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南一帶是一望無際的乾燥草原，夏天蚊子既多又大，有的個頭幾乎跟蜜蜂相似，叮人特別厲害，名為「瞎虻」。一到黃昏，「瞎虻」等蚊蟲成群飛來，糊到不加防備的人身上，一夜間就能把人血吸乾。張作霖所部在草原上行軍，大熱的天都不得不用棉花把頭包上，否則便寸步難行。
比蚊蟲更具威脅的是狼。「跑拔子」（軍隊裡的通信人員）一個人騎馬外出送信，往往就會被狼吃掉，最後僅剩一匹馬跑回來，因此「跑拔子」不離開大隊便罷，要離開的話必須幾個人在一起，而且還得全副武裝，就這樣，有時仍免不了遭到狼群的包圍。
這是夏季，到了冬季，草原上冰雪載途，人煙寥寥。官兵們晚上露宿寒林，光把手指凍掉的就有二十多個，其他人臉上手上也都不同程度地有凍裂傷。由於軍糧接濟不上，大家只能吃些乾糧，捧雪為飲，張作霖本人亦不例外。有一次，徐世昌派員前來賞銀犒師，來使在河岸邊碰到張作霖，其形容之憔悴，幾乎令他不敢相認。過後，他向徐世昌進行了報告：「（剿匪部隊）艱苦情形，可以想見。」
張作霖所部面臨的困難，蒙軍當然也會遇到，但後者的適應能力顯然要強上許多。首先，蒙軍出動時會預先帶上大群空馬，這些空馬既是交通工具，可用於換乘，同時亦是其主要給養來源，每當斷糧，他們就會殺掉幾匹，以馬肉充飢。馬肉熱量高，每天吃一頓基本就可以一天不餓肚子。其次，因為反墾，陶克陶胡等部得到了不少蒙古族民眾的支持。隨張作霖一同出征的張景惠曾說：「我們軍隊所到之處，蒙古人都搬家躲得遠遠的，所以我的部下人馬住食十分困難，就想找個蒙古人領路也辦不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蒙古族民眾視陶克陶胡為英雄，會隨時予以接濟和幫助。
官軍在草原上備受苦楚，每個人都希望早一日收工打道回府，可是接仗並不順利。蒙軍全都精於騎術，有著不俗的槍法，縱馬衝鋒時他們會將頭貼在馬脖頸上，以減少傷亡，當馳近目標時才一躍而起進行射擊。官軍若意志不堅，準備不足，隨時有被蒙軍衝垮的可能。
要說光這樣還好應付，張作霖馬隊成員有不少是以前遼西的「馬鬍子」，騎射作戰的技術也不賴，加上具備人數武器上的優勢，雙方真要是立住陣腳，你一刀我一槍地比拚，蒙軍自然不是官軍的對手。
問題是人家偏偏不跟你這麼比。蒙軍所用戰法多為奇襲，也就是先出其不意地來一個攻擊，給你造成損害，然後打馬就走，溜之乎也。
蒙軍每個人都有兩匹馬，騎一匹休息一匹，騎的那匹如果被打傷或跑乏了，可以立即換上備用馬，以此保證他們的馬兒有足夠腳力。除此以外，草原上沒有正規的道路，不像遼西平原上有村落、樹木等作為據點或標誌，不常來往這些地方的人簡直沒有辦法走路。因為這些因素，蒙軍要麼不想逃，只要他們想逃，常見的情況往往都是：官軍這邊剛剛整頓好準備追擊，蒙軍那邊早已杳如黃鶴。
其實有時候若乾脆不追還好，怕的恰恰是若即若離，部隊被誘得緊追不捨。那樣的話，一旦跑到很遙遠的地方，各部就很容易和本隊脫離，從而導致嚴重後果。
張作霖親身經歷過這樣的險情。那一天，他和蒙軍一場鏖戰，蒙軍故技重施，打了就跑。張作霖帶著全部人馬跟蹤追擊，走了一兩天後，他才驀然發現指揮機構與各隊脫離了，周圍雜草遍野，各隊皆不知所往。
張作霖當時身邊不過才十幾個人，吹集合號沒人聽得見，鳴槍又怕被蒙軍發現，他們只好慢慢地找。過了不久，大家把乾糧差不多吃光了，餓了一天多，連困帶餓之下，人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張作霖年輕時餐風宿露，挨餓也是常事，他最擔心的是「總理」陶歷卿吃不消。
「總理」是指揮部門辦文案的人員，指揮機構內凡一切不直接屬於軍事作戰的事宜，例如公文、糧餉等，都由其負責，所以職位還是很重要的。張作霖非常尊重和關心文人，在他的思維裡，文人與武人不同，忍饑挨餓的生活是過不慣的，也決不能任由其挨餓。
張作霖身上還藏著一塊燒餅，於是他騎著馬走到陶歷卿旁邊，把這塊燒餅悄悄遞給了陶歷卿。
陶歷卿一看是燒餅，哪裡肯要：「統領（指張作霖）也一天多沒吃東西了，留著統領吃吧。」
張作霖擺擺手：「你不用管我，你吃吧。」
陶歷卿又要讓給別人吃，張作霖也不允許，一定要親眼看著他吃下去。陶歷卿沒辦法，只好一個人把燒餅吃掉了。
就這樣苦挨苦熬，他們才在一天下午找到各隊。聚齊後，大家在一個四面高、中間低的區域集合休息，因為認為這樣的地形能遮蔽敵人的視線，當下便決定就地過個夜。
就在其他人忙著搭帳房和埋爐造飯的時候，張作霖親自上馬，到附近繞了一圈。回來後，他召集所有管帶開會，說：「不能在這裡宿營，趕快上馬開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