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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第六章 最残酷的一个月

作者:埃默·托尔斯 发表时间:2019-08-04

四月的一个晚上,我站在区间快线的华尔街站等着乘地铁回“大众之家”。上一趟车开走已有二十分钟,站台上人很多,戴帽子的、叹气的、胡乱卷着晚报的,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塞得过满的旅行袋,用绳子捆着。因为没有孩子,在战时这算是一个小站。

一个男人从我旁边挤过去,撞到我的胳膊肘,他穿开司米大衣,戴棕色帽子。和所有赶时间的人一样,他转身向我道歉,就在这一刹那,我以为他是廷克。

而我本该更清楚的。

廷克·格雷不可能在区间快线附近出现。他们在棕榈滩待了差不多有一周时,伊芙从她和廷克藏身的浪花酒店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姐们儿,我们挺想你的——大意如此——廷克在靠边的空白处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小小的黑体字环绕我的地址,一路往贴邮票处而去。伊芙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他们那俯瞰海滩的阳台,还画了一个标志牌插在沙子里,上面写着:勿跳。附言是:一周后见。但两周后,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发自基韦斯特市的码头。

与此同时,我接到五千页的口授材料,键入四十万字,文字风格和天气一样灰暗。我修补了分裂不定式,改好了悬垂修饰语,坐坏了我最好的法兰绒裙子。晚上,我独自在厨房餐桌边吃涂了花生酱的烤吐司,学习掌握如何出王牌并对付沮丧,啃读E.M.福斯特 32 的小说,只是想看看人们为什么对他的作品如此大惊小怪。我总共存下了十四元五毛七分钱。

我爸爸会为此感到骄傲。

那位温文的陌生人穿过站台,站在一个害羞的姑娘身边。他走近时,姑娘抬了一下头,有一小会儿和我四目相碰,是夏洛特·塞克思,坐在我左边的打字天才。

夏洛特的黑色睫毛又厚又密,却有着精致的五官和细腻的皮肤。她要不是表现得似乎这个城市随时会把她踩在脚下,她本可以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今晚她戴了顶引人注目的筒状女帽,帽顶上缝着一朵葬礼上用的菊花。她住在下东区,似乎总是以我为标准来确定应该工作到多晚,因为经常是我到车站后几分钟,她也跟着来了。夏洛特偷偷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显然是要鼓起勇气接近我。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于是从包里拿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翻到第六章。这真是人性中一种可爱的怪癖,一个人更愿意打扰正在谈话的那两个人,而不是正在独自看书的人,哪怕读到的只是一段愚蠢的浪漫史:

乔治听见她到来便转过身来,他一时打量着她,好像她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他看出她容光焕发,花朵像一阵阵撞击着她的衣裙。

一阵刹车声淹没了鲜花的碰撞声,站台上的难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为上车而战,我任由他们在我身边挤来挤去。一旦车站如此拥挤,你最好是等下一趟车。

高峰时段,戴小绿帽的列车长很有策略地在站台那边摆好架势,如同处理事故现场的警察,甩开膀子,根据需要把人们往前推或往后拽。车门打开,人群蜂拥而上,夏洛特帽子上的蓝黑菊花如同海面上的漂流物,起伏着往前涌去。

——那边进去一点,列车长喊道,不管高个矮个,一律向前猛推。

没过一会儿,车子走了,留下少数比较明智的人。我独自翻着书页。

——凯瑟琳!

——夏洛特……

她肯定是在最后一分钟折回来了,就像切罗基族的侦察员。

——我不知道你搭这趟车,她虚伪地说。

——每天都坐。

感觉到小谎言被揭穿,她脸红了,这抹红晕倒是她苍白的脸颊急需的,她该再多撒些谎才对。

——你住在哪里?她问道。

——11街。

她的脸色一下亮起来。

——我们差不多是邻居了!我住在勒德洛,鲍厄里东边过去几条街。

——我知道勒德洛在哪里。

她抱歉地笑了笑。

——当然。

夏洛特双手将一大本文件抱在胸前,如学生搂住课本一般。从厚度看得出这是一份合并协议或股票出售计划的草稿。不管是什么,她都不该随身带着。

我任由沉默变得尴尬。

尽管似乎还不够尴尬。

——你是在这一带长大的?她问。

——我在布莱顿海滩长大。

——天啊,她说。

她正要问布莱顿海滩是什么样子的,或坐哪趟车能去那里,或我去没去过科尼岛,但车来了,这救了我。站台上人还不多,因此列车长没管我们,他们抽着烟,像大战中进攻间隙的士兵们,脸上挂着老练的冷漠。

夏洛特在我身边坐下,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中年女清洁工,头也不抬。她在黑白制服外套一件旧的紫红色大衣,穿的是实用的鞋子。她的头顶上方挂着卫生部的一张海报,不赞成人们不用手帕捂嘴就开始打喷嚏。

——你为马卡姆小姐工作有多久了?夏洛特问。

这是夏洛特值得称赞的地方,她说马卡姆小姐,而不是奎金-黑尔公司。

——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我说。

——那你肯定已经是高级职员了!

——绝对不是。

我们沉默了几秒钟,我想她也许终于明白我不想和她说话,她却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马卡姆小姐是不是很不一般哪?我从没见过像她那样的人,真的非同寻常。你知道她会说法语吗?我听见她和一个合伙人说法语,我发誓,一封信的草稿她只看了一遍,就能记下每个字。

夏洛特突然加快说话速度,我不知道她是因为紧张,还是想在她到站前尽量多说几句。

——……不过奎金-黑尔所有人都特别好,就连合伙人也是!有一次我去奎金先生的办公室找他签字,你进过他的办公室吗?哦,你肯定去过。你知道他是怎样让那个鱼缸装满鱼的,呃,有一条蓝得漂亮极了的小鱼,鼻子顶着玻璃缸,我简直没法移开我的眼睛。尽管马卡姆小姐告诉过我们在合伙人的办公室里不要东张西望。可奎金先生签完字后,他竟然绕过桌子来告诉我每一种鱼的拉丁名字!

夏洛特滔滔不绝地述说时,坐在对面的女清洁工抬起眼睛,她直视着夏洛特认真倾听,仿佛不久前的某天她也曾站在这样的鱼缸前,那时她也有着精致的五官,细腻的皮肤,大大的眼眸里充满希望,而眼中的世界美好而公平。

地铁到达坚尼街,门开了,夏洛特说话太快,竟没注意到。

——你不是到站了吗?

夏洛特跳起来,可爱地、害羞地挥挥手,消失了。

等车门关了,我才看到旁边长椅上的合并协议,封面上别了张条子“自托马斯·哈珀先生办公室”,上面还有卡姆登-克莱公司一位律师的名字,字写得幼稚、潦草。也许他想利用一点儿学校男生的魅力把这份文件丢给夏洛特去送,这并不费事,她天生容易被诱惑或吓唬。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这两人皆缺乏判断力的表现。不过,如果说纽约是一台有许多齿轮的机器,那么缺乏判断力就是润滑油,能使这台机器为我们其他人顺利地运转。而他们终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自己应得的惩戒。然后,我把协议放回到椅子上。

列车还停在站内,站台上有几个通勤的乘客挤在关闭的门前,怀着希望朝里张望,就像奎金先生鱼缸里的鱼。我的目光转到过道对面,发现那个清洁工盯着我。她忧愁的目光落在被遗忘的文件上,似乎在说,不会是他们两人都受到惩戒,有着好听嗓音和松软刘海的迷人男生,他们会让他来说明情况,而大眼睛的女生将为两人的错付出代价。

门又开了,通勤客涌上车。

——见鬼,我说。

我抓起文件,就在门要关上时,用一只胳膊顶开。

——快点儿,小甜甜,一个列车长说。

——去你的小甜甜,我回嘴道。

我走上东边的楼梯,朝勒德洛走去,在宽檐帽和抹了百利发乳的人头中寻找跳动的蓝黑菊花。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在五个街区内找不到她,就让这份协议和垃圾桶合并吧。

我在坚尼街和克里斯蒂街的拐角处发现了她。

她站在斯科兹父子店门前,这家店卖各种各样的腌制品,她没在买东西,而是在和一个小老太太说话。黑眼睛的老太太穿着常见的葬礼礼服。老太太用昨天的报纸包着今晚的熏鲑鱼。

——对不起。

夏洛特抬起头,惊讶的表情变成少女的微笑。

——凯瑟琳!

她朝身边的老太太做了个手势。

——这是我奶奶。

(不是开玩笑的。)

——很高兴认识您,我说。

夏洛特用意第绪语和老太太说着什么,大概在解释我们是在一起工作。

——你把这个落在地铁上了,我说。

夏洛特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她把文件拿在手中。

——哦,我太大意了,该怎么感谢你呢。

——没事儿。

她停了一秒,然后忍不住冲口而出:

——哈珀先生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和一位重要的客户会面,这份修正稿需要在九点前送到卡姆登-克莱,所以他才问我去办公室的路上能不能——

——哈珀先生除了有哈佛大学的文凭,还有一份信托基金。

夏洛特带着迟钝的迷惑看着我。

——即使哪天被解雇,那也足以保障他能过得很好。

夏洛特的奶奶看着我的手,夏洛特看着我的鞋子。

夏天,斯科兹一家把一桶桶腌制品、青鱼、西瓜皮在人行道上一字摆开,带酸味的盐水泼洒在铺路石上,八个月后你还能闻到那股味儿。

老太太对夏洛特说了句什么。

——我奶奶问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对不起,我还有事。

夏洛特翻译道,不必了。

从坚尼街出发,我还得走十五条街,要是再乘地铁,线路又太短。用本地话来说,我犯傻了。每到一个十字路口,我都左右张望,喜士打街、格兰街、布隆街、春之路、王子街、第1街、第2街、第3街。每个街区都像是异国他乡的一个死胡同。在便宜的公寓房中间,你能看到其他的父子店出售另行加工的家乡特产——他们的香肠或奶酪,烟熏的或盐腌的鱼,用意大利语或乌克兰语的报纸包着,由他们那些打败不了的祖母带回家。抬起头,你能看到一排排两间房的小公寓楼,那里有一家三代晚上挤在一起吃着教会施舍的糖,喝着饭后的利口酒。

如果说百老汇是一条河,从曼哈顿流到炮台公园,在车流、店铺和灯光中波浪起伏,那么由东到西的街道则是一个个旋涡,从那里,我们可以像树叶一样慢慢地转着圈子,从开始转到永远,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

我在亚斯特坊广场停下来,在一个路边报刊亭买了《纽约时报》的晚版。头版头条是一张修改过的欧洲地图,以雅致的点线优美地标出边境的细微变化。柜台后的老人白眉飘逸,表情和善,像随和的乡下大叔,让人好奇他在那里干什么。

——美好的夜晚,他说,大概是指他在女帽店橱窗玻璃上能看到的一点点夜色。

——是啊。

——你觉得会下雨吗?

我往东区的屋顶望去,那里的晚星如飞机上的探照灯一样明亮。

——不会,我说。今晚不会。

他笑了,脸色开朗起来。

我递给他一块钱,这时又来了一位顾客,在离我有些太近的地方停住脚步,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我就发现卖报人的眉毛耷拉了下来。

——嘿,姐姐,这位顾客说。你有没有烟什么的?

我转过身,与他四目相对。看来,他在从失业走向失去就业能力的过程中,头发现在已长得太长,山羊胡也一团糟,却有着我们十四岁时那种专横的微笑和好奇的眼睛。

——没有,我说。对不起。

他摇摇头,然后歪歪脑袋。

——嘿,我认识你,对不?

——我想不会。

——当然,他说。我认识你,214房,萨莉·萨洛姆修女,我在E前面,除非在C后面……

他因为这个念头笑了。

——您认错人了,我说。

——没有认错,他说。你不是别人。

——给你,我把零钱递过去,说。

他举起双手,表示温和的抗议。

——我可没预设这样的条件。

他又为自己的用词笑了,朝第二大道走去。

——这就是生在纽约的问题,卖报老汉有点儿悲哀地评论道。你没法再逃往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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