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東亞人必須協調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行為，適時而動，那麼我們可以預計他們會比西方人更關注他人的態度和行為。實際上，我們有證據證明東亞人比西方人更關注社會。我發現北京大學的學生比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對他人的態度和行為有更多的瞭解。來自密歇根大學的特裡·海頓和丹尼斯·帕克領導的小組和來自中國心理學研究所的研究小組研究了單詞出現時的背景畫面對人們記憶單詞的影響。他們讓中國和美國的大學生以及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看了許多單詞。一些單詞以帶有社會背景的形式出現，其背景是一些人組成的畫面；一些單詞的背景由一些「非社會」物體構成的，比如鮮花；一些單詞根本沒有什麼背景。在看了一系列的圖畫後，參與者們匯報了所有他們能記得的單詞。對帶有非社會背景的單詞以及根本沒有什麼背景的單詞的記憶，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對於那些帶有社會背景的單詞，中國參與者比美國的參與者記憶得要多。很顯然，對圖片的記憶是對圖片上醒目單詞記憶的回想提示，這表明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注重社會線索。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西方人和亞洲人在以迥然不同的方式體驗著這個世界。西方人是他們的自傳體小說的主人公，亞洲人只是電影中提示他們存在的成員。發展心理學家傑西卡·漢、米歇爾·利克特曼和王琪（音譯）讓4~6歲的美國和中國兒童報告一些日常事件，比如，前天晚上睡覺時做什麼了，上一次生日是怎麼過的。他們發現了三點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雖然所有的孩子都經常提及自己，美國孩子提到自己的次數是中國孩子的3倍。其次，中國兒童能夠說出事件的有關細節，並能夠用簡要、實事求是的語言來描繪這些細節。美國兒童用很隨便的方式談論那些個人感興趣的事件。再次，美國兒童提到自己內心的感受，比如個人的喜好和情感，是中國兒童的兩倍。總之，對於美國兒童來說就是：「好，夠了，來談談我吧。」
社會心理學家達夫和亞歷克斯·岡茨的研究表明亞洲人能夠全面地看待事物，能夠站在他人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他們讓北美的學生（大部分是加拿大人）和亞洲的學生（來自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韓國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學生們）回憶10種不同情形下的具體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他們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比如，「身處尷尬的境地」。北美的學生會從原始的角度來敘述這一場景，是以自我為中心向外看的。亞洲人會把這一場景想像成一位旁觀者從第三者的角度來描繪這一事件。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這一部分所描繪的研究以及我們研究小組所做的研究中，我們對一些參與者的測試用的是英文，一些用的是另一種語言，我們採用了「回譯」的方法以保證其可比性。這些材料是用A語言創作的，然後再翻譯成B語言。以B語言為母語的人把這些材料再「回譯」成A語言。如果以A語言為母語的人認為原始材料與「回譯」後的材料意思相同，那麼這些材料就會被採用。如果有出入的話，還會採取同樣的步驟來選取材料。
我的一位新來的日本學生名叫增田隆彥，身高1.86米，體重220磅[1]。他是一位足球運動員（是的，足球是日本的第三大流行運動項目）。秋天，在到達密歇根後不久，他就要首次到現場觀看十強足球比賽，不必說他有多興奮了。實際上，這個比賽讓他非常激動，但是他的同學的舉止又使他感到異常驚駭。他們不斷地站起來擋住他的視線。他告訴我，在日本，每個人在小時候就學會了要「注意後面」。這與多疑症沒有絲毫關係——相反，其意義在於確保你所做的一切不會侵犯到他人的快樂和方便。美國學生對其身後的人的冷漠態度在他看來太粗野了，簡直不可理解。
美國足球迷的行為促使增田來檢驗他的假說，他認為亞洲人是通過廣角鏡來看世界，西方人則是坐井觀天。他採用了表面上看來很簡單的步驟證明了這一點。他讓京都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學生觀看了8張彩色的生機勃勃的水下虛光照。其畫面上都有一條魚或多條魚處於「焦點」位置，比畫面上其他東西的體積要大、顏色更鮮明、運動得更快。
每個畫面中還有運動較為緩慢的動物，有植物、岩石、水泡等。這個畫面持續了大約20秒，然後又放映了一遍。在第二次放映完之後，參與者要回答他們所看到的東西。他們的答案就是他們所提到的：處於焦點位置的魚、其他活動的物體、背景和無生命的物體等。
有同樣多的美國人和日本人都提到了處於焦點位置的魚，但是60%以上的日本人都提到了背景成分，包括水、岩石、水泡以及無生命的動植物。另外，有同樣多的日本和美國參與者都提到了動物的運動，而日本參與者中有超過兩倍的人提到了與無生命的、背景物體有關的各種關係。或許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日本參與者的第一句話指的是環境（「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池塘」），而美國的參與者的第一句話是指處於焦點位置的魚（「那兒有一條大魚，可能是鮭魚，向左邊游去了」）的可能性是日本參與者的3倍。
圖4–1 水下景象的例子
在參與者匯報完他們在每張虛光照中所看到的東西之後，他們又看了96張物體的圖片，這些圖片中有一半是他們以前看過的，有一半是他們從沒看過的。他們的任務就是回答以前是否看到過這些圖片。他們看過的物體中，有些在原來的環境中再現，有些換了一種新環境。日本人識別原始環境中物體的能力比識別新環境中物體的能力要強。這表明，對於日本人來說，物體與環境是相互關聯的，一開始是什麼樣，記憶中就是什麼樣。而在美國人眼裡這個物體在最初的環境或是新環境中都沒有什麼差別，這說明美國人對物體的感知是完全脫離其環境的。
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和增田讓美國和日本的參與者看了不同背景下的各種動物。這次測試的不僅是感知的精確度，而且還有感知的速度。這次仍然是日本人比美國人更多地受到背景的影響，當物體在新背景下出現時，日本人犯的錯誤要比物體在原來的背景下出現時多得多。而且，當物體在新背景下出現時，日本人的判斷速度就會受影響，而美國人的判斷速度不受影響。
假設在大街上有人走過來向你問路。在你和這個人談話的時候，兩個人扛著一大塊膠合板從你們中間穿過。與你談話的那個人抓住膠合板的末端，扛著膠合板走過去了，而他的同伴留下來與你繼續談話——好像這個人就是一開始與你談話的那個人似的。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大，你會認為你的談話對像沒有發生變化嗎？除非這兩個人是雙胞胎，否則絕不會出這樣的差錯。
實際上，以這種把戲來糊弄人是很容易的。一般來說，人們正在觀看的一些場景發生變化對人們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電影製片人就利用了人們的這種敏感性。
相對來說，東方人比西方人更關注背景，也就是說，西方人相對來說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體的變化，也看不到物體間關係的變化。我們也可以說西方人比東方人能夠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體的變換。為了研究這種可能性，我和增田給日本和美國的參與者看了一個簡短的電腦製作的彩色電影剪輯。這些剪輯幾乎是相同的，但是又不完全一樣。後面的圖（圖4–2）就是一組黑白圖片剪輯。參與者的任務就是說出這些剪輯的區別。可以說它們在幾個方面都有區別。例如，在第一張圖片中位於底部的直升機左邊有個黑色的旋翼，而第二張圖片位於底部的直升機的旋翼在右邊。物體間的關係也不一樣。例如，在第一張圖片中直升機與單擎飛機的距離比第二張圖片中二者間的距離要近。最後，其背景細節也不同：兩張圖片中指揮塔的形狀不同。
正如我們所料，日本的參與者在這兩個剪輯中比美國的參與者注意到了更多的背景差異和關係差異。美國人看到了更多的處於焦點位置的物體和前景物體的變化。
圖4–2 電影剪輯圖片
如果亞洲人比西方人更關注環境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亞洲人能夠更準確地感知事件間的關係。為了探索這一問題，我和季李軍、彭凱平給中國和美國的參與者看了一個電腦分割的畫面。我們在左半邊屏幕上閃現了兩個任意圖形中的一個，比如，一枚勳章或一個燈泡。很快，在屏幕的右半側，我們把其中的另一個任意圖形凸顯了出來，比如，一根尖尖的手指或者一枚硬幣。對於一些實驗來說，左邊出現的東西和右邊出現的東西之間沒有什麼聯繫。比如，硬幣不會因為左邊出現勳章或燈泡而出現在右邊。對於其他的一些實驗來說，兩者之間有很強的聯繫。我們詢問了參與者這種聯繫有多強，以及他們對自己的看法有多大的信心。
中國參與者匯報的左邊與右邊的聯繫比美國參與者的要強，並且他們對自己的判斷比美國參與者的判斷更具信心。實際上關聯程度的多少是與中國人的判斷更為一致的。最令人矚目的是，在共變量檢測研究中，美國人表現出過分受第一印象影響的傾向。比如，在早期的實驗中，如果燈泡總是與勳章成對出現，美國人就會把這作為一般規律——即便情況並非如此。而中國的參與者就不會這樣。
我和季李軍、彭凱平也研究了美國人是不是比亞洲人更善於把物體從其背景中分離出來。（這或許是分析型、片面性感知風格的優勢！）我們對東亞（主要是中國和韓國）和美國的學生進行了由威特金及其同事發明的「場依存」桿框測試。在這個測驗中，我們向參與者展示了一個長長的箱子，箱子的盡頭安置有一根桿，桿可以不受箱子約束靈活擺動，而箱子是作為桿的背景而存在的。參與者的任務就是指出桿在什麼時候是完全垂直的。框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對參與者對桿的垂直度判斷造成影響。背景，也就是框的方向影響人們對桿的垂直度的判斷的程度就是「場依存」。我們可以說亞洲人具有更強的場依存性，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不參照框的方向來判斷桿的位置，這對於亞洲人來說要比美國人難。
[1]1磅≒0.453千克。——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