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邀請一個在中東旅居多年的朋友參與我當時在做的一個項目，讓她根據自己對迪拜的理解和喜好來設計一條城市漫步線路。一周之後，我問她進展情況，她告訴我說，最近是個特別忙的過渡期，除了搬家之類的瑣碎事情，還得為接下來的工作做各種準備，因此實在靜不下心來想這個事情，但又不想隨便應付，所以還沒有開始寫。
從她的話語當中，我能夠聽出些許的內疚感，但其實我十分理解她的狀態，也非常支持她的這種選擇，因為我明白這種需要靈感和創造力的事情，在頭腦焦慮和緊張的情況下是無法完成的。所以，我告訴她不要著急，等到有閒暇時間的時候再去想。
麻省理工學院人文教授史密斯寫過一本書叫《人的宗教》，開篇講的就是印度教。在我看來，印度教是所有宗教中最有智慧的一個，也是東方哲學的核心與起源。但是，有個問題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如此偉大的智慧會在印度這片土地上產生？然而，在讀到印度種姓制度的時候，我突然想通了，因為我相信印度教中的大智慧與印度文化中嚴格的種姓制度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
印度的種姓制度把人按照社會功能分成了4個階級：第一等級叫婆羅門，主要是僧侶、貴族；第二等級叫剎帝利，主要是軍事貴族和行政貴族；第三等級和第四等級分別叫吠捨和首陀羅，他們主要從事農、牧、漁、獵等職業。婆羅門，作為最高等級，在整個印度社會起到精神引領的作用。在其他社會，對應的人應該是宗教領袖、思想家、哲學家或是科學家等，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同在於，婆羅門幾乎不需要參與任何日常事務，他們受到整個社會的保護和供養，為的是讓他們有足夠多的閒暇時間來做從容的內省，以免過度捲入各種干擾與遮蔽心靈的日常急務中。我猜想，正是因為印度這種獨有的種姓制度，為婆羅門創造了一個不受干擾的純淨環境，他們才能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省和思考中，為印度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慧。
雖說印度教的婆羅門是一個極端例子，卻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人必須擁有足夠多的閒暇時間才能深入進行思考和創作。
心理學家相信創造力的產生需要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有足夠的時間讓大腦中的神經元自由連接。這是由大腦的工作原理所決定。創新從大腦的角度來解釋就是儲存了不同信息的神經元發生了連接，這種連接很偶然也很隨意。大腦在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時候就會處於這樣一個放鬆、隨意遊蕩的狀態，很多新的想法就會從無意中蹦出，這其實是無數神經元在自由連接和溝通。
愛因斯坦曾經把創新稱為「組合遊戲」，平時不會相互連接的神經元，如果偶然碰撞在一起，很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相反，若一個人處於緊張、焦慮或者高壓力的狀態中，大腦就會因為受到壓抑而失去創造力。科學研究已經證明，控制與壓力是創造力最大的敵人。特裡薩·M·阿馬布勒（Teresa Amabile）在2002年10月的《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槍口下的創造力》（Creativity Under the Gun）的文章，文中指出：「槍口下的創造力，通常都會遭到槍斃的命運。雖然時間壓力會使人們做得更多，也可能會讓他們感到更有創意，但事實上，壓力下的創意水平都是比較低的。」因此，可以斷定，一個永遠在壓力和忙碌中的人，很難成為一個思考者或創作者，因為思考和創作需要的是可以自由發散的閒暇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給生活留白就是為大腦創造一個不被打擾、沒有壓力、可以自由想像與思考的悠閒時刻。此時儘管身體處於休息的狀態，但大腦並沒有休息。事實上，這與睡覺類似，睡覺只是讓我們的身體得到充分休息，大腦其實在忙著加工白天獲得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大腦會梳理最近形成的記憶，鞏固、複製整合信息，使它們變得更有用，還可以使記憶免受其他信息的干擾，實現更有效的回憶。
所以，留白的時候，我們看似什麼都沒做，但其實大腦中的神經元正在進行各種整合與連接，為新想法和新思路的出現提供必要的條件。
我一直把「給生活留白」看成是一項重要的人生準則，避免過度忙碌。大多數朋友以為我生活極其忙碌，因為我很少接受邀約，其實不然，我只不過是刻意把時間空出來留給自己。相比他人，我最大的優勢就在於：想像力豐富、善於思考和創新。為了讓這種優勢得以發展，我明白，不能讓自己處於忙亂的生活狀態，因為日常事務消耗我的精力越多，我的創造力就越弱。為此，我盡可能地簡化生活：不要擁有太多物品，保持生活的空間簡潔有序，不讓自己陷入瑣碎的日常事務中，釋放更多大腦空間來思考和創造。
回想過去幾年，我發現曾經經歷的兩個重要人生轉折點，都發生在閒暇時期：一個是美國商學院畢業之後，在政府工作的那段時間；另一個則是2013年辭職休息的那5個月。政府工作的那段輕閒時光給了我很多自由探索和自我認知的機會，這才有了後來的各種業餘組織，而辭職休息的那5個月則給了我大量的閱讀和思考空間，也是因為那段時間的沉澱，我才走上了寫作這條路。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這種悠閒的、無目的的探索中認識和瞭解自己。《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離不開隨機的自由探索。宇宙發展的本質其實就是自由探索，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沒有目的、隨機探索的進化中形成的，人的發展也不例外。而這種自由探索必須要有足夠多的閒暇時間。
TED上有個演講叫作《休假的力量》，演講者斯特凡是一位有名的設計師。他在演講中提到，每隔7年，他便會關閉他在紐約的工作室，花一整年到世界各地度假，以恢復他的創作靈感。他認為自己的成功與這種工作方式有很大關係，因為這使得他能夠保持持續的創造力。
為了保證公司的創新能力，三星曾推出一項名為「自我啟發休假」的員工福利新政策，允許入職3年以上的職員進行最高一年的語言進修或長期海外旅行。想必這可能就是Gap Year（間隔年）背後的邏輯和流行的原因，一段時間的放鬆和休息能夠讓你獲得意想不到的靈感，成為日後發展的基石。
然而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留白的重要性，因為我們身處的文化視努力和勤奮為美德，把忙碌等同於創造價值。因此，凡是有點上進心的人都會傾向忙碌而非悠閒的狀態，所有公司也都更願意看到員工保持忙碌的工作狀態。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很難讓我們成為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力的人。我們被嚴格限制在8小時工作制內，公司得看著所有人8個小時都在忙碌才覺得工資沒有白給。
於是你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大家都特別善於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然後再花時間去處理這些人為製造出來的新問題，僅僅只是為了顯得很忙碌。工作之外，我們用各種碎片化的信息填滿自己的大腦，以為只要有信息輸入就是在學習，只要處於忙碌的狀態，時間就得到了有效利用。
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哈佛終身教授穆來納森曾經做了一項對資源稀缺狀況下人的思維方式的研究，結果表明：窮人和過於忙碌的人有一個共同思維特質，即注意力被稀缺資源過分佔據，引起認知和判斷力的全面下降。忙碌的人因為被各種事情和信息壟斷了注意力，於是便會忽視身邊那些更重要、更有價值的因素，也沒有精力去思考和安排更長遠的發展，結果造成心理的焦慮和資源管理困難。
未來的競爭拼的是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是效率，而這些能力是一個永遠處於忙碌的大腦很難具備的。
聰明的人能夠懂得做正確的事情與正確地做事之間的區別，也明白前者才是成敗的關鍵，因此，他們會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思考什麼是正確的事情，然後高效、正確地做這些事情。未來的成功必定會屬於那些知道如何合理並高效利用自己大腦的人，他們既懂得如何給大腦營造一個放鬆和安靜的環境，讓它自由地思考、整合和創新，又擁有高效的執行力，知道如何把思考結果和創新想法變成現實。
因此，想要成為一個更有創造力、更有價值的人，我們就應該努力讓自己擺脫終日忙碌的狀態，因為在如今的世界，忙碌不再等同於高效，也不意味著有價值的產出。相反，遠離那些每天如潮水般向我們湧來的碎片化信息，給生活留白，給大腦多一些自由發散的空間，讓自己在書籍、藝術或自然中迷失一會兒，才能走得更寬，行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