生病應該就可以瞭吧？那時候萬分懊悔小二那年被隔壁班男生的溜溜球打中眼睛，沒有想到要把握機會打回傢，隻好盡量扭傷腳踝。
懷抱陰謀後，體育課上起來反而沒那麼討厭，我的肢體笨拙，隻要奮力跑一陣就會扭傷，下課時果然走起路來卡卡的，我滿心歡喜裝出可憐的聲音打回去，那邊說：“好啦！”就掛斷電話。放學後我在教室等瞭很久，沒有人來。老師一早就拎著她上午買的菜回傢去瞭，幾個平日和我一起走路回傢的同學，聽我說大人會來載，都先走瞭，我自己在教室裡不知道可以做什麼，陸續有高年級的陌生學生經過，見到我在裡面呆坐顯得不大尋常，一路邊走邊回頭打量我，我越發坐立不安，沒出沒息地決定還是回傢好瞭，反正自己知道腳其實演得比扭得嚴重。
從學校走回傢裡大約十分鐘，我嘟著嘴拖著牛步走，一路看著對向車道有沒有傢人騎腳踏車的身影。幾百公尺的路一下就到傢瞭，我踏進傢門也踩死最後一絲希望，沒有人去接我，而且是根本沒有人打算要去接我！店裡生意並不忙，這時候大傢趕著回傢煮飯吃飯，沒多少人來拿藥，大人閑閑做著店裡瑣事，看到我垮著臉走進來，首先關心的居然還是我有沒有打招呼：“啊轉來不免講膩？[1]”我百般不情願地念一遍“阿公我轉來啊爸爸我轉來啊阿嬤我轉來啊”，隻想趕快躲進後廳不理這些人。這些大人大概很得意總是能看穿我的居心，我很生氣他們連一次也不肯配合演出，撒一次嬌也不讓，但小孩子怎麼想在那個年代並不重要。
我就這樣如大人所願放棄上演討拍的戲碼，鐵一般的死心，認定從他們身上要不到任何便宜，在學校有事情就求同學求老師，有時候有人幫，有時候沒人理我，最壞頂多是挨老師一頓罵或打。如今回想起來，大人原來期待著我上學以後，能夠斷另一種奶，萬一真有事情，電話會是學校打去的，其他就讓我在老師眼皮底下自生自滅，才好學會靠自己。
四年之間，學校的公共電話從轉盤式的紅色，換成新款的按鍵式藍色電話，我也徹底確認瞭公共電話的功能，對我來說，就隻剩下和同學起哄亂打一一九和一一〇，警察伯伯比傢裡幾個大人有反應多瞭。
（警察，對不起喔！）
[1]閩南語，意為：回來不會說一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