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上小學不久，有一天我在放學回傢的路上，遇到一個陌生男人發傳單，那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路人，不特別惹人提防的模樣。我們交會的時候，他抽起一張黑白印刷的傳單塞到我手上，叫我拿回傢給大人看，我當時的讀寫能力隻發展到註音，盡管勉強認出幾個“民主”“人民”之類筆畫簡單的字，還是不足以拼湊出完整的句意，也猜不出傳單上說的是什麼。回到傢裡，店口碰巧沒有客人，隻剩阿公一個人顧著，我把傳單遞給他，問他上面到底說的是什麼，阿公隻瞄瞭一眼，就從藥櫃後面急急走出來，拽住我的手臂吼：“這會槍殺你知嘸知？！”
我當然嘸知，而且覺得手幾乎要被阿公拆下來。阿公兇起來很像暴力漫畫，阿嬤和爸爸的幾個兄弟姐妹，每一個都曾經警告我，阿公屬虎的，很兇。但是阿公真正對我這個寶貝孫女暴怒的次數，一隻手可以數完，這是其中一次。我被吼得不敢作聲，阿公的意思是我會害自己或傢裡的人被槍殺吧，是誰會來殺呢？有槍的人隻有警察和阿兵哥，他們是保護人民的人，無端端的哪裡會殺我們？我不懂阿公到底在說什麼，路上天天有人拿傳單回傢，無論想殺人的是誰，總不可能跑到這麼多人傢裡，一個一個全部殺掉吧？
三叔也這樣被吼過。他還單身住在老傢的時候，曾經提議大傢一起上甲仙的錫安山走走，說朋友最近才去過，沒想過離我們這麼近的地方，有一個美得像仙境的世外桃源。我一聽到甲仙就想到芋冰，還沒來得及歡呼，先看到阿公的表情，趕緊把手腳和鼻息全都收斂得像隻烏龜，不敢嘁噌。阿公對著三叔暴吼：“那種所在未使去！”說他不做正經事，專想一些“嘸屬賽欸代志（不實在的事情）”。三叔很悶，平白被阿公罵瞭一頓，事後對著我抱怨阿公什麼都怕，才是嘸路用。我靜靜聽瞭，把錫安山這個地名記在心裡，判定那是個阿公覺得危險，但應該有點意思的地方。
很多年後，阿公老得不能出門瞭，我們終於上到錫安山，原來那是一個自外於社會的基督教會，開辟瞭一個山頭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當年為瞭土地等諸多議題，和當局有過多次激烈的沖突。我讀瞭停車場邊上控訴國民黨政府迫害的手寫海報，終於抓到一點蛛絲馬跡，能夠猜測阿公為什麼不讓我們來錫安山。沖突事件裡誰是誰非一時三刻很難看得明白，但是站在與當局對立的那一邊，似乎很容易有人流血。或許是因為這樣，阿公才以最高層級的戒心來提防，任何與當局為敵的人事物，他一絲一毫的邊也不許我們沾上。
我覺得阿公稍嫌誇張瞭，沖突抗爭難免有流血，但那畢竟是小眾之小眾，別人傢的事，我們傢安分營生，會有什麼事能輪到我們頭上呢，何至於要這樣怕？他對警察的忌憚根深蒂固，經常拿警察恐嚇小孩，說他們會把不聽話的囝仔抓去關，我著實怕瞭許多年，要到上瞭小學，課本教我們軍人和警察都是保障我們生命安全的人，才漸漸放下心來，知道阿公隻是嚇唬我。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天凌晨，學生沖進“行政院”的隔天，坐在濟南路上的我，倒是出乎意料地又湊出幾塊阿公心中恐懼的拼圖。在這個過程裡，隨著社會事件的沖擊，多讀瞭臺灣史料，我發現自己和阿公雖然在不同的時代，遇見不同的事件，卻很可能生出相同的害怕。要說怕警察，我們怕的不是派出所裡面，點算到後來總會變成同學娟娟的爸爸，或菜市場文金嬸他傢老三的那一種；而是在難見真身的雲霧裡，代表當局來界定暴民排除暴民的那種警察。一個凌晨的見聞讓我對臺灣社會和當局生出恐懼，我推想，阿公心中巨大的不安，靠的肯定不隻是一個錫安山事件的喂養，能讓一個人怕到終身不提自己的害怕，那恐怕是更多更暗黑的見聞。
阿嬤熱衷於婦女會的免費活動，我也愛哭愛跟路參加過幾次，在民眾服務站前面和村裡的阿嬸阿姨們集合，搭遊覽車出去玩。回來以後，阿嬤會說兩句某某民意代表人不錯，真慷慨，這次（玩樂）瞭蓋歡喜，下個月選舉要“凳乎伊”（投他的票）的話。但阿公完全不會，他繳所有該繳的稅，履行一切公民義務，但是對於政治沒有一絲一毫個人見解。每到選舉日，阿公出門投票前隻會機械式地問過爸爸或阿嬤，應該投給誰比較好，沒有第二句話。爸爸還會說，做囝仔的時陣，曾經在門口看過軍用卡車上面載著用佈條蒙眼的村民，不知道要去哪裡，有沒有回來。但是我和阿公相處的二十多年裡，沒有聽過阿公提起，他看過什麼樣的人，見識瞭什麼樣的場面。根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我好像不能主張，這個社會曾經驚嚇過阿公。
謎底後來是爸爸揭開的，在我追問之下，爸爸才模糊想起，大伯父從前在日本讀書，一次回臺的時候，傻乎乎接受友人請托，幫帶瞭一份包裹，入境的時候被翻出一本《毛語錄》。阿公費瞭許多精神和金錢，才讓大伯父平安回到傢，但警察從此時不時過來關切傢裡的日常起居，讓阿公很難放心。我猜是那些我根本無從想象的周旋，讓阿公決心成為無聲的公民，安靜得仿佛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隻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他的沉默反而為自己打上一盞探照燈，成為我的歷史舞臺上說出最多故事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