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幫助張作霖改造和訓練軍隊外，楊宇霆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作為張作霖的代表，往返京津，與中央政府，或者更準確地說與段祺瑞一方進行聯絡。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覷的一股軍政勢力，在楊宇霆嶄露頭角的時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學也多已居於顯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樹錚就是一個。徐樹錚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楊宇霆要大一期，但兩人在性格、能力、經歷上極其相似，也特別氣味相投。同時，徐樹錚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賴的程度，甚至還要超過楊宇霆之與張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靈魂之稱。有了這層關係，楊宇霆聯絡段祺瑞，便只要與徐樹錚打好招呼就行了。
此時北京政府正爆發新一輪「府院之爭」，以總統馮國璋為首的府方與以總理段祺瑞為首的院方針鋒相對，政爭激烈。段祺瑞的國策主張是，在國際問題上積極參加歐戰，在國內南北統一問題上用兵以武力解決。對於前者，馮段無異議，後者則存在嚴重分歧，馮國璋主張和平解決，同時也是在假和平與段祺瑞爭權。
因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們這一派當時被稱為皖系，相對而言，馮國璋那一派多為直隸人，故稱直系。在直系的緊逼下，段祺瑞被迫再次辭職，時任陸軍次長的徐樹錚亦隨之辭職下野。
之後段祺瑞、徐樹錚反守為攻，通過召集督軍團會議，利用皖系和接近皖系的督軍之力，對馮國璋施壓。張作霖與段祺瑞關係密切，因此楊宇霆代表張作霖參加了督軍團會議，張作霖本人也致電馮國璋，認為「南方已無媾和之誠意，政府應下堂堂正正的討伐令，以挽救千鈞一髮之危局」。
馮國璋吃不消主戰派督軍的壓力，只得不情不願地發佈了湖南討伐令，但實際仍在暗中與南方進行和談。在這種情況下，徐樹錚想到了引奉軍入關助戰的策略，他對段祺瑞說：「僅靠我們皖系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制止直系和南方和談的，我看不如來個借刀殺人，借奉打直。」
徐樹錚隨後秘密前往奉天，他先與楊宇霆接洽，商量如何促成張作霖答應派兵入關，助皖打直。楊宇霆與徐樹錚一樣年輕氣盛，一心要幫助幕主擴張勢力，張作霖雖然也有此意，但他相對來說則要謹慎得多，畢竟出兵入關和站隊吶喊還是兩碼事，弄得不好極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把部隊乃至自己的前途都扔進去——想當初張勳復辟，要是他張作霖也像馮麟閣那樣傻乎乎地跑進關內，下場如何真不可想像。
顯然，要想打動一個政壇老狐狸的心，光靠三寸不爛之舌是不夠的。徐樹錚想起一件事，從前「府院之爭」相持不下的時候，馮國璋的謀士曾向馮國璋獻計，說只有擁有足夠的軍隊，才能在與段祺瑞的爭鬥中佔據優勢，也才能保住總統之位。馮國璋只聽了他的話後，便向日本購買了大批軍械。這樁買賣是徐樹錚在任時敲定的，合同約定日本人先將軍械運至秦皇島交付中國接收，然後再運至北京，不過直至徐樹錚卸任，軍械尚未起運。
為了打動張作霖，徐樹錚遂決定借花獻佛，他將軍械購買計劃告訴了楊宇霆，並讓楊宇霆鼓動張作霖截械。
當時張作霖所轄奉軍只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軍三個師，且所有裝備均很陳舊，張作霖久欲擴軍，只是苦無軍械。聽楊宇霆一說，他立刻產生了濃厚興趣，但同時也不免猶豫：且不說徐樹錚必定會有所索求，就是單單劫械一樁，就注定要和馮國璋及直系撕破臉了，以後再無退路。
玩政治有時候跟賭博也沒什麼兩樣，這一注下去究竟是好是壞，是福是禍，張作霖實無把握，一時間，他頗感左右為難。