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追尋

紅色「福爾摩斯」出了好點子

時間如東逝的流水。在歷史的長河中,追尋昔日閃光的浪濤,往往頗費周折……

1950年初秋,金風驅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條並不喧囂繁華的馬路——黃陂南路,一男一女緩緩而行。那女的東張西望,在尋覓著什麼。那男的跟在她的後邊,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女的四十九歲,一身藍布衣褲,一頭直梳短髮,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過的一彎秀眉,那雙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風韻猶存,看得出曾經滄桑,非等閒之輩。

她叫楊淑慧,寫信或寫文章署「周楊淑慧」。她的知名度並不高。不過,那個冠於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卻是個名噪一時的人物。在汪偽國民政府中,周佛海當過「行政院副院長」(相當於副總理),當過「財政部長」,當過「上海特別市市長」,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大漢奸。1948年2月28日,病死於監獄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歲,穿一身藍色幹部服。他在出門前脫下了軍裝,摘掉了胸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符號。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視眼鏡,舉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識分子風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連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實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鵑後來成了中國的名作家。

他本是畫家劉海粟的門徒,1935年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37年畢業後,他留在這所美術學校當助教。戰爭的烽火,燒掉了他的畫家之夢。1940年,他離開日軍鐵蹄下的上海,來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縣,在那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為茹是中國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姓換名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牽連。不久,這位畫家進入蘇中抗日根據地,在那裡當起參謀、文工團團長來。此後,他在陳毅將軍統帥之下,進軍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文藝處幹部。

沈之瑜與茹志鵑(右)在1975年的合影20歲在上海美專讀書時得沈之瑜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前右)雖然後來墮落為漢奸,他的兒子周幼海(後左)卻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幀「全家福」中的周海夫人楊淑慧(前左),在解放初曾經協助沈之瑜找到了中共「一大」會址

沈之瑜跟楊淑慧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如今,他與她怎有閒工夫徜徉在黃陂南路上?

事情得從幾天前的一個電話說起……

「你馬上到建設大樓[1]來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電話。

姚溱此人,當年以筆名「秦上校」、「丁靜」、「薩利根」活躍於解放前的報刊,尤以軍事述評為世矚目。外界以為「秦上校」必定是一員武將,其實他乃一介書生。他十八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二十五歲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負責文教宣傳工作。解放後,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從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趕往位於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設大樓。解放後,此處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大樓。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腦人物陳毅等都在那裡辦公。那時,只要一說去建設大樓,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當沈之瑜一身軍裝跨入姚溱辦公室,姚溱當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楊重光找來,三個人一起開了個小會。

「交給你們兩位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姚溱用蘇北口音很嚴肅地說出了這句話。

沈之瑜的目光注視著姚溱,急切地想知道這項不尋常的政治任務究竟是什麼。

「是這樣的……」姚溱頓時成了「秦上校」,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倆下達任務,「這項任務是陳毅同志提議,經市委討論同意——尋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因為我們黨是在上海誕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黨三十週年紀念日。作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尋找黨的誕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沈之瑜一聽,顯得十分興奮。他是個老上海,對上海熟門熟路。他問姚溱:「有線索嗎?」

「聽說是在法租界開的會。」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著呢!」沈之瑜雙眉緊鎖,「洋涇濱以南,城隍廟以北,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長長的淮海路橫貫法租界。那時淮海路叫霞飛路,是以法國將軍霞飛的名字命名的。這麼大的範圍,怎麼找法?」

「你別著急,我給你一把『鑰匙』!」姚溱笑了起來,「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同志跟我說過,他把周佛海的老婆從監獄中放出來,[2]她能幫助你們尋找!」

「周佛海的老婆怎麼會知道中共『一大』在哪裡開的?」沈之瑜感到頗為奇怪。

「因為周佛海當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說出其中的緣由。

沈之瑜一聽,打心底裡佩服公安局長揚帆的「神通」。

揚帆也經過一番改名換姓,他本名石蘊華。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從事地下工作。後來,他在新四軍軍部擔任軍長項英的秘書,從事保衛工作。那封以項英的名義發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藍蘋(即江青)不宜與主席結婚」的電報,便是揚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衛工作,使揚帆變得精明、幹練。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留神種種信息。

揚帆手下,有一員來歷不凡的公安驍將,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裡,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時半,周佛海之子降生於日本鹿兒島(據楊淑慧回憶說是「民國十年」,顯然她記錯了)。當時,二十五歲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學,與楊淑慧同居,生下了兒子。周佛海給兒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後來,周佛海名聲沸揚,關於他的家庭的種種報道也見諸報章雜誌,周幼海之名也為世人所知。

天上風雲變幻,地上人事也變幻莫測。當周佛海從中共黨員成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衛的漢奸同黨,由紅變黑時,他的兒子卻走上革命之路,於1946年經田雲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從事地下工作,成為揚帆麾下的一員戰將。解放後,揚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周之友成為他手下一名副科長。

當陳老總提出要在上海尋找中共「一大」會址時,揚帆不愧為紅色「福爾摩斯」,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楊淑慧——她是一把「鑰匙」!

周之友還向揚帆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父親周佛海寫過《往矣集》一書,內中提及了他出席中共『一大』時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屬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範疇,揚帆便把「鑰匙」以及線索都交給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

聽姚溱如此這般一說,沈之瑜和楊重光心中有了底……

[1]本書初版本寫為「海格大樓」。1998年9月7日,據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電話告訴筆者,應為「建設大樓」。[2]這是1989年9月4日下午本書作者訪問沈之瑜時他所回憶的姚溱原話。本書作者於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走幹部牟國璋查詢,據他告知楊淑慧並未在上海市監獄關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裡。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