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次，我坐在從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起飛的飛機上，這時我聽到一位男士的聲音——一個歐裔美國人——正在向他兩歲多的兒子提問。
爸爸說：「氣球是什麼形狀的？」兒子沒有回答。
「是圓的，賈森。」
爸爸說：「這是一雙襪子。它們是長的還是短的？」
兒子說：「短的。」
爸爸說：「對了，短的。」
爸爸說：「這是一條褲子。它是？」
兒子說：「短的。」
爸爸說：「不對，賈森，是長的。」
雖然這種交流在西方人看來是很平常的測試，但是以亞洲人的標準，這就非同尋常。父親的問題在把兒子的注意力引向物體，他詢問的是物體的屬性。這對於西方人來說是給小孩的注意力定向的一個最自然的方法。但這不適合東方人，其原因在於感覺和認知方面的深刻文化差異。
古代中國的哲學家把世界看成是由連續的物質構成的，而古希臘的哲學家則認為世界是由相互分離的物體或相互獨立的原子構成的。一塊木頭在中國人看來是沒有縫隙的、均質的材料，而在希臘人看來，木頭是由粒子組成的。再如，一個貝殼在中國人眼裡是物質，而在希臘人看來是物體。值得注意的是，有證據顯示，現代亞洲人也有把世界看成是由連續的物質構成的傾向，而現代西方人則傾向於把世界看成是由物體構成的。
認知心理學家今井睦美和戴德·金特納向不同年齡（從不到兩歲的小孩到成年人）的日本人和美國人說明物體是由特殊的物質構成的，而說明時，他們也不註明它是物體或物質。例如，他們會向這些人出示一座用軟木做的金字塔，讓參與者看這個「東西」。然後，他們給參與者看兩個托盤，其中一個托盤裡放著一個與剛才看到的金字塔形狀相同但材質不同的金字塔（比如，由白色塑料製成的金字塔），而另一個托盤裡放的是材質相同但形狀不同的東西（比如，軟木片）。然後調查人員讓參與者指出放有他們的「東西」的托盤。
美國人比日本人更可能選擇同一形狀的東西作為那個「東西」，這表明美國人把他們所見到的東西解釋為物體。而日本人則把相同材質的東西看作那個「東西」，這說明日本人把他們所看到的東西解釋為物質。日本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差別很大。在各種實驗中，美國4歲的小孩中，2/3以上選擇把另一個物體當作「東西」，而日本4歲的小孩中這樣做的還不到1/3。成人間存在著同樣的差異。美國嬰兒也比日本嬰兒更喜歡選擇物體。
從表面來看，這個研究的結果表明西方人和亞洲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就像古希臘的哲學家一樣，現代西方人看到的是一個物體的世界——看到的是一個個孤立的、沒有聯繫的事物。而現代亞洲人，就像古代中國的哲學家一樣，看到的是一個物質世界——連續不斷的物質。西方人看到的是抽像的雕像，而亞洲人看到的是一塊大理石；西方人看到的是牆而亞洲人看到的是水泥。還有許多其他的證據——歷史的、逸事的以及具有系統科學本質的——這些都表明西方人很關注物體及其屬性，對之採用分析的態度，而東方人持有整體觀，關注物質的連續性以及一定背景下的各種關係。
西方人的個人主義態度擴展到了他們對社會機制本質的理解上。特納和特朗皮納斯在調查中層管理人員的價值觀時，詢問他們的調查對象是把公司作為一個組織任務的體制還是協調人們協同工作的有機體：
（1）公司是一個旨在有效發揮功能、完成任務的體制。在機器和其他設備的幫助下，人們被雇來發揮這些功能，因所完成的任務而得到報酬。
（2）公司是一群一起工作的人。這些人與其他人和組織有社會聯繫。公司的運作就靠這些關係。
75%的美國人選擇了第一個定義，50%以上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典人也選擇了這一定義，而只有大約1/3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選擇了這一定義。德國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作為群體來說，他們介於亞洲文化和英國與北歐文化之間。因此，對於西方人來說，尤其是美國人以及主要來自北歐文化的人，公司是個人主義組合的地方，在那裡，人們可以各顯神通。對於東方人來說，公司是一個有機體，社會關係是公司團結一致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古代中國人的整體觀延伸到了天人合一的認識中。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會與自然和宇宙中的事件產生共鳴。東亞人現在的觀念依然如此。道家學說在中國、東亞的任何一個地方，依然具有影響力；神道教在日本依然很重要，還保留著萬物有靈論的成分：認為動物、植物、自然物體，甚至人工製品都具有精神。強調自然的廣告在亞洲遠比在西方成功得多。尼桑公司發現了這個事實，但是使它懊惱的是，當這家公司在美國展開豪華汽車廣告競賽的時候，不是用該公司的汽車而是用自然景色作大幅的廣告畫面——常常是幾幅自然景色的畫面排成一排，造價很昂貴——而汽車的名字最後才出現。尼桑在這次活動中以慘敗而告終。歐洲大陸的社會態度和價值觀介於東亞和英美國家之間，因此該地區的知識體系比起英美國家也更傾向於整體觀。這些宏觀思考的理念在英美國家比在歐洲大陸更為罕見。許多年以來，英美國家的哲學家忙於個人主義的、所謂的一般語言分析，而歐洲的哲學家們發明了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最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潮體系主要是從歐洲大陸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是德國的產物；社會學是法國的孔德發明的，而德國的馬克斯·韋伯使其成就達到巔峰。在心理學方面，也是歐洲學者主導著這些理論：奧地利的弗洛伊德和瑞士的皮亞傑或許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在我研究的社會心理學的分支領域中，兩位德國人，庫爾特·勒溫和弗裡茨·海德，貢獻出了到現在為止最廣泛、最綜合的理論。我後來才發現我自己所屬的心理學派是俄羅斯的心理學家列文·維果茨基和亞歷山大·盧裡亞建立的歷史文化心理學。
並不是英美學者不會創造廣泛的理論，而是他們對這樣的理論極其反感。B.F.斯金納是注定要進入心理學名人堂的美國人，他不僅僅是極端個人主義學派的簡化論者，實際上，他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是不適當的——不是太籠統就是脫離現實。在我所在的研究生院，如果誰在經營泛泛的理論，就會有同行指控他在從事「夜校的空頭理論」。即便是支持理論研究的英美社會科學家也不喜歡太宏觀的理論。在研究生院，我的社會學老師羅伯特·默頓把「中幅理論」作為理論研究所力求達到的適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